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授田制与汉初商品经济的发展——“弛山泽之禁”新释

西汉前期私营工商业经济异常活跃.这与西汉实行授田制度和"弛山泽之禁"有密切关系.授田制度是私营工商业经济迅速兴起的前提和基础,"弛山泽之禁"则在技术层面上直接推动了它的发展.而<张家山汉墓竹简>的出土让我们认识到汉初"弛山泽之禁"之"弛"是有限度、有保留的.     

浅析汉代的法制指导思想与黄老之学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极重要的时期,起自战国时的黄老思想曾一度盛行于这个朝代,并影响西汉初年的政治与法制建设——自高祖到汉武帝之间长达70年之久。本文特结合汉代法制指导思想的特点,对汉初为何会选中黄老思想为统治者法制建设指导思想,黄老思想所阐发的核心内容及其在汉代法制建设中的地位如何等问题试作分析。 西汉初年,以刘邦为首的统治者之所以能在百家之学中选中黄老思想为其统治的指导思想,这是与汉初所处的客观社会状况分     

略论秦律对汉律的影响

关于汉律与秦律的关系,历史上早有所谓“汉承秦制”的说法,即汉律的制订以秦律为基础,有所继承,有所发展。实际上,汉初的立法思想是对秦代“重刑轻罪”法律思想的拨乱反正,汉律本着“罪大者罚重,罪小者罚轻”的原则对秦律进行修正、继承和发展,而且经历了从汉初到武帝时期这样一个较长的过程。本文通过睡虎地竹简秦律与张家山竹简汉律的比较研究,对一些秦汉律的具体条文的沿革考述来具体说明汉律对秦律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从夏朝到西汉

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呈现的是一种继承和交融的关系。从夏商的神权法思想至西周的礼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道、阴阳,各种思想相互交融,彼此吸收。法家的法律思想在春秋战国占优势,西汉之初黄老思想为统治者所接受,至汉武帝在全国疆域统一的条件下,董仲舒吸收百家之长,提出了新儒家思想。所以至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由此而形成。     

《六韬》的民本思想

《六韬》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兵书,成书于战国末期和西汉前期之间。到了宋代,此书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从更深的层面来看,《六韬》是一部政治书,其政治内容的核心是民本思想。     

西汉“授田制”辨析

秦汉小农家庭平均人口不足五人,两个左右劳动力,其最大的土地耕作量是一百小亩,汉初人口锐减,可供开垦的土地面积远远大于社会劳动力所能开垦的极限值,耕地不存在稀缺性,缺乏以分配耕地为内容的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的条件。汉初授田制的功能不是分配土地,而是组织农业劳动力、确定田税率、促进劳动力与耕地的结合。     

近十年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刑罚研究述评

相继出土的甘肃居延汉简、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等竹简填补了对西汉初期法律制度研究的空白.近十年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刑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刑罚体系研究和具体刑名考证为内容的刑罚法律制度的研究,对刑罚适用一般原则和具体刑罚的适用原则为内容的刑罚适用方面的研究,以及汉初刑罚法律思想的研究.不足之处在于对刑罚的执行和刑罚的消灭制度研究不够;与同时期的其他简牍文献的比较研究尚且不够,并且对一些问题必须重新审视并考证研究.     

从《史记·儒林列传》看汉初儒学发展的两大趋势

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集中的展现了自孔子卒后至汉武帝前期儒林发展的情况,透过诸儒的个人境遇,可以看到,汉初,儒学发展呈现出了以自救为主要方式,通过振兴教育,一方面壮大自己的学术队伍,与此同时也为大批儒生进入官僚统治阶层奠定了基础。正是汉初儒生采取的积极态度才使汉朝独尊儒术,甚至儒学在封建社会长期占据显学地位成为可能。     

从《史记·儒林列传》看汉初儒学发展的两大趋势

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集中的展现了自孔子卒后至汉武帝前期儒林发展的情况，透过诸儒的个人境遇，可以看到，汉初，儒学发展呈现出了以自救为主要方式，通过振兴教育，一方面壮大自己的学术队伍，与此同时也为大批儒生进入官僚统治阶层奠定了基础。正是汉初儒生采取的积极态度才使汉朝独尊儒术，甚至儒学在封建社会长期占据显学地位成为可能。     

作为实体的政府及其超越

在近代政治思想尤其是启蒙思想中,政府更多是与国家相互缠绕甚至等同的概念。公共行政兴起与发展过程中,政府逐渐分离于国家,平等于社会,直至成为明晰的、相对独立的实体,从而拥有当仁不让的治理中心地位,这就是政府的实体化过程。作为治理实体的政府却带来了反民主和难达共识的困境,面对如此境况需要超越实体性思维。     

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与西汉政权的覆亡

现在,学术界的主流观点都认为,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对汉武帝和整个西汉社会的发展都有积极意义,本文认为欠妥.董氏公羊学的核心思想--"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和"授命之符"等神学政治论,既是武帝时期弊政的思想根源、也是西汉覆亡的的思想根源,而西汉"宣、元中兴"恰好是绌抑了该学说的结果.     

学科制背景下二级学院党建工作的探索

学科制是一种基于学科组织建构起来的学术组织结构、学术运行机制,是大学最基本的学术组织制度,也是现代大学基层组织制度的创新。党建工作与学科建设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在学科制的大背景下,二级学院基层党组织应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进将支部建在学科上,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大力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积极开展制度创新。     

理想与现实之间——韦伯理性官僚制在中国的遭遇与发展

韦伯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想的组织模型,其应用对资本主义的兴起与繁荣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伴随着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向,现实中的官僚制呈现出许多的不足与缺憾,其本身也被看作是效率与民主的藩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与摒弃官僚制呼声的高涨使韦伯理性官僚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对中国现实官僚体系地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理性官僚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因此,理性官僚制应成为现代中国官僚组织转型的目标导向。     

文化融合视阈下的佛教积福思想及其社会影响

积福是佛教信众践行佛法的一项重要内容。佛教积福思想的自主性、普惠性、自受性和虔诚性特点,对佛教在中国的传入和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佛教积福思想与中国传统积福观念相互借鉴,融合发展,不仅扩大了福报对象的范围、推动了积福主体的人本化和积福方式的简易化,而且增进了个人与社会福祉的协调统一。     

西汉初期黄老思想的法制实践

西汉初期的六十余年,以黄老思想治国。黄老思想主张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文武并用、德刑兼行,刑不厌轻、罚不患薄。西汉初的统治者在黄老思想的指导下,刑新邦用轻典,在法制实践上采用废除苛法、因循成法、公正执法、减赋节用保民等措施,宽缓治国治民,使国力得以恢复,民富而国强。     

“坐收渔利”的道家——从道家在秦汉时期的发展新看“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一直被认为是儒家与法家的战争,但从道家在秦汉时期的发展状况看,道家也是这场战争的参与者,更是这场战争的受益者。秦时,法家主操大权,道家是法家思想的哲学基础,汉初,儒家思想被法家所打击得苟延残喘,法家为历史所唾弃而被弃如敝屣,而道家思想上升为主流思想,被统治者所接纳。可见,在这场历史的劫难中,道家参与其中,却又毫发无损,且坐收渔利,登上了自己发展史上的高峰。     

忆西汉前期的社会和谐

当今时代在呼唤和谐社会的诞生。汉高祖建立西汉江山后，采取了一系列与天下同利的政策措施，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协调了各阶层集团的利益关系。惠帝、文帝、景帝三代相袭，并不断加以完善，西汉前期，社会逐渐呈现安定和谐的繁荣图景。     

《淮南子》“因”论刍议

"因"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范畴,儒道等各家都有论述。《淮南子》作为新道家代表作之一,关于"因"这一观念的论述体现了道家的独特风格和主旨思想。"贵因论"是《淮南子》无为这一主旨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是汉初"无为而治"的政治纲领的理论根据。由"因"而生"无为",以"无为"保社稷,这是《淮南子》全书的一条思想主线,"因"论的思想贯穿全书始终。     

论晁错崇君主术的政治思想

晁错思想的特点是通过古今之变来阐述君臣之义,并最终将古今之变落实在君臣之义上。中国政治思想大体可以勾画为三个维度,天人之际为空间维度,古今之变为时间维度,二者构成纵横两条坐标线,而君臣之义就是这个坐标的圆点即轴心维度。晁错对汉初无为政治的理解不是君主无为,而是臣子无为。晁错认为在人臣治国的时代,法治与仁政开始有了现实结合的可能。     

实践"三个代表"全面建设大南宁

一、充分认识进一步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党中央提出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这是关系党的事业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长期战略任务,是我们党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从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推向深入。我们要通过学习研讨,充分认识进一步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是牢固树立“三个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