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嬗变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是建立在人与人关系和谐基础上的人与自然的和谐。调整理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在我国特殊的体制环境下形成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对生态文明建设必然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应当是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下的正和博弈关系。因此,要加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应在增强国家能力的同时,努力加强社会建设。     

从“国家主义”到“强国家——强社会”:中国农民工劳权保护模式的转型北大核心

我国农民工劳动权一直得不到有效保护,与国家主义的保护模式休戚相关。该模式立足国家本位,以国家需要为基本价值取向,强调国家机制的全能性,面临伦理偏差、硬法能力不足以及社会自保不能的困境。根本破除此种困局,应树立善治思维、深化责任政府机制制度建设,重塑国家保护伦理;加固硬法保护强度、信度,发展软法保护机制,构建软、硬并举的混合法保护机制;培育社会主体,着力建构社会组织化保护机制,从而构建一种国家与社会彼此赋权增能的"强国家+强社会"的合作主义保护模式。     

从国家—社会关系看社会风险控制

社会风险不同于风险社会。社会风险能否控制取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性质和彼此的分工合作。在现代工业时代,弱国家强社会和强国家强社会是两种相对合理的国家—社会关系类型,这两种国家—社会关系类型在控制社会风险方面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这意味着必须从国家主义视角转换到国家—社会关系视角,才能真正把握相对于国家存在的社会概念,换句话说,只有将国家置于社会之中,强调社会力量和行政力量并举才能解决社会风险控制问题。此外,还需要调整国家—社会关系中权力、资源、影响力等方面的占有格局,将营造"健全的社会"作为社会风险控制的目标。在此目标下,社会风险控制应坚持自主、责任、社会信任等三项基本价值原则。     

基层社会管理中的政党在场:执政的逻辑与实现

基层社会管理具有政治性与社会性的双重属性。作为主体之一的执政党,应该首先处理好政党-国家-社会的逻辑关系。执政党不是要替代社会,而是要嵌入社会,是要激活社会的动力机制。根据我国国情,执政党的社会管理的实现路径主要包括:功能整合,构建"强政府、强社会"的社会管理格局;发育社会,培育社会组织的自主性;推广政府购买服务,拓展制度化的财政支持方式;授权社区,让群众性自治组织承担社会管理的相应职能等。     

我国社会组织的管理创新

针对我国社会组织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考虑实行社会组织分类管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建设,要求我们既要避免走完全由国家办福利(广义的大福利概念)的道路,也要避免把福利完全市场化的选择,应当发挥各类社会建设主体在福利事业中的不同作用。作为社会建设的主体之一,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方向只有在这样一个大框架下才能进一步明确。     

公民社会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现代政府对新生的公民组织来说,依然是处于强势地位,政府的侵权行为不仅侵害了公民的利益及其对政府的认同,它还动摇了政府自身的合法统治基础。实现政府管理的科学化、社会管理的法制化和人民生活的民主化,必须首先实现政府和公民的理性博弈。为了使公民社会组织得到健康的发展,充分发挥其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中国的公民社会组织必须重视并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一方面,要防止成为政府的附庸;另一方面要防止与政府产生不必要的对立。公民社会组织应当通过正规的与非正规的渠道,与政府及其领导人建立良好的关系,积极寻求政府的理解与支持,建立公民社会与政府、市场共生共强机制。民主体制下唯一良好的权力配置就是强社会与强政府共存;在这种格局下,政府有能力高效地工作,公民社会也足够强大以防止政府权力过度扩张而侵犯公民权利;双方中任何一方的弱小,都会产生严重的问题。     

建国以来我国社会治理的主要工具及其反思

道德教育、组织管理、意识形态控制、阶级斗争、法制规范,构成了建国以来我国社会治理工具体系的主要骨架,其内容是丰富多彩的,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我国社会治理工具的主要特点有三,一是寓于价值、制度和工具三者统一的社会治理体系之中;二是党政结构与群众参与相结合的产物;三是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中刚柔相济的政治智慧。这些特点深刻反映了中国社会治理的成功与问题。在应用社会治理工具时,我们应当从四个方面进行反思:一是不仅应当考虑党和政府的政治需要,而且应当尊重人的主体地位;二是不仅应当符合社会治理的现实要求,而且应当考虑社会治理的发展要求;三是不仅应当与基本国情相适应,而且应当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普遍要求相适应;四是不仅应当重视它的"工具"的属性,而且应当重视它伦理的属性。     

法治社会,从何“治”起

正法治社会建设不仅有着独立的诉求和丰富的内容,还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有效深度推进的基石;不仅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固本之举,而且是法治中国一体建设的重中之重。当前,在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中,还存在一些纠结,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与维权理性不足的矛盾,即是其中之一。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公权力机关退位、归位和理性再定位的过程。应当承认,我国目前的市场机制尚不健全,社会组织还不规范,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     

科学理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完整内涵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定位,应当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特定发展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特征,应当是社会全面性、整体性和持续性的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要求,应当是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发展转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应当既是现代化发展的阶段目标,又是实现中国社会长期发展目标的现实实践.     

构建善治型政府

正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和促进行政改革,以构建以社会本位为价值取向的政府与社会的新型关系,这就必然要求建设一个适应社会管理需要的善治型政府。(1)善治型政府应当是一个适度型政府。一方面,应当准确定位和全面把握政府职能,在"宏观管理、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能体系中,更加强化政府的社会职能;另一方面,应当建立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准则,保持政府管理的适度。(2)善治型政府应当是一个服务型政府。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国家制度能力探析

国家能力的集中体现就是一个国家的制度能力,中国叠加转型的社会发展际遇与现代化发展诉求迫切要求国家制度能力的提升。国家制度能力基于制度类型主要指制度构建能力、制度实施能力、制度更新能力、制度导向与选择能力等。国家制度能力提高既是现代国家成长的需要,又是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选择。制约国家制度能力提升包括利益结构、政府治理结构、政府组织及官僚体系、地方政府能力水平等因素,国家需要从转变治理理念、改变政府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进行现代国家制度建设、提升执政党执政能力和水平等方面来夯实和提升国家制度能力。     

论当代中国社会分化与政治稳定形态的变迁

社会分化是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也是政治发展的基本生态环境。1949年至今,中国社会在分化过程中经历了由政治强力整合形成的政治身份制结构到法定权利基础上的经济分层结构的转型,与此相适应,政治运行态势也经历了从集权型稳定到过渡型稳定的转变。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社会将逐渐发展成以中间阶层为主体的现代社会结构。这一社会结构将造就一个较为成熟的市民社会,推动着民主型稳定的实现。社会分化转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两次较大规模调整。“强国家—强社会”模式是保持政治控制、社会结构分化和政治稳态化三者间平衡发展的最佳可能模式。     

良性互动的政府与社会关系改革

政府供给与社会需求的天然矛盾,决定我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是一个长期过程。后发现代化国家的"身份和资源",决定了中国政府与社会关系变革的渐进模式。在"强政府与强社会"前提下,力争政府与社会关系调节的法制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以及调节手段的科技化和信息化,无疑是我国政府与社会关系改革的未来趋势。     

论我国的社会管理创新及其体制运行基础

社会管理是政治管理、社会自我管理合与分的辩证统一.如何在加强政府自上而下的政治管理,巩固权力合法性的同时,有效增进社会主体的权利,增强社会力量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以消除权力结构失衡带来的治理障碍,是我国社会管理创新需要深入探讨的一个现实问题.任何层级的管理都需要有相应的体制依托和运行基础,而管理体制的选择必须顺应社会发展潮流和现实的治理需要.实现社会管理创新,需要正确把握“强政府”、“强社会”的发展逻辑,构建相应的体制运行基础,其中特别要坚持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协商原则、管理主体行为的法治和规范原则、公共权力运行及资金使用的透明和公开原则.     

限权与规制:非营利组织的宪政解读

非营利组织的兴起是当代社会发展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实,这个现实背后的宪政意义更不容低估。非营利组织的宪政功效主要体现在:它能够通过整合社会成员个体的力量,加大市民社会在与政治国家博弈中的份量,强化权利对权力的制约;还能够通过分享公共管理权,以权力的形式来制约权力,从而保障和实现公民的基本权利。我国应当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创造制度空间,维护其独立性与自治性,同时也应将其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     

公益事业发展的社会组织参与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公益事业发展是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城市文明进步的重要内容。社会组织参与公益事业发展是社会治理的需要,也是公益文化建设和公益精神发展的促进。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参与公益事业的积极作用,要正确处理社会组织对公益事业的参与机制及公信力等问题。构建社会组织与政府的新型公益协作关系;探索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新渠道;提高社会组织对公益事业的参与能力;加强杭州特色的公益文化建设。     

国家与社会关系刍议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特征就是社会高度国家化。体制转换时期,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必然引起剧烈变动和重新调整 从国家与社会适度均衡和建设性互动关系的视角,来科学界定和把握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有益的。改革的思路必须超越放权让利局限,正确定位国家与社会关系,这就需要:创新政企关系,改变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职能和主体基础;发展社会中间组织,创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组织机构;提高国家的社会化水平,以社会约束国家。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

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既要立足自身实际,又要注意借鉴域外国家的有效做法。在意识形态建设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重视立法作用和政府主导,让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参与意识形态建设,并与宗教教育相结合。经过长期实践,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意识形态建设的规律性特点,包括依据政党制度不同而呈现不同趋势,意识形态斗争由政治之争转化为政策之争,灵活使用传播方式,宣传策略重视隐蔽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启示我们,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坚持核心价值观,倡导主流价值;要与时俱进,面向大众;坚持实事求是,符合具体情境;应当与社会组织开展广泛深入的合作。     

伦理关怀与社区文化建设

社区文化是伴随着人类社会进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形态 ,它为社区成员共同创造 ,体现着社区居民的价值取向、道德评价和感情色彩。社区文化建设作为一项提高社区文化整体水准的工作 ,在其进行过程中 ,伦理关怀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方面 ,应当成为当前社区文化建设往纵深发展的重点所在。本文认为 ,社区文化建设中注重伦理关怀 ,既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 ,也是社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需要     

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以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社会组织发展为例

社会组织在城市基层治理中有着独特的作用。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为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激发居民群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将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纳入社会建设总体格局。通过研究分析社会组织的发展,我们发现社会组织发展优势与不足并存:社会组织迅速发展的同时,质量有待提升;社会组织作用日益显现,但组织结构不平衡;组织人员数量多,但专业型人才缺乏。为进一步推动社会组织健康发展,需要加强社会组织中的党的建设;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增强社会组织活力;强化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打造"质量型"社会组织;加强社会基层治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