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权的科学配置

检察权,是指检察机关所具有的权能。检察机关是国家依法设立的行使公权力的机关,检察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伴随着对司法改革问题的研究,关于我国检察机关应当具有哪些权力,成为理论上的热点问题之一。我们认为,改革检察机关的职权配置,必须树立科学的观念,以科学的态度和路径,研究检察权的配置问题。一、科学配置检察权的一般要求:符合规律和实际从语义上讲,“科学配置检察权”中的“科学”,是指符合科学规律的、合理的。而关于法律制度的     

现行检察权配置的结构性缺陷及其完善

检察权作为一种以程序性监督为内容,以连锁交互的权力组合形式为结构的法律权力,其内在结构的完整性是检察权存在并发挥法律监督效能的前提和基础.现行检察权的配置由于忽视结构性权力的合理构建,造成检察权的结构性脆弱,进而导致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在实践中的弱化.为此,在司法改革中应当注重对检察权结构的充实和完善,根据结构性权力的要求科学配置检察权.     

如何实现检察权的“收放自如”——来自宪政视角的思考

司法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化，使得学界开始认识到检察问题内在的是宪政问题。围绕检察权性质定位的种种争议吐露了对检察权进行宪政改造的意图，在检察制度与究政的关系上，一方面仍应当坚持检察权的宪法地位，另一方面从宪政视角出发，科学合理地配置检察权，既要控权，又要拓权，实现检察权力的“收放自如”。     

重构检察权配置原则的法律思考

检察权配置的原则是研究检察权配置的基础性问题，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简单列举、指导思想不明确、缺乏逻辑基础等缺陷。法治思维的核心要义之一就是强调对公权力的控制，而检察权配置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控制公权而保障人权。运用法治思维重构检察权配置的原则，以“三个兼顾、三个优先”为设定配置原则的指导思想，对于现有研究成果的缺陷予以补足。检察权配置的原则应是法治原则的具体体现。检察权配置应遵循四大原则，即合宪性原则、相对的权力分立原则、权力制衡原则、权力结构完整原则。     

俄罗斯检察权配置的历史变迁及其启示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确立了＂三权分立＂政治体制。俄罗斯联邦检察权的配置与前苏联＂议行合一＂体制下的检察权配置有着很大的区别。以1991年《俄罗斯联邦司法改革构想》为先导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使得检察机关的权限得到了具体化。我国应借鉴俄罗斯检察权配置的多元化理念,合理配置我国检察权的权能,赋予检察机关一般监督的职能,为＂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等在实践中广泛存在的检察权的行使方式提供法律依据;弱化检察机关在诉讼中权力,促使检察机关从实体性监督转变为程序性监督。     

论我国检察权的性质和检察制度的改革

理论界关于我国检察权的性质有行政权说、司法权说、行政司法两重性说及法律监督权说四种观点,其各有利弊.我国检察权的性质应当是有中国特色的司法权,其司法性质就体现在侦查权、公诉权、批捕权、法律监督权四项权能的运作特点上.要进行检察制度改革,有必要尽快建立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可操作性制度;强化检察官的权力和责任;建立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领导下的独立检察官制度.     

关于中西检察权本源和属性的探讨

西方检察权的历史本源是公诉权 ,而中国检察权的历史本源是职务犯罪的侦查权和诉讼监督权 ;西方检察权的权力属性兼具行政性和司法性 ,而中国检察权的权力属性就是法律监督权。依法治国必须强化检察监督权 ,中国检察改革应当具有自己的特色。     

论提高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的理性出路——以哈贝马斯商谈理论为视角的分析

随着我国检察制度的改革发展,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问题日益引人瞩目。目前关于检察权性质的"权力学说"和"社会伦理论"都不足以为执法公信力提供理论上的支撑,如何提高执法公信力面临着理论上的困境。根据检察制度的发生学原理以及目前检察权的各项实际权能,应该将检察权界定为一种程序性国家权力。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要求在一个公平的商谈程序中为社会利益主体参与司法过程提供利益表达和整合价值诉求的权利。提高执法公信力必须围绕我国诉讼程序的完善为核心进行,以促进司法裁决的公平公正为目标,一方面需要在制度层面推进检察制度改革,另一方面需要在理论层面引导检察权回归程序性权力的本质。     

关于批捕权配置争议的思考——兼论影响司法改革的因素

批捕权配置是司法改革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表现在批捕权与检察权关系的分歧、批捕权配置的科学性之间的冲突、批捕权配置的科学性与现实性的冲突等方面。影响批捕权配置包括多方面的因素,不仅要考虑科学性问题,还要考虑司法改革的社会历史因素(非理性);同时司法改革不能仅从一个局部去修修补补,而要从整体上进行革命性的改革。     

“检察一体”制度下检察官员额制改革初探——以落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为视角

检察权具有司法、行政双重属性,司法属性是检察权的本质属性。我国检察机关坚持的"检察一体"原则是检察权行政属性的体现,"检察官独立性"是检察权司法属性的体现。检察机关在新一轮司法改革中的目标应是强化检察权的司法属性,亦即通过检察官员额制、司法责任制改革,赋予检察官以独立性。然而一直以来,检察权以行政化模式运行,其司法属性易被轻忽,由此在改革过程中也引发了一些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重新明确检察权的司法属性和法律监督地位,理顺检察机关内外部关系,赋予检察官更大的独立性,只有这样,才能让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落地生根,实现司法改革既定目标。     

论公诉职能应是我国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能——以检察权的产生发展为视角

文章通过对检察权的产生发展历史的比较研究,指出古代西方检察权的法律监督的属性,随着诉讼模式由纠问主义向现代控诉主义的转型,现代西方各国检察机关普遍将公诉权做为其主要职能.苏联检察权是不同于西方的新型现代化检察权.我国在借鉴苏联的检察权制度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建立起公诉权和法律监督权由检察机关同时行使的检察权运行机制.这种检察机制随着社会的发展、环境的变化已凸显许多弊端,改革检察体制,重新定位检察权性质,使之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成为我国司法改革重中之重的问题.     

司法职权与其他权力配置的非均衡性反思

十七大报告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的司法体制改革目标,其实对司法体制的非均衡配置应当是改革的第一步.而当前司法职权非均衡配置的主要表现是:其他国家权力对司法职权的单向、非对等制约;司法职权与其他国家权力的角色混同;司法职权与社会权力的非均衡配置.     

论检察权的属性与运行特点

在立法、行政、军事、审判、检察“两级五权”中，检察权不但对公民权利的可能损害最小，而且是最弱小的一极，因而是中国宪政语境下的“最小危险部门”。检察权是监督性、非实体性、非终局性的权力，这些特点决定了检察权运行的正当性受到后续程序的检验，它的实现有赖于其它国家权力的确认。检察权自己也受到其它国家权力的许多制约，它并没有凌驾于审判权之上，检察官不是“法官之上的法官”。在讨论中国的司法改革时，澄清对检察权的一些误解至关重要。     

妨碍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因素及引起的思考

人民检察院依法享有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在现行司法体制下,独立行使检察权却受到种种制约,因此,一定要对现行司法体制进行改革,并在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多方面的问题。     

我国检察权的基本特征

正确认识我国检察权的基本特征是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合理配置检察职权的前提。我国的检察权是宪政体制下一项独立的国家权力,是兼有司法权和行政权双重属性的法律监督权,具有社会公益性以及谦抑性特征。     

检察机关诉讼职权与监督职权的优化路径

检察机关诉讼职权和监督职权的科学配置关系到检察机关诉讼权与法律监督的有效行使,是司法改革的重点。诉讼职权和监督职权具有各自的内涵;我国现行检察权配置还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通过完善立法、梳理检察部门、健全监督机制、深化诉讼监督改革等措施来优化诉讼职权和监督职权。     

新时代检察案件管理的特点、规律与方式方法

检察案件管理是对检察权运行的管理。新时代检察案件管理应当符合检察权本质属性,促进检察权按照积极能动、“双赢多赢共赢”“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精准化”的新要求运转;要服务和保障司法责任制改革,补齐目前检察案件管理的短板弱项以及促进数字检察办案。由此,新时代检察案件管理是多面向的,具有类案化、协同化和预防性特点,重要检察案件管理行为要予以法律职权化,检察业务数据管理需要升级为检察业务数据治理,需要运用过程控制、质量管理、组织行为和管理职能理论结合办案实际,进一步丰富思路,建构新的检察案件管理方式方法。     

检察权独立行使的正当性分析

检察权的独立行使是党的十八大报告确立的改革目标。在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对检察权独立行使的正当性进行研究,有助于把握改革的重点以及检察权独立的推进方向。检察权独立行使不仅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明确的法律依据,而且在我国当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略论我国检察权的性质

关于检察权的性质，理论界有行政权、司法权或兼具行政和司法双重属性、法律监督权之争。现代国家权力远比国家形成初期复杂得多，权力所拥有的权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每种权力的属性也会因所处语境不一而呈现出独特的个性。从我国国情来看，将检察权定性为法律监督权更为适宜。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权运行的现状与优化路径

监察体制改革是当前影响检察权设置和运行最为直观的司法改革,为检察机关作出自我变革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是检察机关进行自我审视和重新定位的重要历史节点。客观分析监察体制改革的影响、检察权运行的现状及内外部环境,是深化检察机关改革与完善检察权运行的起点。优化检察权运行的具体路径包括:坚持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规范“大部制”改革中的“捕诉合一”;限制业务部门的职能;实质化权力清单;建立案件衔接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