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扶贫的悖论及反思

随着"第一书记"等驻村干部嵌入贫困村,扶贫模式从过去主要依靠村干部开展扶贫工作转向主要依靠驻村干部开展扶贫工作,由此形成了嵌入式扶贫的新模式。作为嵌入型村官,驻村干部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扮演了监督者、协调者、引导者和协助者四重角色。嵌入式扶贫模式具有临时性扶贫、任期化扶贫和合作式扶贫三个特征。为巩固精准脱贫的成效,驻村干部一直徘徊在嵌入与脱嵌之间,如何在驻村干部退出之前寻找到第一书记的合格接班人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农村产业扶贫的困境与对策——基于四川省大邑县产业扶贫的实证分析

四川省大邑县在精准审视自身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制定了"以镇带村、一村一品"的产业扶贫思路,建立"产业党支部",注重整村推进,强化龙头项目,发挥驻村干部作用,产业扶贫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存在扶贫产业竞争力不强、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等问题。大邑县还需要进一步做好扶贫产业发展总体规划,完善相关支持产业扶贫的配套政策,引进实力企业加大旅游扶贫力度,积极借鉴其他地区成功的产业扶贫模式。     

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与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创新——山东莒南“村社共建”的经验与启示

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对重构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和强化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山东省莒南县探索创新出"村级党组织+供销社+农民合作社"的"村社共建"模式,在促进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升基层供销社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实现村集体和农民"双增收"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效。这表明,"村社共建"不仅是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有效途径,是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和服务功能的有效载体;也是以合作经济方式推进强村富民、助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有效手段。为更好发挥供销社综合改革对农村基层治理的作用,有必要将"村社共建"纳入新时代"三农"工作总体布局,强化"党建带社建"对"村社共建"的引领作用,加强以基层供销社为主导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明晰"村社共建"各方的利益和产权关系。     

农村基层治理:科层制抑或反科层化?——基于桂南Q市“联镇包村”制度运作的调研分析

农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级政府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以“包发展、包党建、包稳定”为主导的联镇包村制度是地方政府回应国家加强农村基层治理的一项制度安排,在制度运行中显现出如下特点:组织高层依赖权威治理,化解政策执行阻力;委派单位依赖代理治理,缓和基层社会矛盾;驻村干部依赖指标治理,提高主体责任意识的科层制路径依赖特性。在压力型体制下,不同行动者的行动逻辑显现出差异化:组织高层由“权威动员”向“参与互动”转变;委派单位由“分利失序”向“合作共治”转变;驻村干部由“被动回应”向“主动服务”转变。这种反科层化的运作方式推动联镇包村制度运行,以此提升基层自治组织的治理能力,进而推动农村基层走向“善治”。     

精准嵌入型政府扶贫信息化模式探索

扶贫信息化建设对于实现精准扶贫目标具有关键性作用。当前我国政府扶贫信息化总体上属于互联互通型的信息化模式,存在着实践应用价值的局限性。可构建精准嵌入型的政府扶贫信息化新模式,以实现扶贫信息化在精准、广度、效度、技术支持及运行制度保障等方面的系统创新。精准嵌入型政府扶贫信息化模式能够深入契合当前精准扶贫战略,有效应对扶贫中的新问题,推进未来政府扶贫的深入发展。从现状来看,我国扶贫信息化建设因特定原因,尚存在扶贫信息功能发挥、扶贫主体信息互嵌以及扶贫信息技术运用等方面的问题亟待破解。为此,可通过确立新型贫困治理信息化理念、以信息精准嵌入优化扶贫信息功能,以及完善政府扶贫信息化的制度保障等途径,建构精准嵌入型政府扶贫信息化新模式,促进贫困治理精准化。     

精准扶贫+区块链:应用优势与潜在挑战

区块链技术嵌入精准扶贫能促进精准扶贫的全流程管理,解决精准扶贫到村入户的"最后一公里"问题。精准扶贫自实施以来,成效显著,但也面临贫困人口识别精准度不高、数据真实性不足、扶贫资金使用不透明、驻村干部不匹配以及扶贫考核不精准等问题。区块链技术具有共识机制、不可篡改性、可追溯性、分布式账本及去中心化等特性和优势,有助于解决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精准扶贫在理念、技术、人才以及法律方面还存在诸多挑战,需要从各级政府转变传统管理理念、支持多方协作攻克技术难题、积极培养研发与应用人才、完善法律制度以及鼓励多主体共同参与等方面来推动区块链技术助力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下的“第一书记”制度及其扶贫困境——以“双轨”合作为视角

基于精准扶贫目标下的"第一书记"扶贫制度,使"第一书记"与"村支书"为代表的村干部形成了"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两股治理力量的交叉和融合。"双轨"合作扶贫可能会产生双方的不平等合作关系,产生外来资源的依赖性、项目制扶贫工作催生的形式主义和追求短期效益等问题;也可能会产生双方合作的分离甚至是不合作的关系,导致"双头政治"下的扶贫低效和信任危机。改善"双轨"合作需要在"精准扶贫"政策上进行完善:明确双方的职权分工与责任主体,并建立约束、监督和晋升激励机制、建立目标瞄准机制和扶贫长期化规划、改善扶贫资源依赖关系并提升基层治理的自主性。     

“党建+精准扶贫”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路径探究——基于赣南H村实地调研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的精准扶贫战略得以贯彻落实的前沿战斗堡垒,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建设等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通过对赣南H村的实地调研,实证分析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对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的作用,发现H村发展困境并得出实践启示,探讨可复制可推广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造血式精准扶贫模式。     

政府职能转变视角下的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建构

在"十三五"精准脱贫的新形势下,将政府职能转变与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有效结合是解决精准扶贫工作实践问题的关键,需要深入研究。文章从政府职能转变的视角,分析了政府主导下精准扶贫的绩效困境,强调精准扶贫绩效提升与政府职能转变的契合性,在此基础上,从发挥好政府政策设计与执行监督功能、建立扶贫动态管理机制、增强扶贫绩效内生动力、构建扶贫绩效监督考核长效体系、激发扶贫绩效活力等方面提出了政府职能转变视角下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建构的途径。     

精准治理的前提是因地制宜——精准扶贫中的四个案例

本文以精准扶贫实践案例为基础,讨论了精准治理与因地制宜之间的辩证关系。从精准扶贫实践来看,在广大的非贫困地区,解决贫困户帮扶的最佳措施是采用普惠的特困救助和低保政策,而不是套用精准扶贫政策。实践中因为误用精准扶贫政策,导致非贫困地区扶贫的大量治理资源的浪费。精准治理的悖论在于,一方面只有标准化才能进行自上而下的督查评估,另一方面只有因地制宜才可能精准治理,而标准化和因地制宜是不可兼得的。这个意义上,在非贫困地区误用强调标准化的精准扶贫政策,必然造成治理绩效的损失。     

西藏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问题与对策

西藏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网格化治理。通过与警务站的关联,网格化的社会维稳功能得以实现;通过把网格化引入到寺院管理,网格化治理得到进一步创新。二是双联户制度。双联户灵活性与实效性兼备,成为西藏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一大亮点。三是驻村干部制度。它实现了机关干部的"接地气",同时使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精准扶贫双管齐下,成效显著。当然,在实施过程中这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措施也面临着各种具体问题,需要我们运用智慧加以解决。     

地方政府“规划式”脱贫及治理困境反思——基于N省脱贫元规划的案例分析

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背景下,精准扶贫战略目标的实现依赖于政府治理范式的创新和转变。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沿用"规划式"治理逻辑,依据"刚性时间约束"分解推进脱贫行动计划,运用"试点—扩散"工具优化政策设计。通过对N省脱贫元规划治理过程的实证考察,发现地方政府的"规划式"脱贫遭遇了治理实践的漏评、错退、群众满意度偏低等治理困境,致使其规划内容安排与治理实践发展相背离,带来各级政府治理压力的加剧和治理成本的增加。精准扶贫战略体现在乡村扶贫治理情景中的识别精准、帮扶精准和管理精准,实质上是各级政府治理逻辑、治理路径和治理工具的精准。地方政府应重新审视其"规划式"治理逻辑,探索和创新"精准式"的扶贫治理范式,提升精准扶贫治理绩效。     

驻村第一书记扶贫实践多重角色冲突及调适 ——基于角色理论的分析

驻村第一书记制度是以精准扶贫为切入,破局现行的村两委班子乡村治理格局,高效结合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助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乡村落地实施的重要举措。基于角色理论对驻村第一书记在扶贫工作中的国家治理代理人、乡村基层治理执行人和理性行为人的多重角色进行分析,发现驻村第一书记在扶贫实践中因多重角色冲突面临着现实困境,主要包括作为国家治理代理人却难以取信于村民、与村干部权力博弈引发基层治理难题、有限代理权力与无限职责间的冲突等问题。从多重刚性任务的角色目标定位、双重治理角色期望间的矛盾、项目定向任务的急迫性等方面,分析角色冲突背后隐含的原因,可通过多维提升驻村第一书记角色认同,提升基层治理自主性、避免角色冲突,完善权力清单下的角色管理等措施来进行调适。     

由面到点:教育扶贫政策的中国经验

教育扶贫是破解贫困问题的根本手段,在助力国家脱贫攻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历经以"面"为主的"普惠式"扶贫、"面线"结合的"多维式"扶贫、"线点"结合的"专项式"扶贫、以"点"为主的"精准式"扶贫四个阶段。扶贫方略由全国"面"上带动、区域的"面线、线点"协同推进,向以"点"为主的精准扶贫转变,并在扶贫理念、扶贫方略、扶贫方式等方面彰显了教育扶贫政策的成就,反映了教育扶贫政策的价值追求,是党和人民在教育扶贫方面的智慧结晶。新时期的教育扶贫政策要深度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理念,完善教育扶贫动态监测体系,搭建多维度立体式教育扶贫体系,提升解决新时代教育问题能力的精准性、高效性。     

从体制认证到交叉认证：全面脱贫视域下的国家认证能力

项目制推动国家治理朝着科学化、精细化与专业化方向的转型,要求提升国家认证能力。精准扶贫对社会人、财、物、行、事等信息的真实性与规范性要求,是检视国家认证能力的窗口。科层制常规治理存在的责任推诿、僵化服从和模糊治理等体制惰性,会造成精准扶贫政策基层实践中的行政应付、数字扶贫和个体谋利等问题。这说明单向度自上而下的体制认证与自下而上的社会认证,都将带来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异化。而通过运动式治理的体制动员和社会动员,地方政府整合了体制力量与社会力量,建立起体制—社会交叉认证模式。这一模式因为组织结构的重塑、识别机制的升级与监督体制的完善,实现了精准扶贫的精准化治理。     

社会分化视野下的精准扶贫——兼论精准扶贫的社会意义

精准扶贫是国家干预农村发展与治理的手段,与农村内部社会结构有着密切关联。村庄内部阶层分化、认知差异与社会关联弱化构成精准扶贫战略转向的结构性背景,同时也构成对精准扶贫工作实践的挑战与考验。从治理层面而言,精准扶贫的深义是在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基础上缩小贫富差距进而达成农村善治,但事实上,精准扶贫对农村社会分化的作用存在"缩小"与"扩大"双重面向,而且往往因对农村内部社会关系的忽视而导致村庄秩序恶化,即精准扶贫缺乏对农村内部关系秩序的"保护"。因而,精准扶贫社会治理功能的实现需以对农村社会内部秩序的"适应性保护"为前提,从而提升农村扶贫成效与治理水平。     

PPP扶贫模式研究

我国贫困治理过程是不断追求扶贫效率提升的过程,精准扶贫理念下,扶贫效率被放在核心位置,PPP模式旨在提高公共产品及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率,在扶贫领域推广PPP模式是扶贫改革的重要方面。PPP扶贫模式是PPP模式在贫困治理领域的具体运用,具有多方面的效率性,也有其特征、运用原则及难点。提升PPP模式扶贫效率,需要充分保障社会资本的适当利益,更好地发挥政府在贫困治理中的主导作用,注重扶贫对象的项目参与度,创新PPP扶贫绩效考核。     

精准扶贫背景下的基层治理法治化

<正>精准扶贫贵在精准、重在精准,但成败系于基层治理水平。由此可见,贫困地区的基层治理水平将决定我们能否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而基层的治理能否在法治的轨道下进行更是决定了基层治理水平的高低。一、精准扶贫过程中存在的问题1.扶贫识别机制不精准。我国传统的扶贫工作机制存在诸多问题,诸如贫困群众详情不够明确,扶贫项目和扶贫资金针对性不强等问题。一方面,在贫困户识别中存在着贫困状况评     

乡村振兴战略下驻村干部制度及完善策略

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必须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乡村振兴战略下的驻村干部制度在促进国家政策全面落实、农村工作推进、资源整合和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多元化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梳理驻村干部制度及其功能的基础上,提出驻村干部制度存在形式主义倾向、工作方法存在缺陷、考核激励措施不足以及资源有限等问题。建议对驻村干部加强心理辅导关怀、提高能力素质、完善考核激励手段以及授予相应权力,从而建立长效科学的干部驻村制度,助力乡村振兴取得突破。     

从场域形塑到行为共生：“场域-惯习”下的驻村干部治理转型——基于广西凌云县的跨度案例分析

从脱贫成果巩固到乡村振兴,基层驻村干部的工作重心逐渐从贫困应对转向基层治理,中国特色驻村干部制度继续发挥效能优势的关键在于应对基层治理场域中的消极惯习。通过对凌云县的实地调研和案例解构发现,转型背景下的驻村干部很难在“内生自治”属性的乡村治理场域中寻求兼具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行为调适。制度、关系、利益成为影响驻村干部基层治理成效的核心原因变量链条,只有打破驻村干部制度的场域-惯习障碍,才能靠有效的接点调适打造基层治理主客体行为共生格局。乡村治理需要通过吸纳乡村内生动力实现驻村干部接点治理共生理念转型,在基层治理实践中重塑干群互动的场域共生关系,动员乡村内生精英并优化外生制度打造内外社会资本共建共享与共治共生的场域治理环境。本研究的贡献在于突破了传统宏观结构分析与微观个体行为分析的二元对立分析逻辑,通过解构制度、利益、关系等核心要素重构基层治理的场域-惯习共生性理论分析框架,为阐释转型期的基层治理格局样态与治理效能升级提供了新的学术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