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刑事情报与诉讼证据的嬗变与演进

刑事情报广泛应用于刑事侦查中,尤其在侦查一些特殊的犯罪案件中尤为重要。但是并非所有的情报均能成功地转化并应用于刑事诉讼中去,如何合理、充分运用刑事情报,使其成功地转化为刑事诉讼活动中可资利用的有效证据,公安司法机关要从证据法学角度出发,辨析刑事情报与诉讼证据之间的异同,从而找出刑事情报向诉讼证据转化的最佳捷径,并对刑事情报的诉讼价值实现进行深入地证据法学分析,为今后构建我国刑事情报证据法律制度提供深刻的理论基础。     

强化公安侦查证据意识的几点思考

刑事错案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而作为证明案件事实重要依据的证据出错是其形成的主要原因.收集固定证据是刑事侦查之关键环节,是预防错案发生的首道关口.公安机关作为刑事侦查的主体,必须切实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职责把好首关,以强化证据意识为核心,切实转变执法理念,加强证据理论学习,注重证据客观分析,规范证据收集过程,强化科技手段支撑,有效减少或避免因证据出错而导致的刑事错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与司法的公正和权威.     

试析刑事证据的法律性

在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尤其是当前刑事证据立法呼之欲出的形势下，进一步明确刑事证据的法律性问题，不仅对深化刑事诉据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指导刑事证据立法，在司法实践中强化办案人员的证据意识、增强严格依法收集、审查、适用证据的观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对刑事错案形成原因的分析

刑事错案是指有新的证据证明公安、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错误追究无辜者刑事责任的案件.刑事错案的形成与证据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实践中导致错案的三种主要情形有:采用非法手段,特别是以刑讯逼供的方式获取口供;对现场勘验不细致,导致遗漏了重要的物证;对鉴定结论的轻信.因此,在实践中运用证据时要注意从以上三个方面入手规范认识和使用证据,以防止错案的发生.     

证据法学视域中的检察官客观义务

胡常龙在《政法论坛》2009年第2期撰文认为，检察官客观义务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证据义务，检察官证据收集和运用的全过程都受制于检察官客观义务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我国证据立法的缺陷和不足以及司法实践过程中的证据运用的不当现象又对检察官客观义务的司法贯彻形成了严重的羁绊。完善刑事证据立法，根除实践中证据运用的诸多不当做法，     

我国刑事被告人品格证据规则之探索

近年来,我国在刑事司法领域开展一系列制度性改革,其中"和谐司法"、"认罪认罚从宽"、"恢复性司法"等缓和性司法理念与制度正在全面铺开。某些缓和性刑事政策需要被追诉方的品格加以佐证支撑,以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度量。因此了解和审查被追诉方品格因素就显得很关键。品格证据可以对被告人刑事责任承担产生较大影响。故研究品格证据,可在理论上界定品格证据含义特征,探究域外规则发展路径,归纳我国建立该规则的可行建议,完善我国证据规则体系。     

刑事证据的收集与认定

为了完善刑事证据收集与认定的相关理论并为刑事司法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文章针对刑事证据收集活动中存在的取证不全、单独讯问、程序不严格等问题,提出在刑事证据收集活动中应当遵循全面取证、合法取证、及时取证、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等规则。在此基础上,针对收集的各种证据,笔者从孤证不能定罪、验证关系需细节化和坚持排斥性原则等方面探讨了刑事诉讼证据的认定方法,以期为刑事司法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纪检监察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的衔接机制研究一以新《刑诉法》第52条第二款为视角简

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党政干部违法违纪案件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现相关人员涉嫌犯罪的事实,由此形成的纪检监察证据便成为了刑事司法证据的重要来源.基于法理依据和司法实践的需要,纪检监察证据有必要通过一定的规则衔接转化为刑事司法证据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与此同时还应完善相关的配套机制,以求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     

冤案频发的制度拷问——论我国公诉证据标准的科学构建

近年来,刑事冤假错案的频频曝光使刑事司法的权威性与公正性面临着公众的拷问,这与我国公诉证据标准的立法缺失不无关系。应从增强可操作性、完善证据标准体系、发挥"疑罪不诉"制度的功效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公诉证据标准。     

关于牢固树立刑事证据意识切实提高刑事案件办理质量的思考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颁行是我国深入实施依法治国方略重要举措,是刑事司法制度改革重要成果,对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提出了新标准和要求.公安机关应针对刑事证据收集中存在的民警取证意识淡薄、取证程序违法、调查取证不全、证据运用保全不当、取证时机不妥、证据标准不清等问题,从转变执法观念、...     

论证据的审查和判断

证据是调查和了解案件的基石。用于定案的证据应当经过侦查人员全面细致地审查。用于证明案件的证据应当具有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本文从证据三性的角度提出证据的审查判断方法。     

职务犯罪证据认定问题浅析

我国刑事立法关于证据规定的缺失以及职务犯罪案件的特殊性、传统的取证方法的落后性是当前查处职务犯罪案件的瓶颈所在.尽快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立法是从根源上解决职务犯罪的证据问题的良策.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应注重收集间接证据、再生证据证明或补强原证据以认定职务犯罪.同时,应广泛采用录音录像等技术手段及时获取证据或有效固定证据.     

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

非法证据是指不具有合法性的证据,目前世界各国对非法证据的可采性问题众说纷纭。从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及保障人权的双重使命看,对待非法证据原则上应予排除,但应设立例外原则。     

技术侦查证据应用的理论与实践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专门增加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并规定了通过技术侦查措施获取材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技术侦查证据应用的具体规则和制度,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技术侦查证据的应用关系到技术侦查措施惩治犯罪功能的发挥,因此,立法应从证据收集、审查判断、应用程序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技术侦查证据应用制度。     

充分发挥电子取证的积极作用

电子数据作为新的证据形式在新刑事诉讼法中予以明确规定后,如何从取证角度,规范电子数据的收集、固定、转移等就显得非常必要和紧迫。在司法实践中,基于突破案情的需要,不断提升检察人员的取证能力,创建取证协作机制,处理好电子数据与其他证据的关系对于充分发挥电子取证在检察机关执法办案中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品格证据初探

品格证据虽然会带来偏见影响,但其在绝大多数案件中的相关性却无法否认,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只能是针对不同的证明对象规定不同的品格证据规则。虽然用于证明某人性格倾向的品格证据一般应当被排除,但基于对被告人、被害人等主体进行特殊保护的考虑,可以设定一些品格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     

电子证据保全公证若干问题研究

电子证据保全公证属于中国公证机构保全证据公证业务范围,具有启动方式被动、无需提供担保、保全措施中立等特点。该文分析了电子证据保全公证在保全对象、申请审查、保全措施、公证书效力等方面与传统证据保全公证的不同,认为需要通过相关立法对其程序规则加以明确。目前中国公证机构仅对电子数据取得行为进行保全公证,随着电子数据鉴定技术的发展,在证据保全公证中引入电子数据原始性公证已不存在技术障碍,为此,该文提出应从法理、效力等层面对电子数据原始性公证展开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理误区及重构

近年来我国法学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争论较多,但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与否往往根据其真实程度进行讨论。国外一般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是保障人权和刑事司法的平衡。笔者认为,无论是从证据的真实性出发,还是从价值冲突的理念出发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都会陷入法理上的误区;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质其实是一种法律后果,是对非法取证行为的制裁。一种非法行为有了与其相应的法律后果,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刍议

在注重人权保障的现代社会,诉讼人权的保障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遏制非法取证行为,规范侦查权力的行使已成为国际刑事司法发展的趋势。当前,考量如何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成为重要课题。研究此课题,首要的前提就是要研究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关理论,进而确立以基本人权保障理论作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