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绩效第三方评估研究:技术特征、实施困境与路径优化

精准扶贫绩效第三方评估的贯彻实施是转变政府职能、创新贫困治理技术的重要举措。精准扶贫绩效第三方评估在评估技术上呈现出相对独立性、强化社会监督、畅通利益表达渠道等特征,现实中仍然面临着制度规范性较低、评估主体结构单一、评估信息不对称等评估困境,需要从加强法制化建设、提升评估主体能力、建立信息公开和反馈机制等方面探索优化其实施路径。     

地方政府“规划式”脱贫及治理困境反思——基于N省脱贫元规划的案例分析

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背景下,精准扶贫战略目标的实现依赖于政府治理范式的创新和转变。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沿用"规划式"治理逻辑,依据"刚性时间约束"分解推进脱贫行动计划,运用"试点—扩散"工具优化政策设计。通过对N省脱贫元规划治理过程的实证考察,发现地方政府的"规划式"脱贫遭遇了治理实践的漏评、错退、群众满意度偏低等治理困境,致使其规划内容安排与治理实践发展相背离,带来各级政府治理压力的加剧和治理成本的增加。精准扶贫战略体现在乡村扶贫治理情景中的识别精准、帮扶精准和管理精准,实质上是各级政府治理逻辑、治理路径和治理工具的精准。地方政府应重新审视其"规划式"治理逻辑,探索和创新"精准式"的扶贫治理范式,提升精准扶贫治理绩效。     

理念、 机制与路径:社会治理格局下精准扶贫治理体系的构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贫困治理实践中,精准扶贫的"应然图景"与"实然现状"存在着巨大偏差。精准扶贫工作面临政府行政一元主导、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共治机制欠缺、政策效果不佳的现实困境。基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理论内涵,从精准扶贫治理的理念、机制与路径三维向度,重点阐释社会治理格局下的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精准扶贫要坚持共建、共治与共享的治理理念,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一核多元"治理机制,从而满足贫困群体更高层次需求,完善扶贫法律体系,打造"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培养职业扶贫队伍,推动精准扶贫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与专业化建设。     

政府职能转变中绩效评估的工具作用

理论上，政府职能转变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进行理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解读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了经典的范本。宏观层面的政府职能转变总体比较顺畅，在微观层面，政府职能转变的困境既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主观的原因。在内容上，职责不明、关系不顺的问题大量存在。运用政府绩效评估是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方法工具。政府绩效评估可以提供战略性的导向机制、操作性的了解机制和确定性的责任机制，有助于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精准扶贫中政府角色转变问题研究

精准扶贫是我国政府为实现减贫治理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提出的针对不同贫困地区和不同致贫原因进行精准施策的扶贫新模式。政府兼任多重角色的主导模式须向引导协调者转变,向协同参与式转变,从加强顶层设计、严格考核机制、优化政策执行和引导多元主体参与等方向转变政府角色,积极引导和协调其他社会力量参与扶贫,转变政府角色和实践多元精准扶贫。     

从转变政府职能到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视角转换与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的行政体制改革以政府职能和政府职责体系为核心关注点。转变政府职能旨在持续优化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改革关注如何有效释放市场活力，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改革关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政府在协调市场与社会关系中作用的改革关注如何协调市场与社会的发展以促进社会公平。优化政府职责体系旨在基于绩效导向明确政府系统内部各层级和部门的权责分配，包括以打破职责同构为重心的纵向政府间关系改革、以加强部门协作为重心的政府职能部门关系改革、以促进府际协同为重心的横向政府间关系改革。从转变政府职能到优化政府职责体系的视角转换体现了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趋势，二者共同目标指向提升政府治理效能以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行政体制改革作用于政府绩效改进的过程也是绩效观重塑的过程，因此，为了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政府需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绩效观。     

精准扶贫下的“第一书记”制度及其扶贫困境——以“双轨”合作为视角

基于精准扶贫目标下的"第一书记"扶贫制度,使"第一书记"与"村支书"为代表的村干部形成了"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两股治理力量的交叉和融合。"双轨"合作扶贫可能会产生双方的不平等合作关系,产生外来资源的依赖性、项目制扶贫工作催生的形式主义和追求短期效益等问题;也可能会产生双方合作的分离甚至是不合作的关系,导致"双头政治"下的扶贫低效和信任危机。改善"双轨"合作需要在"精准扶贫"政策上进行完善:明确双方的职权分工与责任主体,并建立约束、监督和晋升激励机制、建立目标瞄准机制和扶贫长期化规划、改善扶贫资源依赖关系并提升基层治理的自主性。     

精准扶贫+区块链:应用优势与潜在挑战

区块链技术嵌入精准扶贫能促进精准扶贫的全流程管理,解决精准扶贫到村入户的"最后一公里"问题。精准扶贫自实施以来,成效显著,但也面临贫困人口识别精准度不高、数据真实性不足、扶贫资金使用不透明、驻村干部不匹配以及扶贫考核不精准等问题。区块链技术具有共识机制、不可篡改性、可追溯性、分布式账本及去中心化等特性和优势,有助于解决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精准扶贫在理念、技术、人才以及法律方面还存在诸多挑战,需要从各级政府转变传统管理理念、支持多方协作攻克技术难题、积极培养研发与应用人才、完善法律制度以及鼓励多主体共同参与等方面来推动区块链技术助力精准扶贫。     

大数据背景下的精准扶贫模式创新路径——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系列研究之十

自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以来,大数据信息集成及处理应用已逐渐发展成为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基础性战略资源,体现在贫困治理领域,尤其是在当前的脱贫攻坚战倒排工期的关键时期,更需要应用大数据思维和技术对扶贫开发资源进行高效整合。从大数据精准扶贫的现实需求出发,通过大数据技术与精准扶贫的有机结合和大数据理念与精准扶贫的有效对接探讨了大数据思维与精准扶贫理念的契合逻辑,认为大数据技术支持对精准扶贫进程的绩效影响显著,大数据扶贫平台建构是精准扶贫实践的新模式,提出了大数据背景下的精准扶贫理念转变和精准扶贫发展方向等大数据视域下的精准脱贫实践创新路径,以期深入推进大数据技术在扶贫开发领域的全面应用,实现大数据扶贫的减贫脱贫绩效。     

政治发展的新动力：论我国行业协会兴起的意义

从公共管理学的视角,探讨行业协会兴起对中国政治发展所具有的意义,表现为两个方面:在政治领域中的意义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提升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和监督政府依法行政;在社会领域中的意义是充当社会“润滑剂”和培育公民社会成长。     

地方政府的信用失范与信用建设

地方政府信用,就是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因信守规则、遵守诺言而取得的信任.当前,我国地方政府信用失范现象严重,如一些地方政府存在"寻租"现象,一些地方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严重,还有些地方政府决策随意性大.因此,应该通过提升地方政府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加快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健全信用监督和约束机制、完善政府决策机制等途径,改变这一现状,加强地方政府信用建设.     

农村基层扶贫资金监督研究与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好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因此"精准"成为脱贫成败的关键。本文以基层监督联动机制研究以及数据信息共享为主要思路,从强化责任意识、形成扶贫信息交流共享的监督平台、构建扶贫领域"大监督"工作格局等方面,为扶贫资金精准使用提出建议与思考。     

新公共管理理论视角下政府会计缺陷与改革路径

政府会计改革无论是对一国经济还是对公共管理水平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一个健全的政府会计改革框架可以增加政府财政活动透明度、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和水平、转变政府职能,为人民提供更优质的服务。现行的政府会计存在很多缺陷,新公共管理理论视角下政府会计改革能提高政府绩效、转变政府职能,同时也是政务公共的需要。在分析新公共管理理论视角下我国政府会计存在的问题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政府会计体系;渐进式地引入权责发生制;改善政府会计财务报告的信息质量等政府会计改革的路径。     

政府部门绩效管理试点工作的评价研究——A省国土部门的样本分析

政府绩效管理是提高政府正确履职能力和服务效率、提升政府服务品质、发展政府责任、强化权力监督和改善公众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信任关系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管理工具,对于促进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建设,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先后被确定为绩效管理的试点部门,并明确开展绩效管理试点的总结工作。因此,研究者在这种"自上而下"制度化推进政府绩效管理试点的大背景下,以A省国土资源厅为案例,通过实地调查和深入访谈收集实证资料,从政府绩效管理理论的视角来总结试点效果、反思存在的问题和探求改进策略。     

使命、责任及其限度: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扶贫的反思

任何组织都有其使命追求。有些社会组织并不具备扶贫的使命,却在履行扶贫的责任。不符合使命要求的责任承担会降低扶贫绩效。农村扶贫中的社会组织的根本使命是在保证组织发展的前提下,满足贫困农民的现实需求而非政府的需求。其责任主要是动员扶贫资源、参与扶贫规划、开展公民教育;承接政府职能、呈现农民需求并监督政府。责任的履行要坚持使命限度、能力限度和优势限度。     

和谐社会视角下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划分及其治理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现实进程,要求分析政府与市场关系必须超越传统的二元论视角.从和谐社会视角出发,政府与市场并非总是互相对立或排斥,二者边界在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下,可以实现动态互补的和谐状态.为此,必须以转变政府职能和规范市场规则为核心加强治理力度.     

乡村扶贫物质资源供给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四川省A村的个案调研

扶贫资源的"输入"不仅事关扶贫成效,而且事关乡村社会生态的"健康"。探究扶贫物质资源供给与乡村社会生态之间的关联对于评估乡村扶贫的社会效果具有重要价值。通过对四川省A村的实地调研可以发现:乡村扶贫物质资源供给"过剩"不仅会降低资源的使用效益和扶贫效能,而且会损害乡村传统的文化生态,瓦解乡村传统的人际纽带,摧毁乡村治理秩序生成的可能。乡村扶贫物质资源供给负溢出效应本质上是政府职能转变迟滞、政府和乡村信息不对称、政府扶贫理念错位和供给方式"失当"的产物。有效规避乡村扶贫物质资源供给负溢出效应,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双向交流、纠正扶贫理念和优化供给方式。     

地方政府公信力影响因素研究

公信力是政府职能履行有效性和政府行为合法性的重要保障。从公众感知的视角出发,综合运用文献分析与量化研究方法,探讨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因素以及各种因素的影响程度,这有助于推动政府公信力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排序依次为治理效果的良善性、治理主体的参与程度、行政过程的科学性和服务质量的优质性。基于此,通过构建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打造协商沟通平台、深化"放管服"改革、强化精准服务能力以及重视数字政府建设,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增强地方政府的公信力,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精准扶贫模式及其法律保障探析

推进精准扶贫工程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要措施,也标志着我国扶贫工程进入举国攻坚的新阶段。影响精准扶贫的因素包括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机制不健全、公私合作协力扶贫分工不清晰、社会支持扶贫制度体系亟待完善等。推进精准扶贫模式急需完善相关的制度支持保障体系,积极促成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管与问责体制等一系列手段,加大扶贫项目的投入和实施监督,实际提高脱贫致富的长远效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精准扶贫模式研究——基于精英主义的视角

随着我国扶贫工作进入攻坚期,精准扶贫成为扶贫治理创新转变的新思路。由于扶贫工作的主战场是组织性较差、自主性较低的贫困农村场域,因此农村精英人物在整合地方力量和进行资源生产中起到了重要的主导和推动作用。从精英主义的视角对梧州市精准扶贫模式进行审视,可以发现,梧州市农村精英人物通过动员普通村民、增值社会资本、依托组织载体、创新精英管理等方式形成的"精英主导—农民参与"的扶贫路径有效地将扶贫力量进行了整合,形成了扶贫合力。在推动地方引进科学技术、构建农村金融体系、拓宽销售渠道、完善基础设施的资源生产过程中,农村精英人物也发挥了关键性力量。"梧州模式"形成了精准扶贫的成功范本,诠释了精准扶贫因贫施策、因村制宜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