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府反身信任何以发生？——一个官员公民责任认知与风险感知的递归解释模型

政府反身信任表征为政府官员向公民向度的信任情感表达,其作为一种成本节省机制可形塑良好的官民互动与合作,并强化政府合法性。文章将基层政府官员作为观察对象,基于结构方程模型探赜了诱致政府反身信任发生的三组核心变量——官员公民责任认知、参与赤字、风险感知之间的统计学效应量与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基层官员的公民责任认知对政府反身信任具有直接显著影响;其次,公民责任认知也可塑造基层官员的公民参与偏好,而公民参与程度又会影响基层官员的风险感知,进而决定其是否要将信任委托于公民。基于此,文章构建了融摄微观心理认知与中观制度规约的“官员公民责任认知-参与赤字-风险感知”的政府反身信任发生与发展的递归理论模型,以期为重塑政民互信秩序、促成有效的官民合作提供理论思路。     

公共政策执行模式下的政府信任关系历史类型研究

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作为一种国家统治的整合机制,表现出使民众对权威和国家单向性、依附性顺从的功用。近代社会,官僚体系下政府运用法制管理社会所形成的工具性思维把政府信任关系纳入政府合法性问题的框架,在委托代理关系下形成契约型政府信任关系。在公共政策多中心执行模式下,多元主体通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实现合作治理。政府与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信任在合作过程中逐渐增长,促进了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的充分发育。     

政府信任关键问题的西方研究及启示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西方国家政府信任的普遍性、持续性衰退,政府信任相关研究成为西方政治学、行政学领域关注的核心议题。国外对政府信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信任的概念、影响因素与后果这三个关键问题上。首先,政府信任概念的界定、结构和有效测量,是讨论和研究政府信任的起点和基础;其次,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的验证和解释,是分析政府信任来源,探讨政府信任衰退的核心内容;最后,政府信任的后果,则是关注信任衰退背景下,信任/不信任对公共治理的价值、风险与作用机制。比较、参考西方政府信任研究的丰硕成果,将为我国的政府信任研究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     

我国政府信任现状及重建

政府信任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一种良性互动的政治关系，政府信任不仅影响政府自身的效率，对社会经济发展、法治建设和社会伦理都有重要影响。目前，我国政府在与民众的信任关系方面还存在管理理念、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等多方面的问题。要重建我国政府的公信力，就要从营造诚信环境、转变治理观念、建立民主行政、建立公正的社会制度和完善监督机制五方面着手。     

社会参与:危机治理范式的一种解读

危机治理已成为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能。建构政府与社会互动的危机治理模型、实现社会的有效参与,是处理危机的重要环节。政治文化建设和公民社会发育作为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土壤,同时也是危机治理机制运行的基础。本文试图通过对政府与社会处理危机应对措施的分析,探究危机中政府与社会的责任,阐述责任政府的危机治理效能,提供危机柔性管理的基本思路。     

合作型信任:政府与第三部门合作关系的基础

进入21世纪后,随着社会事务的复杂化,政府与第三部门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通过相互合作来进行社会管理。合作是以信任为基础的,政府与第三部门合作也应以合作型信任为基础。合作型信任与契约型信任、习俗型信任相比更有利于政府与第三部门的合作。为此,通过建立公共承诺机制,构建平等的对话机制,完善制度体系以及培育相互信任的社会文化来构建合作型信任。     

环境公共治理中的信任与协商——以浙江省海宁“晶科事件”为例

本文首先从信任的视角分析了浙江省海宁"晶科能源事件"产生和演化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环境公共治理的实现的路径是民主协商,而信任是环境公共治理中协商民主得以实现的前提,只有普遍信任才能够促进协商民主的实现而达成环境公共治理的目标。环境公共治理首先需要促进环境公共治理中普遍信任的实现。为此,政府不仅需要自觉建立多重的公民参与网络,鼓励公民积极参与环境公共治理,而且更需要自觉推进民主法治建设,以完善的制度保障建设普遍信任的社会。同时,公民和社会民间组织亦有责任协同政府共建社会普遍信任。     

公民参与视野下的政府信任差序化危机及应对

在西方的语境下,"距离悖论"问题广泛存在,即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高于中央政府;相较于西方,中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随着行政层级的降低而降低,即存在所谓的"塔西佗陷阱"。公众对基层政府的低信任度,不仅使得基层政府难以达到善治的目的,而且会增加改革的成本,增加改革被拖延或终止的风险。面对这种情况,吸收公民参与治理活动,监督治理进程,了解治理信息,分享治理成果,是修复信任障碍的有效路径。为此地方政府亟需通过公民参与,提高公民政府治理的制度信任、情感信任、过程信任和理性信任。     

信任与冲突:基于社会管理格局中政府角色认同的理论分析

在社会管理格局中,信任是公众与政府之间如何互动的一种反映。它包含两种形态:一种是信任连续谱上的分散分布,另一种是信任连续谱上的集中分布。社区居民在政府强势面前,会选择自己的特有行为方式—不明确表达、欺骗、讨价还价、抗争—来诠释他们与政府的信任冲突。政府角色认同获得的信任建构应该塑造两种制度化的机制:一个是基于平等主体的压力机制,另一个是基于制度化信任资源提供的激励机制。     

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制度化不信任建构

秩序建构的现代国家治理逻辑表明,信任构成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制度化不信任是信任的姊妹,也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客观情势。通过规范政治程序、保障公众权利、促进实现公共利益、增强政治体认感,制度化不信任对现代国家治理发挥着建构性的积极作用。基于此,应通过明确制度建设的理念前提、健全制度化不信任的常态机制、提升制度执行力等层面来实现信任质态和治理绩效的提升。     

培育社会资本 建设效能政府

在中国,行政效能一直是各级政府最关心和重视的目标,各级政府在提高行政效能方面也有一套比较熟稔的做法。然而,效能高并不等于效果好。在现代社会利益分化、价值多元的背景下,真正效能高且效果好的政府必须要善于发挥社会和市场自身的功能。而社会和市场是否能够有效配置资源、政府是否能够得到公众的信任和支持,都需要培育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具有提高社会信任程度、促进社会合作、降低交易费用、减少投机行为的作用,能够促进社会和市场正向配置资源,为政府施政创造良好条件。可以从三方面培育社会资本:一是建立严格的社会信用制度;二是切实保证政府自身的廉洁、公正;三是大力发展各类社会组织,提高社会的自组织程度。     

论风险社会中的行政问责制

2003年全国爆发的“非典”证明中国开始进入风险社会时期，风险社会对社会治理、政府的社会责任、追究政府及其官员责任的方式、政府及其官员承担责任的方式都提出了新的要求。风险社会中的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多元化，治理过程中权利与权力的尊重、协商与妥协形成了新的治理方式——复合型治理。复合型治理下的行政问责是一种复合公共责任，复合型的责任关系核心就是以实现共存为目标的公共责任。     

论政府信任关系的秩序功能——读张康之教授《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

秩序的供给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在分析社会的秩序需求时,会发现政府信任关系与秩序模式之间的关联性。在《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一书中,张康之教授在历史的坐标中把人类以及政府的信任关系划分为习俗型、契约型和合作型,认为在习俗型信任关系的基础上所造就的是权力秩序,在契约型信任关系的基础上则造就出了法律秩序,正在成长中的合作型信任关系将成为合作秩序得以确立的基础。习俗型和契约型的政府信任关系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权力秩序、法律秩序反映在各自的社会治理过程中,是以社会隔离的方式去强化社会的异质性的,它们分别反映出了制度的理性危机和道德缺失。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将扬弃既往所有的外在秩序追求,为确立一种有机性的、内在于人的和谐秩序提供支持。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不断提升政府社会风险管理能力

随着科技的发展进步,人类进入一个被称为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的世界。风险社会的严重后果凸现出对风险社会进行有效治理的重要性,而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也增加了政府社会风险管理的难度,面对风险社会管理困境,政府应勇于承担起治理责任,不断提高政府行为的前瞻性与科学性,并通过建立社会风险预警机制、完善相关法律体系等途径尽可能降低风险的不利影响,提高政府社会风险管理能力。     

“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的解析——关于央地关系一个新的阐释框架

当下中国,民众偏信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结构相当明显,这种政治信任结构虽然说明政权合法性依然牢固,但是地方政府缺乏民众信任却影响了国家整体治理能力的提高、社会政治稳定和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这种偏信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结构的形成原因是相当复杂的,文章从历史文化主义、理性选择主义和制度主义三个角度对民众偏信中央政府进行了解释,从政治图像、政治接触与经济增长机制三个方面对形成这种“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结构的生成机制和生成结构进行了解析。     

合作治理与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

合作治理是人类后工业化进程中的智慧选择,也是应对全球风险社会的理性思路。中国政党制度是以多党合作为其本质特征和独特优势的,借鉴合作治理的理论思维,推进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需要巩固多党合作的价值基础,保持政党之间的适度张力,增进各政党的信任,以及拓展政党合作的渠道。     

从主体多元化看城市管理模式的变革与完善

治理和善治理念应用于城市管理，成为构建城市治理模式的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城市治理是在复杂的环境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城市公民共同参与城市管理的方式、过程和机制。告别传统的城市管理，走向现代城市治理，最终实现城市善治，必须重新定位政府角色，改善政府管理，同时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和市民的作用．构建政府——非政府组织——市民三者信任、协商、合作的伙伴关系模式。     

地方政府间正式与非正式协作机制的形成与演变

府际协作是地方政府解决治理难题的有效途径,是区域治理创新的必然选择,目前已经形成了正式与非正式协作机制。基于制度性集体行动框架,交易成本和契约风险因素是府际协作机制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两种机制的形成在自主性程度上的差别也是两种因素的作用结果。随着府际信任程度的累计与变化,两种机制在府际协作关系建立、巩固和升级阶段中呈现出不同的结构与比重。2007-2016年间四川省各城市324条府际协议数据表明,府际协作正式性程度受信任程度的直接影响,呈倒"U"型演变趋势。目前该区域逐渐从协作关系巩固阶段进入升级阶段,协作机制从正式演变为非正式。为进一步完善府际协作,应尽可能地根据城市间的信任程度以及协作的交易成本和契约风险,选择适当的协作机制。     

社会资本视阈下政府公信力探析

提高政府公信力是全世界都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在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也要加强社会治理职能,重塑政府形象,营造政府和公众共同治理社会的和谐局面。本文从社会资本理论出发,认为以信任、合作、规范、社会参与为主要构成要素的社会资本能够有助于形成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针对政府公信力的研究现状,利用社会资本理论提出相应的对策,构建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持久的信任关系和互惠网络。     

公民文化视野下的政府信任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年的数据,通过多层次模型考察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居民对政府信任存在区域差异。在区域差异前提下,除教育程度、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变化等因素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外,社会信任对政治信任具有很大影响。可见,由于民众的社会参与而产生的社会信任会产生溢出效果,可以促进民众对政府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