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骨》:修复“中国法学传统之记忆”

陈夏红是一位着迷于抢救历史的学者.综观他以往的著作,《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法意阑珊处:20世纪中国法律人自述》《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仿佛能看到他在大量古旧书籍中不厌其烦地翻阅档案或忠实记录受访者每一句话的身影.他像修复文物一样,将散落各处的残片汇在一起,清洗、粘合,尽可能恢复之前的模样.只不过,陈夏红“修复”的是中国法治进程中一些重要人物的生平.他试图还原部分被湮没的历史,重构“中国法学传统之记忆”.     

傅思元翔:总裁班的法律老师

2015年10月21日,记者有幸应邀参加了傅思元翔于北京恒华国际商务中心举办的“法律人演讲技巧”讲座.演讲中,傅思元翔妙语连珠、风趣幽默,台下不时爆出阵阵掌声.听他演讲的学员一般都知道他是律师出身,但很少有人知道以前他是一个性格腼腆、胆子很小的人.能走上演讲之路并把自己锻炼得才思敏捷、胆大幽默、口才极佳,傅思元翔走过了一条极其艰难的求索路.     

陈立元:用镜头纪实的律师摄影人

陈立元,1951年6月出生于北京,祖籍辽宁省抚顺市.“个子不高,忠厚内向,但是心里有大情怀.”这是陈立元对父亲的印象.因“九一八”事件,日本人侵略中国,他父亲少小离家,流亡关内. 陈立元的父亲是一位桥梁工程师.因为经历了国破家亡,他参加工作后,将全部热情都用到了为国家建设出力上,没日没夜地工作.陈立元记得,父亲在世时爱唱三首歌:《满江红》《松花江上》《歌唱二郎山》.至今,他还能回想起父亲的歌声.陈立元深沉地说:自己成长中的国家意识、爱国情怀、为人处世的方式,很多是从父辈那里传承来的.     

佟柔:中国民法先生的学术勇气

作为新中国民法开创人,佟柔被学界公认为“中国民法之父”.然而,他自己最喜欢的别称是《民法通则》颁布之初到中国进行学术交流的美国法学家史蒂芬教授的一句戏语:“佟教授,我们应该称呼您为中国民法先生.” 法学之路 佟柔,满族人,于1921年6月20日出生于辽宁省北镇县,幼年时家境艰难.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走上了法学之路.     

以人为本与法治理念的提升

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①。这一重要思想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文观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者一向重视人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马克思指出:“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②,“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③,人作为主体不能不把自身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和标准,视自己类的需要为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具体到国家和法,理应是“以人为本”,从人…     

莫让“病人”给人治“病”

《伊索寓言》里有一则故事：一只青蛙从洼地里潮湿的家蹦了出来，大声对所有的野兽宣称：“我是一个医术高明、能治百病、博学多才的医生！”一只狐狸问他：“你连自己的跛足和起皱的皮都不能治，怎么能给别人治病呢？”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病人”给人治“病”，别人是不会接受的。同时，“病人”也根本不可能给人治好“病”。然而现实中却不乏类似“青蛙”这样的人，他们本身是“病人”，却处处以“医生”自居，要给别人治“病”。原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有一句最为人称道的廉政格言。他说，“钱”是什么？“钱”就是两个持“戈”的士兵守…     

“一毛不拔”中的思想光辉

“一毛不拔”，语出《孟子》，是孟子攻击杨朱的话。《孟子·尽心上》中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意思是：“杨子主张为了自己．哪怕拔掉一根毫毛就可以对天下的人有利，他也是不干的。”     

巴结

他第一次在公司中层干部会议上讲话。他自己感觉并不精彩，甚至有的地方词不达意。但散会时却有一些人围了上来，恭维道：“你讲得太好了！”“以前，从没有人把公司的现状分析得这么透彻。”“你提出的技改方案真好啊！”凡是恭维的人，都希望他能看看自己，记住自己……他有点不知所措了，感到茫然。20余年了，他一直在基层工作，八十年代初开始参加了几届《鸭绿江》函授学习，从此，爱爬格子，有机会在公司办的刊物上发表点言论，还有几篇“豆腐块”文章见诸报端，可人们从没有这样看重过他。这次调整领导班子，他居然当上了副经理。大家…     

“大盖帽”里的“牛二”现象

牛二是何方人士?读过《水浒传》的人都知道,此乃“京师有名的泼皮”。《水浒传》里描写的“泼皮”甚多,牛二当是其中的“佼佼者”,“专在街上撒泼行凶撞闹,以致满城人见了那厮来都躲了。”不过,牛二固然刁蛮凶悍,但他之所以能长期在大街上摆谱扎势,实在是封建时代法治无存所致,若是换成现时的“开封府”,这个瘪三恐怕早就被“押入大牢”了,如何能熬到杨志去了结他性命的那一天?     

心理学分析:为何有人见义不为?

什么是“义”?我们都希望自己在危难之时,有人能见义勇为。我们也希望自己可以拥有英勇的精神,能够见义勇为,救他人于危难之时。但是,在现实中,见义不为的事情时有发生,甚至不时会发生东郭先生与狼、农夫与蛇的故事。既然我们希望看见见义勇为,不希望看见见义不为。那么,什么是“义”?《孟子》中说道:“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对这句话进行简单理解就是,“仁”是我们安居之家,是我们向往之地;“义”是我们“回家”的正路。我们望文生义,可以把“义”字理解成歧途中的正路。     

总理也被监督感言

“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这是朱镕基总理视察中央电视台时,对《焦点访谈》作用的肯定.他说:“‘焦点访谈’开播以来,我是一名热心的观众和支持者.”“我本人也属于监督的对象.”朱总理作为国务院的最高领导,虚怀若谷,欢迎监督,愿把自己当成被监督对象,为公仆接受监督做出了榜样.同时,他还说到,对于舆论监督,也不是大家都欢迎,有少部分人就很头痛.     

论窝藏、包庇罪的对象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310等的规定,窝藏、包庇罪的对象就是与其事前无通谋的“犯罪的人”,、但对此处“犯罪的人”不能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的规定来理解。而要正确地理解“犯罪的人”．主要是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对“犯罪的人”由谁来判断？二是对“犯罪的人”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客观上看我们赞成犯罪嫌疑浓厚的人才是“犯罪的人”的观点,只不过这里“客观上看”应理解为．行为人特剐认为或社会普遍观念认为。、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本文结合刑法理论．对一些特殊的窝藏、包庇行为进行解析.     

德国酒店为何不欢迎中国人

2013年7月9日，德国《明镜》周刊刊登该刊旅游编辑斯戴凡·奥尔特的亲历文章，题为《旅馆的中国人警告》。据奥尔特称，他最近在德国巴伐利亚一家酒店办理入住手续时，当面收到一张“中国人警告”，上面写道，“其他客人请不要受到中国人吧嗒吧嗒地吃东西声和打嗝声影响，因为这是中国吃文化的一部分”，“如果想静悄悄地吃早餐，请在8点以后来”。与此同时，奥尔特在文中称，第二天早上6点半，他来到餐厅，看到中国游客用勺子拍打小面包，拿了椒盐脆饼后又放回去，蹩脚的英语让人很难理解，也没有对服务员说“请”和“谢谢”。一位厨房员工偷偷地对一名德国客人说：“他们走时，我会很高兴。”     

朱镕基为何重用反对他的人

“敢于当面反对、使我下不来台的人，我会重用他。”日前，《朱镕基讲话实录》的出版发行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而上述话语则被视为朱镕基四大经典语录之一广为流传。笔者对这句话深以为然，领导干部重用“敢于当面反对自己、使自己下不来台的人”，是一种大智慧。     

论一人公司的风险控制——兼评新《公司法》有关一人公司的规定

一人公司的生命力使一人公司能得到新《公司法》的明文认可。新《公司法》对控制一人公司风险的规定存在缺陷,解决缺陷的途径是建立实质一人公司规制制度和自己交易行为规制制度,从而实现对一人公司的风险控制,即保护一人公司债权人的债权。     

“反烟第一人”张跃的“名声”官司

登报纸、上节目对号称“中国反烟第一人”的张跃来说,已经成为他除了到街头反烟的另一种衍生习惯。但让张跃没想到的是,在2012年6月,他受江西电视台《深度观察》栏目组的邀请,就他的全国反烟事迹以当事人身份参加节目录制的经历,会让他陷入除了反烟战争之外的另一场“名声之战”。     

秦始皇的法治宿命

最近迷上了电视剧《秦始皇》。透过一部电视剧，观众对秦始皇的解读各有不同。有人看到的是他的雄才，有人看到的是他的武略，有人看到的是他的暴戾，有人看到的是他的无奈。但作为一个法律人，在我看来，最值得细细品味的还是秦始皇身上的那股特殊的“法”味。     

唯有爱可以治疗邪恶

美国心理学家斯考特·派克在其名作《心灵地图》（The Road Less Traveled）的开篇，说了一句非常令人震撼的话，他说：“人生多艰。这是个伟大的真理。”的确．如果每个人都能停下奔波的脚步，反思一下自己的生活．就都会从内心深处体会到“人生多艰”这四个字的含义。     

比尔·盖茨也是“富二代”

长期以来，比尔·盖茨一直被中国人当成白手起家创业的典范，介绍他奋斗的事迹连篇累牍见诸各类报刊。事实上比尔·盖茨不仅是典型的“富二代”，而且也是“官二代”，他之所以能成功，除了自己的天赋外。很大程度取决于家族人脉网络的鼎力相助。1973年，比尔·盖茨考进哈佛大学，当时，他父亲威廉·盖茨是西雅图的律师学会会长，母亲玛丽是华盛顿大学的董事长，姐姐克里斯蒂是华盛顿大学学生管理协会成员，这是一张不可小视的家族人脉网络。当比尔·盖茨将自己计划立即退学、创建微软的决定告诉父母后，     

法律经济分析：可能性及其限度

随着近代“主体哲学的转向” ,人的主体性开始确立 ,于是“价值”一词首先被一些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使用 ,而任何事物的关键似乎也仅在于其对人是否有价值 ,是否能满足某种需要 ,这种最初的经济思考方法相伴着经济学的日益成熟 ,慢慢扩展到其它领域。早在 18世纪时 ,贝卡利亚 (Ｂｅｃｃａｒｉａ)就在其名篇《论犯罪与刑法》一书中 ,对刑法做了一个初步的经济分析。到了 19世纪 ,功利主义大师杰里米·边沁 (ＪｅｒｅｍｙＢｅｔｈａｎ)同样在《道德和原则原理导论》、《刑法的原则》中应用了这种经济分析方法 ,他对一些涉及法律的问题做了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