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法制研究评析

夏、商、周法律史料扑朔迷离,因而给先秦法制研究造成很大困难,以致出现了一些误说,且流传甚广。作者就其中五个问题进行了探索,认为:汉初提出的”夏刑三千条”乃误说,其来源是《尚书·吕刑》和《书序》;《洪范》既不是夏代的法典,也不是所谓的“宪法”,而是古代探讨统计方法的政论文献;常被法学界引用的甲骨史料中的“刑”字应释为“丹”,而“辟’字应释为“孽”字;西周穆王时制定过法典《吕刑》,但《尚书·吕刑》则是后来依据西周官方档案整理而成的文献;现存《尚书·吕刑》中的“五过”是西周法典《吕刑》一专有术语,是《吕刑》刑罚体系组成之一,即赦免,最轻的处罚。     

《吕刑》试议

作者认为,《尚书·吕刑》篇并非吕侯所作之《吕刑》,而是关于穆王向诸侯大臣宣布《吕刑》时发表讲话的记载;吕侯当时制订的也不仅仅是赎刑,而是在“九刑”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一部新刑法;对《吕刑》不宜简单地说它是“重典”或“宽法”,而应该看到穆王晚年西周社会并非“乱邦”无需“重典”和《吕刑》又使法网更加严密这两个方面。     

中共高层的读书会

毛泽东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读书的一生.在战争激烈的岁月,他也没有间断过读书,而且还多次组织读书会,让多个人一起读书,并且让这种优良的读书作风在党内及全国发扬光大. 毛泽东第一次举办读书会,是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期.那时在师范学校求学的学生多是穷人子弟,没有多少钱买课外书籍,毛泽东就指导一些同学创办了读书会.他们组合几个人,每人买一部书,集中在一起,互相交换阅读.每年寒暑假,他还邀合几个同学住在一起,终日勤奋地阅读书报,有时集中讨论.     

中国法制史名词简释

立法史一、《吕刑》又称《甫刑》,是周代有关赎刑的一部刑书。西周初期,周穆王令司寇吕侯(吕国的诸侯)制作刑书,书成,遂称《吕刑》。《吕刑》扩大了赎刑的适用范围,五刑均在可赎之列,同时,又明确规定了罚金等级,使赎刑制度法律化。二、《法经》战国时魏国李悝所编纂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封建成文法典。《法经》以“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为指导思想,形成了盗法、贼法、囚法、     

古文献与古代法律二题

一、新见吕簋与“吕王作刑”《吕刑》为今文《尚书》中的重要篇章，在传世先秦古籍中曾被称引过16次，是探讨西周法制状况的基本资料。然而针对《吕刑》的版本流传和字词含义，历代经师分歧很大，争论颇多。近年来先秦金文、简牍新资料不断涌现，其中很多可参证《吕刑》中的有关内容，并发现以前未曾注意到的问题。本文以新公布的吕簋铭文为据，对聚讼已久的“吕王作刑”文句试加考释。《吕刑》首句日“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诘四方”，以此交待《吕刑》的制作背景。     

别论罪刑法定

罪刑法定的思想碎片和作用踪迹古即有之，且中西皆具。蔡枢衡先生在《中国刑法史》一书中详细地对中国古代贯彻罪刑法定的历史作了厘清。他从《尚书·吕刑》记载“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出发论证了五帝时代前期奉行“罪刑法定主义”。又从“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尚书·舜典》)的论述，同样得出五帝时代后期仍然采     

西周确立了我国古代的刑事诉讼制度

西周是我国奴隶制的国家,法律制度高度发展,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刑事诉讼制度。公元前九七六年,周穆王即位后命令司寇吕候(亦称甫候)制作刑书,后称《吕刑》。《吕刑》三章二十二项,它对西周刑罚的基本原则,尤其是刑事诉讼制度作了详尽的阐述,如:听讼制度、法官责任制度、赎刑制度、应用判例制度等。《吕刑》的制定,标志着早在二千九百多年之前的西周时代,已经确立了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比西方法学界誉为刑事诉讼法起源的《罗马十二铜表法》要早五百多年。从西周的出土文物中,有关诉讼制度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是研究西周刑事诉讼制     

《吕刑》在中国法律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吕刑》所反映的德刑并举治国思维及刑法制度与原则,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后世刑法的构建。在法律思想方面,后世社会的明刑弼教、乱世重典及贤人执法理念与《吕刑》有渊源关系,在法律制度,古老的五刑、五听与赎刑也是后世同类制度的嚆矢。《吕刑》中关于上下比罪、简孚有众、其刑上备等定罪量刑原则又分别成为后世的类推、据众证定罪及重罪吸收轻罪等制度的示范。     

我国成文法制源远流长——对《尚书·吕刑》的反思

作者针对我国春秋以前即使有法也无典和法不成文、不公开是我国奴隶制社会刑法制度的一大特点的说法,通过对《尚书·吕刑》的反思。认为《吕刑》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一部刑典,不仅成文,而且是公布了的;同时肯定夏之《禹刑》,商之《汤刑》和周之《九刑》都是我国早期刑典,《吕刑》的存在只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反证,由此可见我国成文法制源远流长。     

《吕刑》法律思想初探

作于西周穆王时期的《吕刑》是研究西周以至三代的法律制度与法律思想的重要资料.周灭商后,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制礼作乐",至成、康之时,天下已经基本安定.     

新资料和先秦及秦汉判例制度考论

一、先秦判例制度的形成 先秦时期为我国法律制度萌芽和发展的时期。据文献记载,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法律为西周的吕刑。吕刑应是西周判例汇编。如《尚书·吕刑》日：“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荆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吕思勉先生质疑：“案集先秦法律之大成者为法经,不过六篇,安得有三千或二千五百十条？” 又如《汉书·刑法志》载：“相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汉武帝时,“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君子怀刑及其它

最近读到两本《中国法律思想史》,一为法律出版社本(以下简称《法本》),一为黑龙江出版社本(以下简称《龙本》)。对该书有些问题的提法和理解,觉得有商榷的地方,现仅就“折民惟刑”和“君子怀刑”二题,略述管见如后。关于“折民惟刑”,《法本》说:“西周统治者一再宣称:‘折民惟刑’(《尚书·吕刑》),他们的刑法的矛头所向是十分清楚的。”又说:“奴隶主贵族根据‘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原则,一贯认为‘折民惟刑’     

数罪并罚的历史探讨

数罪并罚是我国刑法的重要原则,对于它的产生和发展作历史的考察,将有助于大家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作进一步探讨。本文就此谈点管见,有正于大家。一、数罪并罚原则的历史沿革《尚书·吕刑》记载:“下刑适重,上服。”贾疏说:“下刑适重者,谓一人之身,轻重二罪俱发,则以重罪而从上服,令之服上罪。”诸所罪罚者有权宜,当临时斟酌,不得雷同加重。”《吕刑》又载:“其刑上备,有并两刑。”孙星衍疏:“其刑上备者,具列爰书上之勿增减罪状也。”它是指一个行为人同时被指控犯有轻重两罪(数罪),此时只按重罪之刑处罚(并罚),重罪吸收轻罪。据考证。《吕刑》制作年代大致为西周后期。可见,数罪并罚原则早在西周以前的奴隶制法中已略见端倪。     

编读往来

首先感谢大家能给我这个机会,谈谈自己一年来阅读《检察风云》杂志的体会。说实在的,我服刑多年,在监狱组织的各种读书兴趣活动中,看了不少书刊,但还没有像《检察风云》这本杂志这样能吸引我。因为《检察风云》无论从内容、形式还是从其他角度去分析,都有很多吸引读者的地方。它不仅向人们宣传了法律的尊严,而且向人们阐述了做人的道理。对我们服刑人员更有其特有的宣传作用。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我学习《检察风云》的第一个体会。关于法律面     

咸丰帝“考”出思想家

清朝咸丰年间,吴县（今江苏苏州）有一个人中了进士,以翰林编修进入南书房任职,类似于现在的书目编辑.一天,咸丰皇帝询问他：“你闲暇时常用什么方式消磨时间？”这人回答道：“我闲暇的时候读《汉书》.”恰巧咸丰皇帝当时也在读《汉书》,听到他的回答很高兴.因此便谈起书中说诗解颐的内容,谁知这个人原来并没有读《汉书》,一时间惊慌失措,答不出皇帝的问题.咸丰皇帝顿时感到非常恼火,命令他回到原籍读三年《汉书》再来复职.     

高官辩护律师高子程

《悬崖边的辩护》一书的出版，让高子程很恼火。书中提到了高子程代理的一些重大案件以及相关的连带内容。书的作者为“高子程”，但是高子程告诉《法人》记者，自己并没有出相关书籍，并开始准备用法律维权。很少有人知道，这位聚光灯下的”高官刑辩大律师“，在上世纪的80年代，他打交道最多的，不是高官，而是各种矿石。     

《吕刑》初探

<正> 《吕刑》见于《尚书》。《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籍。相传由孔子(公元前五五二至四七九年)编辑而成。《尚书》中的《盘庚》、《微子》、《金滕》、《康诰》,《梓材》、《多方》、《立政》诸篇,虽然都有关于我国古代刑法的记述,但是东鳞西爪,点滴零星,《舜典》所载也只是舜制的一个要点,①只有《吕刑》一篇才是言刑的专著。其它古籍对从尧舜时代至东周这段历史中有关刑法的记述,缺乏专篇。     

再看《比较宪法》一书——为纪念钱端升先生百岁冥诞而作

<正> Ⅰ钱端升(1900—1990)先生是我的前辈。我与他也无甚交往,仅在个别会议上有幸与他得识,讲过一些寒喧的话。但我在抗战时期上大学读书时就已知道他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学家、法学家;那时我学宪法课用的教材就是由王世杰与他合编的《比较宪法》一书。1949年初我在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开过一门“比较宪法”的选修课,也指定上述《比较宪法》作为教材。1954—1957年间我在北京大学法律系主讲《国家与法的理论》课时,有时也将《比较宪法》作为备课参考材料之一。以后我在撰写《美国政治制度》一书(198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曾参看该书。在我近年来发表的《比较法研究》(199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在比较法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这一标题下曾讲过,在民国时期,“在有些大专法律学校中,也开设     

平等与自由的冲撞——有关德沃金与麦金农的论争

读书会使人心存畏惧。基于当今中国法学出版空前繁荣之表象与阅读缺失悲哀之实在,基于阅读对写作者思想训练之重要,基于笔记形式可以消解阅读与写作之隔膜,我刊经过筹划,从2006年第2期始开设“读书札记”栏目。本栏目的定位,与基于“学术的有限性”而必须严肃地评价或批判已有知识为基本手段的学术书评栏目不同,“读书札记”栏目是书写者对问题探讨的基础性工作,是对已有知识的深化,是对特定学术传统下学思的梳理,是严肃性学术批评和学术写作的准备,它体现的是阅读者对知识与书写的双重欲求。作为固定栏目,我们需要的读书札记应当符合:(1)阅读的文本是和“法”相关的书籍或文章。(2)读书札记自然不能脱离原书,否则便是自发议论。清晰理解文本并厘清作者的表达意思,这是本刊所要求的。(3)读书札记应能够反映阅读者本人的知识背景以及其自身的学术素养和知识积累,并非完全对阅读文本的摘录。(4)机智优美的文风,清新明确的文字是我们希求的表达风格。既为读书札记,当是心灵的漫游,其文字可以生动一些,感性一些。本栏首篇读书札记刊登羽戈“平等与自由的冲撞———有关德沃金与麦金农的论争”,以求方家指正。     

半月书讯

不必读书目作者:刀尔登出版:山西人民出版社人们津津乐道《山海经》、家喻户晓的三国水浒西游、童叟皆知的三字经、还有堪称文学巅峰的红楼……将近50部古籍书目,都在作者的不必读目录中,是作者太狂妄?其实不是,不必读书目,看着有些危言耸听,显然有更深的意图:不必+读?还是不+必读?后者才是作者的意思,也就是这些书不是必须读的而已。就如作者说不必读《老子》那样:"一本《老子》书,不过几千言,文字漂亮,但你并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