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检监察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的衔接机制研究一以新《刑诉法》第52条第二款为视角简

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党政干部违法违纪案件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现相关人员涉嫌犯罪的事实,由此形成的纪检监察证据便成为了刑事司法证据的重要来源.基于法理依据和司法实践的需要,纪检监察证据有必要通过一定的规则衔接转化为刑事司法证据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与此同时还应完善相关的配套机制,以求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     

司法实践的新观念——纪检监察证据向刑事证据的转化

纪检监察证据转化为刑事证据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面对的问题,这种转化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研究证据的转化问题,首先要正确认识纪检监察机关的地位和作用,保护个人权利和实现刑法目的的关系。在实践中,对实物证据和亲笔陈述的言词证据的转化只须进行程序性审查;谈话笔录的言词证据的转化要进行实体性和程序性的双重审查方法;纪检监察机关超越权限收集的证据不影响证据的效力,可以转化为刑事证据。纪检监察违法收集的证据一般不能进行转化。     

刑事证据的收集与认定

为了完善刑事证据收集与认定的相关理论并为刑事司法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文章针对刑事证据收集活动中存在的取证不全、单独讯问、程序不严格等问题,提出在刑事证据收集活动中应当遵循全面取证、合法取证、及时取证、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等规则。在此基础上,针对收集的各种证据,笔者从孤证不能定罪、验证关系需细节化和坚持排斥性原则等方面探讨了刑事诉讼证据的认定方法,以期为刑事司法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公安机关收集证据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当前,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浪潮正推动着公安刑事执法水平不断向前发展,然而部分侦查人员证据意识淡薄,取证能力不强等问题不容乐观,这在客观上制约了公安刑事执法水平的提高.主要表现在：重主观证据轻客观证据;重内容轻形式;重事后轻现场;忽视外围证据的收集.其根源在于司法理念落后,证据意识坚持"主观证据"和"客观证据"并重,迅速扭转目前的现场勘查观.     

两岸刑事司法互助调查取证 之证据适用冲突解决

证据是刑事诉讼保障人权的核心灵魂。完善两岸刑事调查取证方面的制度是推动两岸刑事司法互助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点。由于两岸刑事诉讼法证据制度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权益保障方面存在差异,导致两岸在依据司法互助协议调查取证程序及其适用存在诸多冲突。该文通过对两岸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制度的相关规定进行比较分析,为两岸在依据司法互助协议调查取得的证据能够得以明确适用,体现两岸刑事司法互助协议的实质性价值。     

试析刑事证据的法律性

在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尤其是当前刑事证据立法呼之欲出的形势下，进一步明确刑事证据的法律性问题，不仅对深化刑事诉据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指导刑事证据立法，在司法实践中强化办案人员的证据意识、增强严格依法收集、审查、适用证据的观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对刑事证据的收集

我国刑事诉讼法上规定的疑罪从无原则,实质就在于收集、固定和使用的证据未能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要求。存疑不诉和无罪判决案件的增多,究其原因,主要是刑事案件中收集、固定证据等相关环节存在一定的问题,导致对定案造成困难。文章结合司法实践,在对刑事证据收集的概念进行科学界定的基础上,提出了收集刑事证据的原则,同时指出我国刑事证据收集活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进行原因分析,最后提出相关完善建议,以期对指导刑事证据收集活动,揭露犯罪、打击犯罪有所裨益。     

关于证据立法的若干问题

证据立法成为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共同关注的问题。刑事证据制度是一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刑事证据法的内容应是对刑事诉讼法原有证据规则的补充和细化。证据立法应保留刑诉法中证据的定义,载明立法宗旨和基本原则,其中涉及侦查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证人作证,证据展示,非法证据排除,举证责任,证明标准,司法鉴定,简易程序中的证据运用十二个问题。     

证据侦查与证据审查

在刑事诉讼中,办案人员要从排疑的揣度上搜寻案件中的证据陷阱,注意发现伪证、黑证、孤证、残证,避免证据困惑;从思辨的向度上审查证据,通过正向思辨、多向思辨、逆向思辨、定向思辨来破解疑案、冤案、假案、错案;从证据规范和证据收集的维度上把控证据标准和采排证据,注意从证据采集的盲区中寻找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从法律真实中的负面误区中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从不计成本的司法特区中选定富含证明价值的证据。     

论刑事非法证据的法律效力

刑事诉讼中关于非法证据的效力问题,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刑事证据理论问题,而且还是一个严肃的司法实践问题,关系到司法机关的公正形象,也关系到人权保障及控制犯罪的均衡选择。制约非法证据效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各国的相关立法和理论也不尽一致。在我国,立法上对非法证据持否定态度,但对非法证据的效力尚无明确规定,理论界亦形成了多种主张和观点。因此,必须完善有关立法,并建立证据的庭前审查等相关制度。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问题与对策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诉讼法律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但该规则自诞生之日起,就争议不断。结合我国刑事非法证据规则的立法现状及司法实践进行探讨,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建议。     

非法证据排除的伦理分析

在刑事诉讼中,遵循正当程序与否是鉴别合法证据与非法证据最为重要的标准。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区分合法证据和非法证据的道德意义在于让人对正当程序产生一种尊重和信仰。在刑事司法实践过程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维护法律信仰和司法尊严,使道德主体的良知得到确认和升华。因此,我国有必要从道德现实出发,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职务犯罪证据认定问题浅析

我国刑事立法关于证据规定的缺失以及职务犯罪案件的特殊性、传统的取证方法的落后性是当前查处职务犯罪案件的瓶颈所在.尽快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立法是从根源上解决职务犯罪的证据问题的良策.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应注重收集间接证据、再生证据证明或补强原证据以认定职务犯罪.同时,应广泛采用录音录像等技术手段及时获取证据或有效固定证据.     

构建我国证据展示制度之管见

刑事证据展示是英美对抗制诉讼国家普遍性的制度安排,其价值在于维护程序公正,增强审判的实效。建立我国的刑事证据展示制度应结合我国司法体制的现状和对抗制诉讼的特点,建构一套合理的、便于操作的、给控辩双方提供平等享有证据资源的空间的刑事制度。     

试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

作为我国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高度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深入探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问题,对于完善诉讼立法,规范司法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剖析我国现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缺陷与不足的基础上,建议通过完善立法、明确非法证据的效力和配套制度的建立等工作的推进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证据制度国际性准则与中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

证据制度国际性准则是指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及有关国际性组织根据法治国家国内立法和国际公认的一些人权保障原则确定的,刑事司法中证据制度设计和运行应当遵循的最低限度规则。这些规则是无罪推定原则、证明责任、取证手段文明化、人道化、司法令状规则、证据排除规则。中国刑事证据制度理论上概括为“实事求是” 的证据制度。但立法对证据的规定很少,没有系统的证据规则,实践中随意性较大。没有规定无罪推定原则,证明责任分配不合理,其改革应着重在法治理念下,注重基本的价值取向和充分保护公民合法权益。     

浅谈刑事情报与诉讼证据的嬗变与演进

刑事情报广泛应用于刑事侦查中,尤其在侦查一些特殊的犯罪案件中尤为重要。但是并非所有的情报均能成功地转化并应用于刑事诉讼中去,如何合理、充分运用刑事情报,使其成功地转化为刑事诉讼活动中可资利用的有效证据,公安司法机关要从证据法学角度出发,辨析刑事情报与诉讼证据之间的异同,从而找出刑事情报向诉讼证据转化的最佳捷径,并对刑事情报的诉讼价值实现进行深入地证据法学分析,为今后构建我国刑事情报证据法律制度提供深刻的理论基础。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认定规则的反思与重构

对刑事非法证据的科学认定,是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以有效运行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刑事司法实践中贯彻实施该规则的关键。我国的刑事非法证据认定规则在实体构成与程序保障等方面尚存在诸多缺陷和弊端。合理重构我国刑事非法证据认定规则,应从其实体构成与程序保障两大方面着力。     

推进刑事电子证据取证行为的规范化

刑事电子证据的取证位于举证、质证、认证环节之首,直接决定着证明力的大小。当前我国电子证据立法及其取证规则滞后,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很不规范。为此,需要明确电子证据在刑事案件取证中的特殊适用规则,规范各种电子证据的取证行为,并完善电子证据的认证环节。     

证据法学视域中的检察官客观义务

胡常龙在《政法论坛》2009年第2期撰文认为，检察官客观义务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证据义务，检察官证据收集和运用的全过程都受制于检察官客观义务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我国证据立法的缺陷和不足以及司法实践过程中的证据运用的不当现象又对检察官客观义务的司法贯彻形成了严重的羁绊。完善刑事证据立法，根除实践中证据运用的诸多不当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