论加大对行贿犯罪的处罚

我国当前行贿犯罪存在行贿数额大,行贿方式隐蔽,行贿花样繁多,主动行贿、多次行贿、连续行贿现象多等特点。人们对受贿问题关注度很高,却对行贿问题没有足够的重视,对贿赂犯罪的打击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这种"重受贿轻行贿"的处罚模式造成了不良后果,是贿赂犯罪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必须进一步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本文认为,为更好的惩治和预防行贿犯罪,首先要完善立法:将贿赂的范围从"财物"扩大到"财产性利益",进一步规范行贿犯罪"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增设财产刑和资格刑,增设反腐败相关法律;其次要严密法网,加大对行贿犯罪的追诉力度;再次是扩大宣传,引导全社会树立诚实守信、公平竞争和遵纪守法意识,减少行贿犯罪发生的社会土壤。     

惩治商业贿赂行为必须严厉打击行贿犯罪

行贿犯罪不仅是产生商业贿赂的重要根源,而且严重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践踏了国家法治和社会正义.介绍了建国以来我国关于行贿犯罪立法的历史沿革,总结了我国查处行贿罪的现状及当前行贿犯罪的特点,重点解析了行贿犯罪在立法上的缺陷,从立法上提出了关于完善行贿罪立法的建议:一是严密法网;二是充分发挥刑罚的威慑功能;三是对行贿犯罪采取从宽处罚原则,实行轻刑化;四是建立行贿人"污点证人豁免制度".     

论行贿犯罪行为

论行贿犯罪行为张天虹研究行贿犯罪的行为特征，对于正确认识行贿罪的社会危害性，准确认定和处罚行贿犯罪，以及完善我国行贿罪的刑事立法，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一、行贿犯罪行为的特征从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看，行贿犯罪行为一般均具有如下特征：１．主动性。即行贿人总...     

论《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十大重大修改和完善

《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作出了重大修改和完善,加大了惩处腐败犯罪的力度,进一步完善反腐败的立法规定,严密了腐败犯罪的制度之笼.贪贿犯罪由单纯的“数额”标准修改为“数额或者情节”标准;修改贪贿犯罪量刑幅度;废除贪贿犯罪的交叉刑;废除贪贿犯罪中绝对确定的法定刑;进一步扩大贪贿犯罪坦白从宽的适用范围;修改行贿罪处罚标准,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力度;增设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严密行贿犯罪法网;增设财产刑,加大对贪贿犯罪的处罚力度;对贪贿犯罪增设死缓期满后适用终身监禁;删除贪贿犯罪中行政处分内容.     

刑事政策视野中的行贿罪

本文从刑事政策角度来研究行贿罪.首先,介绍了国外、我国台湾地区及大陆关于刑事政策的基本观点,认为应对行贿罪刑事政策作狭义理解.其次,回顾了我国建国后实行的行贿罪刑事政策,将其总结为"厉而不严",并对该政策进行了检讨.再次,从行贿与受贿对合性和司法实践需要两个角度论述了重构我国行贿罪刑事政策的理由,提出应实现由"厉而不严"向"严而不厉"的转变,并提出了从立法上取消"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扩大贿赂范围以及完善行贿罪刑罚的建议.     

行贿罪之立法评判

行贿犯罪作为社会腐败的一大恶源，正被人们所认识和重视。对其应坚持打击为主，预防为重的原则。行贿罪的惩治和预防应从其刑事立法始然。其立法机理，表现于符合对向犯的单向对合关系；其立法缺陷表现为一般行贿罪中“不正当利益”法律用语的含糊，包括外延和内涵的模糊性；其立法完善应从“财物”法律范围的扩大、增设“感情投资型”行贿行为两个方面入手，以期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加大对行贿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     

对我国重受贿轻行贿现象的反思

贿赂犯罪一直都是我国刑事立法、司法和刑法理论关注的热点问题,但研究重心都更倾向于对受贿罪的研究,而在司法实践中,＂重受贿轻行贿＂的现象十分严重,在大多数案件中,受贿一方往往被处以重刑,而行贿一方却未被判刑甚至有的仍高居官位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人们对行贿罪的性质和社会危害性认识不足、我国关于行贿罪的立法方面存在一些缺陷、以及司法实践中＂辩诉交易＂因素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重受贿轻行贿现象的原因,以期能够对寻找改善该现象的有效对策提供一些帮助,进一步有效地打击行贿罪,从而从源头上遏制和预防贿赂犯罪,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社会的和谐发展与进步。     

国际社会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经验及借鉴

根据国际社会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应当从三个方面完善我国惩治商业贿赂的刑法规范:一是增设商业贿赂犯罪罪名,主要是增设对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但不宜增设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二是完善商业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将“贿赂”范围从“财物”扩大到“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对作为行贿犯罪构成要件的“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进行修改,删除作为被动收受型受贿犯罪构成要件的“为他人谋取利益”;三是借鉴外国立法经验,完善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刑罚体系,取消受贿罪的死刑,增加财产刑的适用种类和适用范围,增设资格刑。     

贿赂犯罪“预防型”刑法规制策略构建研究

贿赂犯罪治理由"打击型"策略向"预防型"治理策略的转型,是国际腐败犯罪治理经验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预防型"贿赂犯罪治理策略要求:在确立对贿赂犯罪实行"均衡性"治理理念的前提下,调整贿赂犯罪罪刑规范内容,慎重处理贿赂犯罪罪量因素的功能,删除行贿罪犯罪阻却事由;修正贿赂犯罪特别自首制度;增设企业预防行贿失职罪,科学设计其罪刑规范的基本内容,由此整体提升中国贿赂犯罪惩治的科学性。     

对我国行贿罪中几个问题的探析

在众多的职务犯罪当中,行贿、受贿犯罪是发案率最高、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危害最大、最受民众关注的。因而为分化瓦解犯罪分子,严厉打击贿赂犯罪,给人民创造一个和谐有序的生活环境。本文针对我国目前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行贿罪打击力度不够,犯罪客观方面和犯罪客体中行为对象在立法规定上的局限性等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预防行贿犯罪的方法,使廉政建设真正的落到实处。     

行贿犯罪执法困局及其对策

长期以来,由于"重受贿轻行贿"思想作怪,我国司法机关对行贿犯罪一直打击不力;惩治行贿犯罪的刑事政策亦模糊不清,甚至相互矛盾。此种状况,导致行贿人一再行贿,有恃无恐,结果是社会公正坍塌、公众普遍不满。这种状况之所以存在,既有社会心理方面的原因,也有立法、司法方面的原因。今后,我们应当大力倡导"惩办行贿与惩办受贿并重"原则,修正行贿犯罪的刑法规范,并努力提升查办贿赂犯罪的执法能力,切实遏制行贿犯罪。     

香港贿赂犯罪之立法特色及其启示

香港政府反贪污贿赂的成效举世瞩目，这首先应当归功于其刑事立法的合理性。与内地刑法相比，贿赂范围的广泛性，代理人贿赂、选举贿赂等特色罪名的设置，各类主体贿赂犯罪法定刑的一致性．行贿与受贿同等处罚，从严处罚涉及公共机构的商业贿赂犯罪，注重财产刑和资格刑的并科适用等，都是香港贿赂犯罪立法的独特之处，这些做法对内地贿赂犯罪立法的修改和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新形势下检察机关应加大行贿犯罪查处打击力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对腐败犯罪零容忍,相继查处了一大批贪污贿赂腐败分子,净化了政治、社会风气。然而在严厉打击贪污、受贿腐败犯罪同时,对行贿犯罪的查处打击力度却远远不够,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是刑法对行贿犯罪减轻、免于处罚规定的条件过于宽松。新颁布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对行贿犯罪免除处罚的条件规定进行了修改,严格限定行贿犯罪免除处罚的条件,从法律制度层面堵住了行贿犯罪逃脱处罚的缺口。新形势下检察机关应顺应立法修改意图,把打击行贿犯罪放到与打击受贿犯罪同样的高度,加大对行贿犯罪查处打击力度。     

论行贿行为的独立处罚——兼论行贿和受贿的对合关系

司法实践中对于行贿犯罪的打击不力,特别是在受贿罪不成立的情况下能否单独处罚行贿人,对此存在意见分歧,实践中倾向于不处罚行贿人。大陆法系和我国刑法通说将行贿和受贿解释为对合犯,无法科学解释实践中行贿和受贿之间对合的所有情形,容易产生歧义,故应当用对合关系而非对合犯来界定行贿和受贿的关系。在受贿行为和行贿行为只有对合关系的情况下,行贿罪的成立与否,只需要单独依托行贿罪的构成要件加以判断;在从行为方式上看可能成立对合犯时,也不意味着受贿罪的不成立就必然导致行贿罪不成立;在特定情况下,存在对行贿行为单独定罪处罚的可能。对行贿犯罪制裁不力与当前司法实践中为了实现受贿案件侦破而优待行贿人有关。受贿和行贿的法定刑设置悬殊不利于培养社会公众抵制行贿的法律意识。     

行贿犯罪查处难之实践思考

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行贿犯罪查处难的现实困境,大量行贿人没有受到法定的刑事追究。一方面是由于立法规定的“不正当利益”的主观要件难以把握,无法查处向国家工作人员“身边人”行贿的行为;另一方面由于贿赂犯罪的隐蔽性和侦查手段的落后性,侦查部门不得不过分依赖行贿人的言词证据以打击受贿犯罪,存在着司法利益上的交易。破解这种困境,一是要取消“不正当利益”的规定,将向利用影响力受贿人行贿的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围,加大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增加犯罪成本;二是要构建特殊的贿赂犯罪证据规则,提高侦查水平,减少对行贿人言辞证据的依赖。     

从污点证人的角度看行贿人的司法处理——兼谈《刑法》第390条第二款的适用

为了重点打击国家工作人员的腐败行为,我国《刑法》对贿赂犯罪中的行贿人给予了"有条件从轻处理"的立法待遇。在司法实践当中,也形成了"重查受贿、轻办行贿"的办案格局,然而这一办案格局从长远来看不利于有效打击贿赂犯罪,而且司法实践中对行贿人的处理方式也极不规范,难以纳入侦查监督的视野,与现代刑事诉讼法律理念相悖。本文主要从有效打击贿赂腐败犯罪的角度出发,对行受贿犯罪中行贿人的处理方式进行探讨,并认为将实践中对行贿人的司法处理从程序法角度加以规范应是立法改进的方向,而进而明确给予行贿人以"污点证人"的刑事诉讼地位则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当前查处行贿犯罪的困境／成因及对策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都有着“重受贿,轻行贿”的传统,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打击贿赂犯罪存在一定程度的一手硬、一手软现象,有相当一部分行贿犯罪分子没有受到法律追究和惩处,导致行贿行为屡禁不止。要有效地遏制贿赂犯罪必须在查处受贿犯罪的同时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从源头上彻底根治贿赂犯罪。     

试论行贿罪刑法规定之完善

我国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在刑法颁布。后曾先后又颁布了多个有关惩治贿赂犯罪‘的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打击行贿罪，清；除腐败现象，保障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Z经济体制的建立，目前的社会状况与制定。上述法律时的社会状况相比出现了很大的’差异，行贿罪的刑法规定也因此出现了立；法缺陷，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那些社会危‘害性已达到犯罪程度的行贿行为，无法适；用刑法追究刑事责任。针对这种情况，笔者。试从分析这些立法缺陷及产生原因入手，’对现行刑事法律规定的行贿罪之构成和刑罚的完…     

受贿罪立法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关于受贿罪的立法,在立法思想上存在着矛盾,对受贿罪的犯罪对象规定的范围过窄,对受贿罪与行贿罪的关系处理不当,过分强调受贿数额对受贿罪法定刑的影响。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刑法在惩治贿赂犯罪方面功能作用的发挥,有必要从立法层面上研究解决。解决这些问题,既是有效地打击贿赂犯罪的需要,也是我国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衔接的要求。     

通过部分放弃刑罚权的贿赂犯罪防控——对《刑法修正案(九)》第45条的反思

最近,行贿被当成了新的反腐突破口,由此催生了同等处罚行贿与受贿的观点,这一观点影响了刑事司法、立法以及反腐败的基本策略,《刑法修正案(九)》废除行贿罪的特殊自首制度与此不无关联.以责任为尺度进行衡量,受贿的刑罚应重于行贿,这一立场也与限制权力这一反腐的基本方向一致.在贿赂犯罪发案率高、惩罚概率低的社会现实条件下,应通过立法设置贿赂犯罪的特殊自首制度,免除主动交待罪行的行贿者的刑事责任,减免主动交待罪行的受贿人的刑罚,以放弃部分刑罚权为代价,提高惩罚概率,消化腐败存量.公正只是处罚的必要条件,不公正地放弃处罚并不违反责任原则.我国反腐败面临着特殊的难题,高廉洁程度国家的立法并不具备借鉴意义.废除特殊自首制度,不利于犯罪预防,是一种非理性的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