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与我国的跨越对策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我国已经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由于收入分配差距悬殊、产业结构升级受阻、技术创新困难加大、人口红利减少以及社会事业与经济发展脱节等原因,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创新社会治理,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之坎攸关国家命运

正英美韩日等发达国家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拉美等发展中国家为何长期落入发展陷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助力中国成功跨越这道坎?本书在阐述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相关理论的同时,结合英、美、德、日、韩等发达经济体如何较早实现崛起与跨越的案例,从历史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我们应当通过对二战以来成功跨越与未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的比较,以新的生产函数框架,系统梳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如何应对劳动力增速下降与成本上升、如何应对边际资本回报率的下降,如何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以及如何防范金融危机爆发.这对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在未来少走弯路、更快地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对是否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和争论也益愈增多。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为何有观点认为中等收入反而会阻碍转型？中国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跨越＂陷阱＂？对已步入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正视并给出答案。     

以科学发展观助力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人均GDP已经突破世界银行的上中等收入标准,正式跻身于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历改革开放30余年高速发展的中国,未来面临更多全新的严峻挑战,要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需要转变发展思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中国制造优势化解未来挑战

未来10年。将是中国梦想成真的最后一段征程：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标准成为发达国家俱乐部成员，并历史性跃居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有关研究的梳理

中国需要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加以高度的认知和关注。尽管目前尚难断言我国正在陷入所谓"转型陷阱",但是需要承认,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跨越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也存在更多的困难,这使得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更为艰巨。     

避免“低质民主陷阱”

如果民主建设违背了自己的基本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反会落入经济停滞、社会动乱的"低质民主陷阱"。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不但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更要注意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无论是发展中国家的内部要求,还是发达国家的外部"示范",民主的呼声都会日趋强烈。这本无可非议。但如果民主建设违背了自己的基本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就可能落入经济停滞、社会动乱的"低质民主陷阱"。发展中国家不但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更要注意避免"低质民主陷阱"。西方的民主道路经历了漫长过程,其社会建设大体先于民主进程,其民主进程又继续推进社会建设。西方第一波民主化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化,资产阶级是第一个有能力和君主贵族分享权力的社会群体。第     

谈一谈中等收入陷阱

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看看那些在中等收入阶段停滞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的收入高于技术。大家通常的说法是一个国家虽然收入到了中等,但由于体制的限制、各种问题没有解决,生产力提高的速度放缓。因为中等收入,失去了与低收入国家的竞争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不下去。与此同时,又没有获得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于是,高不成低不就,低端产业和高端产业都发展乏力,形成产业空心化,掉入陷阱。     

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理论与实践创新

谈及"中等收入陷阱",很多人认为成为高收入国家或是发达国家,就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其实,"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陷阱的关键是工具理性取代了价值理性。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仅要有工具理性的视角,更要有价值理性的分析。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包括科学技术现代化,也包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现代化,核心是人的现代化,终极理想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民生经济发展推动“中等收入陷阱”跨越研究

发展民生经济,重在实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互动耦合。将民生改善诉求融入投资和政府购买决策,民生改善的价值追求就会在社会消费中得以体现,民生经济也就得以持续发展。民生经济促进"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是要在民生改善中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化解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是要以民生改善倒逼体制机制创新和政府职能转变,构筑"中等收入陷阱"跨越的制度保障。     

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中国已跻身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正在向高收入经济体转型。国际经验表明,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体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文章分析了中国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可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和风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问题,实现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成功实现经济转型,经济转型需要建立、发展新兴产业和产业升级,与此相对应要有创新能力和科技进步的跟进,而创新能力和科技进步依赖人力资本的积累,所以就主要问题而言,应对措施有经济转型和产业调整升级、创新和科技进步以及发展教育三个方面。     

“中等收入陷阱”属危言耸听

正当下经济下行原因有多方面,主要的:一是近年来欧美经济不济,中国对外出口受阻,外需明显减弱;二是国内产能过剩,调结构需要时间;三是中国已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GPD达56万亿,基数如此之大,增速放缓不足为怪。显然,以上这些因素皆与所谓"陷阱"无关,是特定时期的特殊问题。若硬性将这些问题与"中等收入陷阱"挂钩,无疑是庸     

中国经济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挑战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经济困境不再是一次简单的周期性调整，“宏观调控”所面临的形势将更加复杂，因为中国所面对的是至今为止很少有发展中国家能够成功逾越的一道门槛，即“中等收入陷阱”。何谓“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又该采取怎样的对策顺利渡过这一阶段？     

东亚突围各有妙招

在东亚地区，文莱、中国港澳台地区、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等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都较为顺利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例如，最具代表性的日本和韩国，都仅仅用了五六年左右的时间就轻松完成了3000～5000美元的跨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只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此外，以香港、新加坡、台湾为代表的新岁：经济体，在转轨过程中也迅速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     

还原真实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内生形成机制与外生性特征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将面临着怎样的命运,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还是顺利实现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目标？其关键因素在于东亚网络生产体系的生命力如何.东亚生产网络体系具有产生“中等收入陷阱”的内生形成机制,但人口红利的消失、要素成本的上升并不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因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在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能否像日韩那样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顺利地从中等收入国家跃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关键要看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格局是否会发生变化和逆转.根据中心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趋势,全球经济的总体格局在长期中不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东亚网络生产体系所受到的外部冲击不可能持续.因此,由外部冲击所导致的“中等收入陷阱”危机是可以避免的,以区域网络生产体系为依托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仍然具有发展潜力.     

整个社会应在一条船上同舟共进

谈中等收入首先要做好三个估价 对比较小的经济体而言,＂中等收入陷阱＂的意义及相应的对策,是容易回答的,但对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的经济体,如何理解＂中等收入陷阱＂及如何据此制定相关的政策就变得非常复杂。国内已有相当多学者的研究认为中国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5，属于世界最高水平的范畴。     

五大发展理念: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方案

中国要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并不仅仅是单纯经济指标的"跨越",而且是包括内部结构转型及外部关系处理的双重"跨越",这种"跨越"不仅具有"量"的意义,更具有"质"的意义。从历史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未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解决好内部结构转型和与世界经济良性互动的问题。"五大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道路的新探索,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方案:一是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并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过程,还包括解决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各方面的问题,需要将其看作一个系统工程;二是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依附"发展或"脱钩"发展的二元困境,强调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要妥善处理好本国发展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有多深

当前，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5600美元，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喜的是，中国保持了50余年GDP年均增速9．8％的纪录，当前经济增长势头依然强劲；忧的是，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各类陷阱己不同程度地凸显。9月13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与世行合作50周年座谈会上再一次表示，目前摆在中国面前的新问题是“中等收入陷阱”，     

新常态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征事实、大逻辑与理论启示

当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现有研究对这一事实的解释并不如意,一个重要的局限性在于脱离了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发展特征。中等收入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动机、投资方向、投资领域等,必须契合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是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践的理论诉求,它启示了中等收入新发展经济学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探索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