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关系。依法治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途径,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核心是要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可以从宪法、法治、立法、依法执政等多方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为此,应当根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强化法治权威和良法善治,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推行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在加快建设法治中国进程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我国地方法制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我国的地方法制问题是一个颇具本国特色的问题。对地方法制概念的界定,需要把握概念边际的确定原则。地方法制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决定并制约着国家法治化的进程。我国地方法制的研究范围包括地方国家政权机构的组成与职能分配的制度化问题、国家机构实施法律的方法与具体制度和权利实现的民间保障机制。强调指出研究地方法制,就是要把人作为法治建设的根本。国家制度越是健全,规则体系越是完善,群众参与制度建设的能力越强,国家就越是以人为本,越是把人当做人。所以,与群众最为接近的地方与基层的法制实践,才是法治国家建设的真正舞台。     

领导干部法治能力的内涵与路径探讨

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是当前国家治理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包括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当前,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要的就是要推进国家治理的法治化,而要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的提升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要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必须树立法治思维,树立领导干部的规则意识和契约意识,树立权利义务观念,坚持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双约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提升领导干部法治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法治化和现代化。     

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正法治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外在的契合。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决定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本体上和路径上就是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表征。现代法治为国家治理注入了良法的基本价值,包括秩序、公正、人权、效率、和谐等。现代法治还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善治的创新机制,在中国语境中,其基本特质一是以人为本,二是依法治理,三是公共治理。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第一,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有其必然性与重要性。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是     

地方公安立法质量提升路径探讨

随着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推进,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应完善包括地方公安立法在内的公安工作制度体系。目前,各地公安立法还存在体系不健全、可操作性不强、欠缺特色性规定、不能适应社会治安防范现实需要等问题。提高地方公安立法质量,有利于完善公安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有利于建设法治公安,有利于促进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有利于规范警务运行机制。为有效提高地方公安立法质量,必须树立社会治安治理立法理念,准确评估地方公安立法需求与效果,完善和规范地方公安立法程序,推进地方公安立法精细化。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所展现的战略定力

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方针以后,法制(法治)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对运用法治进行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越来越自信.中共十五大确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法治建设就成了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问题.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不仅是对西方法治外交的应对,更根本的是要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实现执政方式的转变,建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或者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不仅仅是一个战术问题,《决定》在很多方面都显示出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性思考,显现出是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战略定力.     

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制度逻辑、现实困境与法治完善路径

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是一次地方治理的深刻制度变革.合理配置央地立法权,推进地方立法权扩容,实现地方治理法治化,是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应然制度逻辑.基于这种应然制度逻辑梳理现实情况可以发现:立法权限规定模糊、立法资源配置不足和立法权功能异化等,是完善设区的市地方立法体制亟待解决的问题,关键在于确立人大主导的立法体制和制度改革的法治路径,这是构建国家法治新格局的重中方面.     

当代中国地方法治竞争的兴起:原因、意义及完善趋向

地方法治竞争的兴起,是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解释当代中国法治发展何以较为成功的重要范式。当代中国地方法治竞争的兴起,源于"央地"经济分权、国家法治的引领和流动经济的压力。地方法治竞争兴起的意义重大:一方面地方法治竞争有利地推动了当代中国地方竞争的正向化激励;另一方面地方法治竞争也已成为中国法治发展模式中较具特色的部分。当代中国地方法治竞争的兴起虽然意义深远,但也需要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加以完善:一是增强地方法治建设中法治价值的独立性;二是扩大地方法治建设的民主参与性;三是进一步推动经济要素流动以增强地方法治竞争的压力与活力;四是积极促进区域法治发展和区域法治竞争的形成以实现地方法治竞争的规模升级。     

浅谈积极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

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顺利实现意义非凡.辩证分析看待当前基层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运用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基层要求,从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法治思维能力和依法办事能力、基层法治工作队伍和全民法治观念入手,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胡建淼：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法治化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主要是“四化”,即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和文明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包括政府治理现代化,而且主要是指政府治理的现代化。因为政府是国家治理中涉及而最广的治理主体。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法治化,政府治理法治化的过程也是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过程。     

论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地方经济法治

地方经济法治是地方经济的法治化,属于法治和地方法治的下位概念.分权理论和法治的地方性是地方法治的两个支点.构建地方经济法治应秉承以地方分权为基础、以中央集权为主导的理念,具体表现为四个基本原则:保证分权体制的科学性与法治化,保障、促进并创新地方经济权力,剩余权力归地方,分权需以地方民主和必要的中央集权为基础和保障.地方经济法治有利于构建和谐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巩固并促进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相互关系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个概念在同一时空使用时,法治国家指整个国家公权力的法治化;法治政府主要指国家行政权行使的法治化;法治社会则主要指政党和其他社会共同体行使社会公权力的法治化。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相互关系是:建设法治国家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前提,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建设法治国家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建设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国家的条件;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社会的保障,建设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     

论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新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探索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法治体系，依法保障民族团结稳定发展的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法治思想丰富了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理论和实践，依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少数民族权益法治保障提供了中国方案，是发展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有力保障，是民族地区法治社会建设的行动指南，是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路径。要以中共二十大精神为引领，依法促进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法治保障、促进各民族“三交”“三和”法治化、加强边疆治理法治化、实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化、促进民族立法体系化。     

法治社会建设视域中司法行政的改革发展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上升为全党意志和目标,在我国法治史上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理论。从实践领域来看,社会治理问题仍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薄弱环节,司法行政机关需要以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为切     

地方治理过程中的政府角色--广西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实证考察

在地方治理过程中，政府承担着极为重要的职能，随着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法治化目标的确立，政府面临着角色转换的艰巨任务。文章实证考察了广西各级政府2004-2013年十年间实施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取得实效、面临问题，并以四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法治化目标为指导，分析了如何增强政府在地方治理过程中的能力和作用的问题。     

论法治中国的全方位建设

法治中国的全方位建设包括法治国家建设、法治政府建设和法治社会建设。法治中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四个概念在同一时空使用时,可以认为"法治中国"是后三者的上位概念。后三者是"法治中国"的基本要素。法治国家指整个国家公权力的法治化;法治政府主要指国家行政权行使的法治化;法治社会则主要指相对于国家公权力的政党和其他社会共同体行使社会公权力的法治化。法治中国等四个概念的相互关系是:建设法治国家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前提,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建设法治国家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建设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国家的条件;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社会的保障,建设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而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统一,就是建设法治中国。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解读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主题。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有力保障。法治体现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方面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杠杆。要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就必须实现国家治理理念、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方式的法治化。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因为法治是国家的法律之治、现代之治、有效之治、稳定之治、长久之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各个方面入手,深入开展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     

我国转移支付的法治矫正

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或者上下级政府之间事权与财权不对称,便会产生纵向财政不均等,进而影响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的实现。因此,中央政府需将一部分结构性剩余财政用于转移支付,以弥补地方政府财政的结构性赤字。在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形式众多,转移支付法制制度亦在不断完善,但仍存在着诸多缺陷。财政法治作为法治国家建设的内容之一,必然要求财政转移支付法治化。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应当依据法治的基本原则,完善相关的法律规范体系,规制财政转移支付行为。     

论法制统一与地方立法

维护法制的统一是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在我们这样一个经历过漫长的封建人治传统的国家,要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任,赋予地方一定的立法权是必要的。法制统一与地方立法既有一致的一面,也有冲突的地方。本文在分析法制统一的重要性和地方立法的必要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在我国法治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     

超大型国家治理中的地方法治试验及其制度约束

地方法治试验既能够激发地方政府的创造性,又能够科学有效地规范地方政府权力运作。竞争动力学理论从经济发展产生的内生性驱动和官员晋升锦标赛产生的外在压力两方面,解释了地方法治试验的动力机制。中国采取“政府集权+行政集权”模式在促进国家统一同时,扩大了国家的治理规模,增加了国家的治理负荷,引发了超大型国家治理的结构性难题。中央试图通过允许地方进行法治试验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难题。它能够在统护法律统一的前提下,及时调整中央集权与分权的程度。中央通过宪制约束、组织约束和政策调控等多种手段,加强对地方法治试验的约束,确保国家整体主义体制结构的实现。地方法治不是一个脱离中国整体法治而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一个具有强烈方法论意义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