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天皇慰灵外交范式探析

在战后宪法体制下,日本天皇以象征身份依照国会决议处理一系列国家事务,其中以"国际亲善"为名的外交活动是其诸多国家事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慰灵外交则是在日本天皇诸多外交活动中所出现的一种新范式。这种外交范式不仅与日本历史文化密切相关,更体现着日本对外战略走向及国内政治生态风向。探讨天皇的慰灵外交范式的历史源流、目的、对象国选择以及和右翼势力关系等问题,可为进一步理解象征天皇制、日本对侵略战争态度及对外战略意图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日本战后外交新模式的摸索与构建——日本天皇外交“访美范式”

战后日本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诸多领域都呈现出重大变化,作为政治一环的外交自然也不例外。在战前,天皇从未踏出国门参与外交活动。然而,在1975年昭和天皇访美之后,"天皇外交"成为了日本战后外交体系的重要环节,带动了政、官、财、民的全方位对外交流,逐渐形成有规律性的"范式",在改善日本与其他国家关系上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战后"天皇外交"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必须予以警惕的。     

论吉田茂战后经济外交思想的主视觉——“来栖·吉田公司”

吉田茂(1878～1967)是日本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他在二战前长期活跃在日本外交第一线,二战后,又在日本战败改组和重建时期,五次组阁并三度兼任外相,成为战后日本复兴与发展的奠基人。吉田茂的执政时期,正是本世纪40年代后半期到50年代前半期复杂多变的历史时期,日本面临经济复兴与国家重建与独立的两大课题。战后初期,日本被盟军占领,旋即即又被冷战风云抛卷至国际政治斗争的夹缝之中,使本已困难重重的日本重建事业更加举步维艰。本文试图将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某些特征,同美国对日政策的演变相结合,考察吉田茂战后经济外交思想的形成、实践及其影响。     

试析战后日本外交中的实用主义

战后日本外交的性质曾是学术界激烈争论的焦点,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既有助于对战后日本外交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把握今后日本外交的走向,很有现实意义。实际上,战后日本外交的最显著特点并不在于“被动”还是“主动”,而在于它的实用主义性质。以合理主义、行动主义、机会主义、非意识形态化和商业主义为内涵的实用主义外交为战后日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就其结果而言是相当成功的。     

日本对华公共外交实施困境分析

鉴于日本对华公共外交因中日两国间的历史问题和海洋权益争端问题而逐步凸显出相应的实施困境,长期以来日本对华公共外交处于持续低迷的状态。日本对华公共外交的实施困境表现为内外制约性、迟滞性、顽固性与整体失调性。随着日本对华公共外交实施困境的长期延续,其在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方面的作用随之显现,并伴有扩散效应。对于实现日本对华公共外交的破解,日本需要积极改善对华政策中的相关节点,为中日关系真正的发展做出必要的准备与贡献。     

太平洋战争前后的泰日关系

本文利用美国外交文件及有关泰国、日本的外交文件 ,阐述了太平洋战争前后泰日关系的演变 ,指出泰国与日本结盟是泰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计划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战后泰国却得到了温和处理 ,其原因主要有 :战争期间泰国与联合国家的秘密合作 ,美国的支持以及泰国灵活的外交政策。     

日本文化外交战略中的青年国际交流——以内阁府青年国际交流事业为中心

文化外交战略是战后日本恢复和平民主国家形象、推广日本文化的国家发展战略之一。青年国际交流是日本文化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内阁府主导下的青年国际交流事业拥有丰富的交流内容、严格的招募选拔机制和官民协作的运作模式。半个多世纪以来,实现了文化外交和培养日本青年的双重目标,建立了世界性"事后活动组织"。不仅促进了日本文化和价值观念向海外传播,而且在塑造日本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中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吉田茂的外交观

吉田茂是当代日本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战后曾先后5次组阁,执掌政权达7年之久,被认为是战后日本复兴和发展的奠基人和开拓者。生前著有《十年回忆》、《激荡的百年史》等书。他的亲英美思想及其他制定和推行的“向美一边倒”的外交路线,对其后日本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日本外交政策中仍然还带有吉田茂外交路线的痕迹。虽然战后日本的“向美一边倒”外交政策,客观上是由美国战后对日本的单独占领及其冷战政策造成的,但从主观上讲,这与吉田茂的外交观不能不说有密切的关系。     

日本外务省第十五次公开战后外交记录

日本外务省于 2 0 0 0年月 5月 2 9日在外交史料馆举行了第十五次战后外交记录的公开仪式 ,又公开了部分战后日本外交记录。日本外务省自 1976年首次公布战后外交记录以来原则上规定 ,自草拟文件之日起历时 30年以上的外交记录 ,经逐一审查之后加以公布。日本外务省公布战后外交记录行为 ,并不是基于即将从2 0 0 1年开始实施的“情报公开法”而采取的行动 ,是根据日本外务省自己制定的制度 ,自主进行的行为。日本外务省称 :公布战后外交记录的目的在于“加深国民对我国外交努力所取得之成就理解”。一、这次公开的外交记录总册数及大致分类…     

明治维新与日本近代外交体制的形成

日本近代外交体制是在幕末改革和明治维新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在与西方的接触、交涉、学习中建立起来的。它既有西方外交体制的形式,又有日本传统政治文化的传承。日本外交的近代化不是在明治维新中一蹴而就的,幕末近代外交意识的形成,外交机构的初建,外交经验的积累,以及外交人才的培养,都为明治政府的外交近代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明治政府的重视和强力推动,使得日本近代外交体制在很短时间内得以形成。     

日本外务省第十五次公开战后外交记录

日本外务省于2000年月5月29日在外交史料馆举行了第十五次战后外交记录的公开仪式，义公开厂部分战后日本外交记录．日本外务省自1976年首次公布战后外交记录以来原则上规定，自草拟文件之日起历时30年以卜的外交记录。经     

国家认同:德国与日本的联合国外交比较

联合国外交是战后日本和德国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冷战后两国均先后提出谋求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本文从国家认同、联盟关系、军事结构等角度对日本和德国的联合国外交进行了分析 ,探讨了其特点、相似之处及差别。     

小泉政府外交政策的走向及其动因

小泉政府的外交政策代表了21世纪初期日本对外战略的发展方向,事关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小泉政府的外交政策可以概括为:加强日美同盟,背靠美国,"借船出海";酝酿修改和平宪法,摆脱战后束缚,向"普通国家"过渡;在历史问题上态度更为强硬;兼顾亚洲,谋求建立日本-东盟关系新模式,争夺亚太事务主导权.小泉外交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日本长期以来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战略考量;美国布什政府对日政策调整的牵动;日本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思潮现状的制约;中国经济增长对日本的刺激.     

日本的印太战略理念与政策实践

基于争做"一流国家"的对外战略目标,安倍政府领导下的日本对印太地缘政治反应积极。对"印太"地缘战略理念的追随,不仅体现在日本领导人对外战略思想和政策思路中,也体现在日本的外交实践中。日本的"印太"战略理念通过三个途径加以实施:安全保障、经济合作以及文化和人文社会交流。日本"印太"地缘外交的实质是谋求"政治大国"地位、获取经济利益及拉动长期低迷的日本经济发展、针对中国的较量与博弈。可以预见,随着印太地区利益格局的变化,中国外交战略的拓展、中国的崛起难以逆转,美国战略的不确定性,未来日美印太战略前景黯淡,以日本为主推动印太战略则更没有现实基础。     

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历史与现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对美依存外交"、70年代的"桥梁外交"、80年代的"积极自主外交"、90年代的"重视东南亚外交"和进入21世纪后的"小泉福田主义"和"新福田主义"外交。日本战后的经济外交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遭受了一些挫折。20世纪70年代末,越南入侵柬埔寨导致日本"桥梁外交"的失败;80年代,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实施的"积极自主外交"受到美国的干预而没有实现目标;90年代的"重视东南亚外交"因与"对美依存外交"发生结构性矛盾,而无法有效推进等。进入21世纪后,日本对东南亚外交将出现两种趋势:"小泉福田主义"和"新福田主义",但两者都摆脱不了战后日本外交面临的一个结构性矛盾,即对美依存与独立自主的亚洲外交之间的矛盾。     

从模式演变看冷战后公共外交的转型

从跨学科的视角出发研究公共外交,公共外交既有其国际政治的特征,又有其国际传播的特征。世界主要公共外交强国在进行这项活动的时候,往往是以国家利益为主体,借助新闻传播手段取得了巨大的效果。本文主要就公共外交的主要模式进行了研究:首先梳理了公共外交研究的主要模式演变,试图探索公共外交的学科框架构建;其次结合公共外交实例,根据不同的传播目的,对公共外交的传播模式进行了归纳,将其划分为修复模式、建构模式、影响模式、渗透模式和颠覆模式,并对每一种模式的传播主客体关系、传播渠道、传播过程以及传播效果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     

日本对东南亚的公共外交:资源、行动和结果

社会资本理论对公共外交具有启发意义,日本在开展公共外交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动员社会资源和构建社会关系网络以获取社会资本。在具体操作上,日本对东南亚的公共外交在对象上区分不同层次的社会资源,开展有针对性的公共外交,构筑国家间的社会关系网络。日本此举对增强国际信任、塑造良好国际形象、推进国际尤其是与东南亚各国的合作,实现其国家利益都起到了潜在的、巨大的推动作用。日本作为后起的发达国家,其处理与东南亚社会关系的经验对目前中国开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公共外交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公共外交视角下韩越经济合作研究

跨国/境经济合作是当今世界贸易往来的必然选择,但是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活动往往深受政治政策的影响。不过,在世界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的背景下,传统的政治经济手段已不再像过去一样作用显著,利用"软实力"来扩大一国影响力,从而获得跨境经济效应更为符合世界新形势的要求。本文从公共外交的角度,对跨国经济合作进行分析,阐释公共外交对跨国经济合作的促进作用。研究表明,韩国在越南采取的公共外交政策主要以文化外交、企业外交以及援助外交三种外交形式来提高韩国的国家形象;韩国在越南开展的公共外交有利于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尤其是跨境投资、跨境劳动、跨境贸易等。在分析韩国依托对越南的公共外交推进两国经济合作的基础上,开展国际经济合作视角下中国公共外交相关研究。     

冷战时期美国对东南亚的文化外交

二战结束后,随着冷战的逐步展开,美国政府通过对文化外交行政主管机构的整合、国会的一系列立法,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展开了"文化冷战".冷战时期,美国在东南亚开展的文化外交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即以富布赖特项目为代表的教育交流外交、以图书馆建设和图书翻译及传播为特征的图书外交,以及文艺表演外交.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开展的文化外交活动促使该地区部分国家的国民(尤其是社会精英阶层)了解并接受了美国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培养了一批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亲美"人士,进而推动了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文化渗透.另一方面,美国的文化外交在某些情况下也给东南亚国家的统治阶层带来了一些麻烦,同时也引起了企图延缓东南亚非殖民化、希望继续控制东南亚地区的英国、法国等老牌殖民地宗主国的反感.此外,美国文化外交的扩张主义本质,以及美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军事行动与其在文化外交项目中标榜的国家形象显著冲突,也使得美国文化外交影响力的发挥大打折扣.     

区域功能性合作与日本的文化外交——以吴哥古迹保护修复为中心

对于吴哥古迹的保护修复是日本在东亚开展功能性合作的重要案例。从区域公共产品的理论视角而言,这一案例体现出明显的"加权汇总"的供给方式。在其具体实践中又具有三个特点:通过知识传授和技术交流加强柬埔寨的自主能力;技术、经验、制度和设备等国内"比较优势"的区域性外化;多元主体的协同互补。因此,吴哥古迹保护修复成为战后日本文化外交和区域合作政策相结合的成功典型,对于日本改善国际形象、增强区域影响力、提升日柬双边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