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现代性与现代法律主体制度的健全

法律现代性的本质是在变化的社会情势下寻求确定性和秩序存在的基础,其直接要求就是法律文本的确定性。而理性构成了理解和建构法律文本确定性乃至法律确定性的根本手段。从宏观上讲,这要求我们必须建设一条超越形式法范式和福利法范式的第三条道路;从微观上讲,要以理性为基础确立自我负责为主、国家积极保护的公民身份制度;从直接要求上讲,这要求以权利能动为核心建立健全现代法律主体制度,特别是着力扩大公民身份范围、以权利能动保护公民的利益诉求、积极推进道德权利的法律化、建立健全公民身份的权利制度体系和拓展权利的实现机制制度。     

半月书讯

博弈与社会作者:张维迎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社会因人而存在,为人而存在。作为理性的个体,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都在追求自己的幸福。这是天性使然,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改变。但社会的进步只能来自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只有合作,才能带来共赢,才能给每个人带来幸福。这就是作者觉得人类应有的集体理性。但是,基于个体理性的决策常常与集体理性相冲突,导致所谓"囚徒困境"的出现,不利于所有人的幸福。除了     

民事法益的证成——以有限理性为视角

人类的理性是有限度的,这就必然导致有限理性下的立法具有不完备性。法律的不完备性在民法上集中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立法时基于立法者的有限理性,将某些利益遗漏,没有纳入到法律之中,从而形成了预见缺失型立法漏洞;二是民事权利体系的建构与利益生长性之间的矛盾。上述两种情况实际都导致了应然权利和法定权利的分离状态。在应然权利尚未上升到法定权利但是通过法律间接地予以保护之后,则表现为法益的正常状态。     

完善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

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以法律化、制度化的形式，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或减费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制度。它旨在防止贫困的公民在诉讼或其它法律活动场合中，因贫穷而失去有效的司法保护，因困难而损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它是为了缓和法律的形式理性同实质理性之间的张力而建立的。因此，法律援助的制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是否健全、司法人权保障机制是否完善的标志，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在西方，法律援助制度已经有五百多年的历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法律援助体系。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虽…     

关于东西方法律对复仇问题的认知

复仇问题在东西方文化都有着天然的相似,但是也有着明显的差异。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在各自历史地理条件下,顺着各自的路径进行着演绎,其中稳定而精华的就是本位观和价值取向。以复仇问题为端可以折射出东西法文化的差异,品析东西方法律各自独有的性格。东方社会重视群体利益,法律传承伦理道德文化传统,是以道德为本位观和以情法为出发点。西方社会追求个体权利秉承自然权利传统,崇尚法律以法律为出发点。但是似乎东西方法律又有着根本性的相同,这一点在复仇问题上表现明显。     

法学的入径与法律意义的创生──论哲学诠释学对中国法学与法治的可能贡献

哲学诠释学的诞生是西方社会经历了科学理性与规则理性的洗礼后重拾人文价值的产物,它对传统解释学中的技术与规则崇拜、主客体截然对立、解释结论唯一正确性等命题提出的反思意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开放的法意识形态和法解释观,它为内涵着建构科学理性与重铸人文价值双重使命的中国法学开辟了思想的入径,也为法律由抽象而具体、由静止而行动、由符号而意义化构建了开放性的平台。中国法治唯有在主客一体传统中植入规则之质料方能达致主客二元理性,方能拥获自己的理念根据、制度实体和生存质感。     

纳税人的权利知多少？

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在税法执行中取得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必须同时注重纳税人的义务与权利。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同时，公民应了解相应的权利，并懂得如何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我国目前普遍存在“重义务轻权利”的不合理现象。虽然我国《税收征管法》赋予纳税人权利，但纳税人对自身应享有的权利却知之甚少。对纳税人权利进行确定和保护，成为我国税收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公法权利视角下的城市空间利益争端及其解决

应当以公民对城市空间的公法权利而不是私法上相邻权作为分析、解决城市规划许可所引发的城市空间利益争端的起点。该权利源于《宪法》上的城市土地国有制,核心是公民对城市空间的公平分享权,即为满足基本生存需要而利用国有自然资源的基本需要型公平分享权与超越基本需要通过公平竞争程序分享国有自然资源的发展型公平分享权。我国当前城市空间分配法制仅仅保障前者而不保障后者。要彻底解决城市空间利益纠纷,需要以发展型公平分享权而不是基本需要型城市空间使用权为基准完善行政规划许可听证程序,从而保障和落实公民参与城市空间利用规则形成过程、形成空间分配决定的权利。     

古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初探

古希腊哲学作为西方哲学的源头,开启了西方理性主义的大门。古希腊哲学被视为理性主义的洋洋襁褓,孕育着理性的萌芽与生成。本文指出,对古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的研究,无疑是理解当代西方理性主义的生成和发展的重要途径。     

论西方近代自然法观念及现代法治价值

西方近代自然法是在承袭古代自然法思想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系统的自然法理论.这一理论十分强调理性、权利本位和权力制约.所有这些对于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培养权利意识和确立公平、正义的法治价值观念,进而对我国当代法治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侦查行为与隐私权保护的关系

在刑事侦查中强调的对人权的保护已经不仅仅指"物理性"人身保护而且还包括体现"精神性"内容的隐私权.侦查行为是为了揭露和惩罚犯罪而设的必要的强制手段,是国家行使公权力的重要方式,其保护的是公共利益和群体利益,是具有正当性的国家行为.为了维护整个社会的安全和稳定,不可能照顾到每个个体的自由权力和隐私权,甚至有时还要牺牲个人的隐私权利.侦查行为与隐私权存在着天然的冲突性,但二者之间又必须进行平衡.一方面必须保证政府的足够的取证能力,从而维护公共的利益;另一方面还应防止政府肆意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力.为了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免受国家侦查权的侵蚀,国家侦查权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达到侦查行为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实体真实与程序真实、维护秩序与追求自由之间的平衡.     

马克思法哲学的变化及其启示

马克思对法的本质的认识有一个从理性主义的认识到唯物主义的认识的变化过程,这种认识的确立是伴随着唯物史观的确立而一并形成的.其中对现实社会的深切关注以及对社会生活的研究是形成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法的合理性不是来源于理性,而是由社会生活中的经济利益所决定的.     

论侵犯公民肖像权的构成要件

我国《民法通则》第100条规定:“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明确地将肖像权作为人身权的一种加以肯定,这充分说明每个公民都享有肖像权,并受到法律保护.肖像权是公民对以在自己的肖像上所体现的利益为内容的权利,与其他民事权利相比,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浅谈男性性权利在强奸罪中的法律保护

公民的权利具有普遍性,无论男性或者女性,每个公民都被赋予了相同的权利,就性权利而言,不仅是女性重要的人身权利,也是男性重要的人身权利,因此,男性的性权利也应得到保护.然而,我国现行<刑法>关于"强奸罪"犯罪客体的规定,明显缺乏对男性性权利的保护,这导致了当男性性权利受到侵害而求助于法律时会出现无奈和尴尬的情景.     

论程序正义与现代法律文明——一种基于程序正义理念的法哲学思考

在现代法律文明之中,程序承载着对于法治、自由、人权等价值目标的功能意义;而程序正义作为一种法律理性价值在公共领域的应用,保障着公民的平等自由,同时也是公民诉讼权利实现的前提之一。在这种意义上,程序正义可以说是现代法律文明的理性价值之渊薮。     

理性、前见与公正——法哲学的第三条道路

法律实证主义是十九世纪末以来在法学领域占有主导地位的法学。这一法学产生于启蒙运动所带来的主体性哲学和理性主义哲学的大背景之下。在一元化的真理标准之下，理性主义的真理标准是知识的确定性，客观性和普遍性。与理性认识不同的其他因素，诸如情感、价值判断等“前见”都被视为偏见而被排除在认识领域之外。法律实证主义秉持相同的标准，在法学领域追求法秩序的确定性和客观性，法律实证主义者不仅在理念上而且在整个法律制度的设计上都力图消除一切的法官的前见，在他们看来正义只有在以理性为保障时才可能被接受。本文沿着对法律实证主义的反思，在简要叙述十九末至二十世纪法哲学史的反思潮流的基础上，试图阐明哲学诠释学和法律诠释学作为这些反思中的重要路径之一，对法哲学的影响及由此所带来的法哲学的可能的第三条道路。     

民法公平原则的伦理分析

公平是民法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虽然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对于公平的具体定义有所差别,但从整体来看,公平是处理民事纠纷的一个重要准则,也是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考虑因素,不管是对于国家而言还是对于个人而言,公平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个人和国家发展追求的一个长期目标.每个公民都有权利追求公平,追求平等,因此国家应该充分的考虑公平这一因素,来制定合理的民法,使公民能够在社会中幸福的生活.     

探讨金融危机视角下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

金融市场是一个高风险市场,在每个理性人都追求利益最大化时最危险的不是个人风险而是系统风险,较易出现个体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故金融业需要国家干预,而现代国家干预以正当性、合法性为前提,于是干预金融市场的法律制度应运而生。文章以分析我国金融监管现状并借鉴美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为基础,对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构建提出了一些建议。     

从自然权利到基本权利

在古代希腊,现代意义上的权利概念是不存在的.按照哲学家麦金太尔的说法,在任何古代或者中世纪的语言中,都没有可以恰当表达权利的词语.从哲学逻辑上看,权利概念的兴起也必须以国家与社会的分野和个人主义哲学的勃兴为前提,而这种条件在古希腊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并未发轫.在古希腊文中,城邦、公民与公民权是同一个词,这意味着在古代希腊所谓权利和义务是没有区分的,都包含在公民的身份之中.但在古希腊的权利观念已经开始萌芽,它是通过希腊哲学家对于正义的探讨得以表达的.这些哲学家们非常认真地探讨过正义的概念,并在分配正义的基础之上,产生了"应得"的概念,这为权利观念提供了伦理基础.     

政府理性的演进逻辑及其现代性思考

政府理性与政府行动的价值取向及政府所选择的行政模式有关。政府理性是伴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和公共行政模式的转变而逐渐具备现代性的。政府理性在寻找现代性的过程中曾一度被市场理性淹没,又在管理主义之风盛行之下将自身的价值理性迷失,最后在与社会及公民形成的互动治理网络中通过公共协商的方式找到了现代性。现代政府的理性是公共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