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组织参与基层维稳的价值考量及其限度

如何实现负有维稳重任的基层政府和无法有效进行利益表达的普通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迫切需要人们以新的眼光看待民间组织参与基层维稳的价值及其限度。通过民间组织参与基层维稳过程可以有效彰显其信息传递、利益表达和利益凝聚的价值。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只有将其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才能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应有作用。     

基层维稳运行机制策略优化

基层维稳运行机制是一个由特定系统不同层次的运行主体及其不尽相同的目标和动力要素有机结合的、按一定规律和方式运行的基层社会维稳全过程的总称,涉及主导和执行维稳活动的中央政府及基层政府,参与基层维稳活动的民间组织和社区,以及进行利益诉求表达的普通民众等整个基层维稳工作系统.     

基层维稳运行机制策略优化

基层维稳运行机制是一个由特定系统不同层次的运行主体及其不尽相同的目标和动力要素有机结合的、按一定规律和方式运行的基层社会维稳全过程的总称，涉及主导和执行维稳活动的中央政府及基层政府，参与基层维稳活动的民间组织和社区，以及进行利益诉求表达的普通民众等整个基层维稳工作系统。当前，社会解纷机制的不完善与公众日益凸显的利益诉求的双重交织，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     

论基层政府“关系式迫迁”的纠偏

公民权利意识的上涨催生着基层政府征地拆迁策略的转变。面对政府维稳与公民维权这对现实矛盾,同时鉴于基层拆迁情况复杂难控以及现有制度难以全部涵纳,契合基层民众心理文化结构而生的"关系式迫迁"取代了"强制性拆迁",在当前基层拆迁实践中被广泛应用,其在带来成本节约与效率提升的同时,也因行政权力对社会领域的嵌入而实质上将风险转移至基层社会内部,并为腐败滋生培植了温床,如不纠偏则会损害基层政府公信力并危害基层政府执政合法性基础,因此,当前基层政府拆迁策略需摆脱对单纯"有效性"的依赖,谋求意识形态、制度与有效性的有机结合,构建民众主动认同的合法性基础。     

“维权”与“维稳”的高成本困局——对中国维稳现状的审视与建议北大核心CSSCI

当前中国群体性事件频发,但引发大规模政治动荡的可能性较小。社会稳定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体制内"维权"与政府"维稳"皆陷于高成本的困局。这一困局的根源在于政府现有民权观与稳定观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即政府对民众个体权益的忽略与对社会稳定问题的过敏之间的矛盾。权利观、稳定观和高成本的体制内维权是导致高成本维稳的重要原因。政府应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加强宏观长远规划,确立正确的稳定观与权利观;第二,重建社会公正,降低民众体制内维权成本;第三,客观评估社会稳定形势,逐步降低维稳成本;第四,理顺维权维稳关系,走出高成本维权维稳困局。     

维权与维稳:何以错位如何归位

作为富有时代特征的两个极为重要的关键词,维权与维稳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已成为考察中国社会发展与治理变迁的重要途径。从根本上讲,维权与维稳之间应是一致的关系,都反映着社会良性发展的内在需求,但二者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往往又呈现出难以协调甚至相互反向发展的一面,突出表现为"维权维稳化"与"维稳维权化"。基于"维权维稳化"与"维稳维权化"的发生逻辑,需要在健全公民权利保障体系、提高公众政治参与制度化水平、矫正政绩化维稳观、强化基层政府公信力建设的过程中缓解维权需求与权利保障、公众参与需求与参与制度供给、政绩化维稳与现代性稳定观、"好"中央与"坏"地方之间的差距,进而促进"公众维权"与"政府维稳"之间一致关系的回归。     

增强社区在基层政府维稳中的作用

维稳不是社会治理的终极目的,而是维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手段。但我国现阶段维稳制度并不算完善,以基层政府维稳为案例,其在维稳态度、维稳目标、维稳主体、维稳方法以及维稳回应性等问题上存在一定缺陷,严重影响了基层政府维稳效率和维稳质量。而社区的建立和介入,则是弥补和完善我国基层政府维稳的一种全新的理念和方式,在基层政府维稳中具有重要作用。     

民权保障应当成为和谐社会构建的逻辑起点——以基层维稳机制有序运行为视角

民权保障包括公民的经济权利保障、社会权利保障与政治权利保障。从和谐社会构建的层面看,民权保障与基层维稳是一对相互伴生的命题。在基层维稳过程中我国公民的各项权利目前仍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甚至被公权力公然侵害的发展态势,这是造成社会失序的根源。和谐社会构建属于社会管理创新的范畴,社会管理创新不仅仅是基层政府治理方法上的变革,核心应当是通过依法保障民权,使基层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能通过权力与权利的良性互动而相互制约,基层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矛盾,能通过权力与权利的制衡得以消解。要实现和谐社会的有效构建目标,其逻辑起点应当基于维稳与维权关系的分析框架,从"民权保障"入手,谋求建立一个动态的、均衡的"政府维稳与公民维权"的良性互动关系。     

嵌入性治理：公众利益诉求理性表达的路径探析——以基层征地拆迁纠纷为视角

社会协同是创新社会管理格局的核心内容之一,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过程是多重张力催生的结果。通过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纠纷,将促进基层政府和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以此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当前。在由单纯的政府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发展态势下,民间组织的嵌入性治理可以有效发挥其整合处于分散状态的公众利益诉求、实现公众与基层政府信息的双向传递及合理分担基层政府部分社会管理职能的功能价值。通过政府一公众间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双重目标。     

从“异化”的维稳回归到常态的维稳

社会转型期矛盾和冲突凸显、政府不合理治理、民众误导性预期和网络媒体的扩大化等原因,使部分地方政府的维稳行为出现了"异化"的现象,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只有通过树立科学维稳观、转变政府职能、拓宽利益表达渠道、严惩"异化"维稳行为才能使"异化"的维稳回归到常态的维稳。     

新形势下地方政府社会维稳的行为逻辑及其治理

在"稳定压倒一切"的要求下,社会维稳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任务,但在社会维稳中地方政府却陷入"维稳怪圈",出现维稳行为失范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地方政府僵硬固化的维稳观、压力型社会维稳机制、地方政府的自利性与财政压力。新形势下地方政府社会维稳的治理路径选择,一是要树立科学的稳定观,正确区分维稳与维权;二是合理界定地方政府的事权,创新社会维稳的考核机制;三是规范地方政府的社会维稳行为,有效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地方政府处置劳资群体性事件的策略分析

现阶段劳资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高发频发,地方政府面临着维稳还是维权的两难处境。有些地方政府在处置劳资群体性事件中,表现出对劳动者维权持较消极态度,与企业形成"利益共谋体"。这种政企关系对劳动者维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有效预防和解决的策略在于处理好维稳与维权的关系,构建"政府-企业-劳动者"三方的"权利-义务-责任"均衡的利益共同体。     

基层政府“维稳怪圈”:现状、成因与对策

作为维持社会稳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政府的维稳工作近年来虽取得一定成效,但还存在不少问题,甚至陷入了维稳"成本递增收益递减"的"怪圈",主要表现为"维稳强迫症"、"维稳恐惧症"、"维稳虚弱症"、"维稳变异症"。"维稳怪圈"在本质上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失衡所导致的。因此,应通过基层政府创新,提升治理能量,积极探索"多元协作式"的社会治理模式,建立基层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     

用“参与”消解基层“选择性治理”

消除农村基层政府选择性治理,当下基层最紧要、最关键的工作莫过于建立相应的民众参与制度和公共需求有效表达机制。建构以民众需求为导向的服务型政府,必须以建立有效的民众参与制度和公共需求表达机制为前提;巩固和加强中共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必须以建构民众需求为导向的服务型政府为前提。而民众需求,需要民主的机制来发现和保障。     

社会转型期从农村群体性事件看基层政府的转型

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农村群体性事件亦频频发生,并且呈现出"起因多为经济利益诉求事件、性质多为正常维权活动、矛头指向多为基层政府"等特点。探求群体性事件与基层政府的关系,可以发现,基层政府的理念滞后、体制障碍以及行为失范正是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深层次原因。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实现基层政府的转型:增强对话意识,健全利益表达机制;适当下移行政管理权力重心,放权基层;规范政府行政行为,提升基层政府行政能力。构建"服务型政府"。     

论基层工会建设与国有企业改革转型

国有企业中基层工会有着维权维稳、教育疏导、桥梁纽带的作用,在国企改革转型时期基层工会应当勇于应对挑战,坚持党的领导,思想政治建设教育与技能教育并进,服务大局,明确定位,着眼国企改革发展长远利益,转移工作重心,创新工作方式方法。     

论“维稳”与“维权”的辩证协调

当前我国社会上“维稳”与“维权”成了一个值得反思的新问题、新矛盾,具有对立统一关系.本来,该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同一性,替群众“维权”就是最好的“维稳”,这是当前“维稳”与“维权”辩证机理的核心和实质；但由于形而上学稳定观作怪,当前对立性表现很突出,往往从“维稳”出发却造成许多乱象,陷入高成本“维稳”困局.化解这对矛盾,要客观承认“维稳”与“维权”二者的辩证关系,从刚性维稳向柔性维稳转变；疏通体制内维权渠道,降低体制内维权成本,减少体制外维权事件发生,走出高成本维稳怪圈；促使矛盾良性转化,防止恶性转化,使二者辩证协调起来.     

地方政府的维稳“悖论”与化解之道

当前,维护社会稳定,创新社会管理,优化社会服务,建设社会和谐变得愈加迫切和必要,也因此成为各级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但地方政府在维护社会稳定与维护民众权益之间存在着价值预设和行为结果的背离.究其原因,主要源于地方政府自身维稳的政治“惯性”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凸现出来的维稳“悖论”.破解维稳“悖论”需要重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政治信任,从而在官民互信的氛围中共同维护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     

积极发展中国民间组织

民间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不仅生产和再生着社会资本,建构和重建着市民社会;而且通过公民的广泛参与,奠定善治的现实基础。中国民间组织从无到有,经历了一个较为长期的发展过程。新时期民间组织的兴起与发展是在组织制度方面对变迁中治理模式的回应。目前民间组织面临着官僚化、不适当的干预和自主性的危机。需要加强自身能力和正式制度、自律机制建设,营造社会公益意识。同时民间组织的发展需要政府创造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需要企事业单位和民众的大力支持。     

维稳“陷阱”及其破解之道

畸形的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指标催生了片面维稳的盛行,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已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尴尬处境。片面维稳模式下,一些地方政府通过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等手段,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损害了社会公正,压制了民权与民生,影响了政府的合法性。现阶段,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法律的尊严,就是最大的维稳。破解维稳陷阱,根本之道在于推进民主法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