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复合治理:农村民间组织发展与乡村治理变革——基于四川仪陇燎原村的研究

农村民间组织的兴起是近年来的显著现象。农村民间组织主要有政治层面的自治组织、经济性组织、社群性组织、社会服务性组织等类型。它们通过提供经济服务、技术支持、文化娱乐、社会福利等形式,在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村民利益表达和社会整合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农村民间组织与基层政府、村"两委"以及村民,共同构成了村治的参与主体。这些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和良性互动,将引发乡村社会治理的变革,使之走向一种复合治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良好治理。     

民间组织参与基层维稳的价值考量及其限度

如何实现负有维稳重任的基层政府和无法有效进行利益表达的普通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迫切需要人们以新的眼光看待民间组织参与基层维稳的价值及其限度。通过民间组织参与基层维稳过程可以有效彰显其信息传递、利益表达和利益凝聚的价值。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只有将其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才能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应有作用。     

基层维稳运行机制策略优化

基层维稳运行机制是一个由特定系统不同层次的运行主体及其不尽相同的目标和动力要素有机结合的、按一定规律和方式运行的基层社会维稳全过程的总称，涉及主导和执行维稳活动的中央政府及基层政府，参与基层维稳活动的民间组织和社区，以及进行利益诉求表达的普通民众等整个基层维稳工作系统。当前，社会解纷机制的不完善与公众日益凸显的利益诉求的双重交织，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     

工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定位和实现路径——基于法团主义的分析视角

社会结构转型客观上促使社会管理主体进行管理创新,也促使国家和社会对工会组织产生新的期望.依据法团主义理论,工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是顺应"强国家-强社会"趋势和工人多元利益诉求的必然结果,其目标应该定位在与政府良性互动和引导职工理性表达诉求两个方面.在现有条件下,工会组织可以从工会干部社会管理理念创新、工会工作方式创新和工会组建形式创新几个方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     

公众参与:利益表达与利益整合的视角——基于北京市酒仙桥"投票拆迁"的分析

拆迁涉及到政府、拆迁户、开发商和拆迁公司等各方利益,是当前产生社会矛盾和不稳定的一个重要领域.北京市酒仙桥地区在危改拆迁中引入了投票,是基层政府面对复杂的各方利益纷争和冲突的政府管理目标,难以协调整合下的"无奈选择".酒仙桥"投票拆迁"颇具创新精神;但也反映出公众在利益表达、参与决策以及政府在社会利益结构中如何准确定位,进行协调和整合等方面的问题.可以预见,各种形式的公众参与将持续增加,对以整合社会利益、增进公共利益为最终目标的政府提出了严峻挑战.     

论邻避冲突管理中公众诉求表达机制的完善对策

近年来,我国因建设邻避设施引起的邻避冲突频频发生,对社会的稳定和谐产生较大影响。邻避冲突实质上是公众为了自身的健康、安全、经济利益而进行的诉求和维权抗争行为,因此在邻避冲突的应对方面,应大力加强诉求表达机制的建设和完善,包括加强公民理性的培育、畅通公众诉求表达渠道、提高政府科学回应民意能力以及提升良性诉求保障能力。     

城市房屋拆迁中公民财产保护的正义诉求与理性回应

怎样保护被拆迁者的合法权益,是一个保护公民财产权的问题,其实质关乎社会正义,而私有财产又为公民权利和社会正义的实现提供了物质基础。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现存城市房屋拆迁政策中的利益不均衡正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中国政府也更加重视合理回应社会的私产保护的公共诉求。调适城市房屋拆迁双方———开发商和被拆迁户在表达和追求自身利益方面的能力差异与失衡,调整由于拆迁法律及政策偏差所导致的不同群体间享受发展成果的巨大差异已成为现代政府的责任。逐步建立抑制利益独占性的均衡机制,确立自律自立和宽容共存的理性诉求,在制度创新中实施社会的公共选择,实现利益均衡和谐及社会发展成果共享的社会目标。     

回应型政治:农户需求与政府服务衔接的国家整合

国家整合能力的彰显取决于政府的资源汲取能力、社会控制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之间的三维均衡。农村公共政策之落实,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基层政府来维持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与公共治理。毫无疑问,国家"服务下乡"是政府与农户的双向治理回应,凸显了农户诉求与政府服务的嵌入。基层治理的回应是通过政策实践与价值重构来折射城乡二元融合的时代镜像。对于长期存在的基层治理内卷化的治理危机必须通过"政策下乡"来解构,并通过"软治理"回应和制度异化的消解来革新多中心服务的价值理念,从而达到农户需求与政府理性治理格局的多元议题整合。     

网络参与道德风险与治理策略

网络参与是公众获取信息资源、行使民主权利的新渠道,是政府展现执政形象的新舞台。但作为虚拟技术支撑下的参与方式,网络参与同时夹杂着复杂的利益关系和诉求,潜存着道德自觉弱化、理性表达缺失、道德底线崩塌的可能。网络参与中的道德失范,对网络空间与实体社会的秩序、公众的合法权益、政府的权威与公信力形成了威胁,增大了执政风险。作为社会治理的责任主体,政府理应加强对网络空间道德建设的反思,基于建构理性的网络参与法制、机制和文化等思索,探寻实现网络参与"道德化"的有效路径。     

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的深层原因与治理路径探析——基于中原地区6县(市)的调查

通过对中原地区6县(市)的调查发现,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存在三个深层次原因:一是民众社会心理出现偏差,二是缺乏畅通的诉求表达途径和合理的利益博弈机制,三是群体性事件处置中存在"政府失灵"现象。针对这三个原因,提出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路径:塑造公平诚信的社会环境,消解群体性事件多发的社会心理基础;构建合理有效的诉求表达与利益博弈机制,促使群体利益纠纷自我化解;提高基层政府的治理水平,妥善解决各类群体性矛盾冲突。     

论基层政府“关系式迫迁”的纠偏

公民权利意识的上涨催生着基层政府征地拆迁策略的转变。面对政府维稳与公民维权这对现实矛盾,同时鉴于基层拆迁情况复杂难控以及现有制度难以全部涵纳,契合基层民众心理文化结构而生的"关系式迫迁"取代了"强制性拆迁",在当前基层拆迁实践中被广泛应用,其在带来成本节约与效率提升的同时,也因行政权力对社会领域的嵌入而实质上将风险转移至基层社会内部,并为腐败滋生培植了温床,如不纠偏则会损害基层政府公信力并危害基层政府执政合法性基础,因此,当前基层政府拆迁策略需摆脱对单纯"有效性"的依赖,谋求意识形态、制度与有效性的有机结合,构建民众主动认同的合法性基础。     

从对立到协同:基层维稳机制理性化建构的一个解释框架——以民间组织介入为视角

基层维稳运行中民间组织介入缺失会引发一系列问题。民间组织的介入有利于缓解政府维稳与民众维权之间的张力,有利于整合参与资源、引导表达方向、降低表达成本、控制表达范围,有助于基层维稳理性基础和组织基础的再造。要有效实现基层维稳机制的理性化运行,应当在基层维稳过程中实现政府维稳与民众维权的协同关系。     

略论推进政务公开与公众参与的有机结合

推进政务公开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扩大公众有序参与是构建新型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内容。政务公开是公众参与的前提,公众参与是政务公开的动力;政务公开是公众参与的初级阶段,公众参与是政务公开的最终目的。当前,推进政务公开与公众参与的有机结合,除了要加强制度层面的建设外,还需要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根据议题的具体情境,有效利用利益相关者分析方法,科学设计公众参与程序和方式,将政务公开贯穿到政府决策的全过程。通过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与有效合作,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以“回应”范式完善大学生预备党员培养——以全国83所高校1375位预备党员调查为例

回应源于公共管理学派对政府责任的研究,是政府对社会及公众的诉求进行制度整合的一种互动类型;目前的回应研究大多以政府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回应理论在政党建设中的适用性,并根据在全国多所高校对大学生预备党员和党务工作者的随机抽样调查结果,针对预备党员与党组织互动中存在的互动方式以自上而下为主,利益表达不畅,预备党员需求与党组织认知之间存在差异等问题,运用回应范式,提出对预备党员的培养应深化回应理念,完善利益表达机制,整合党内利益需求的对策,对回应理论的深化和运用具有一定意义。     

对我国民间组织制度变迁过程理性思考——探讨政府行政管理与群众自治良性互动的途径

我国民间组织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是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其相关制度安排承认了民间组织存在的合法性;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民间组织的发展与壮大则是其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现阶段民间组织的存在和发展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完善社会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民间组织制度变迁过程进行理论探讨的目的,是寻求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良性互动的有效途径.     

基层信访治理模式之转换:从“压制型”向“回应型”

<正>信访彰显了权力主体与权利主体之间的一种交往理性,是公众对政府能力信赖与期待的策略选择,反映了一定时期社会冲突的指数。随着服务行政理念的兴起和行政法治的深入推进,传统的压制型信访治理模式呈现维稳与维权的两难困境,公众的权利保障与利益诉求表达机制难以得到平等的维护与回应,已不适应现代国     

基层维稳运行机制策略优化

基层维稳运行机制是一个由特定系统不同层次的运行主体及其不尽相同的目标和动力要素有机结合的、按一定规律和方式运行的基层社会维稳全过程的总称,涉及主导和执行维稳活动的中央政府及基层政府,参与基层维稳活动的民间组织和社区,以及进行利益诉求表达的普通民众等整个基层维稳工作系统.     

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当前乡村民主建设中的境遇及其出路

从西方语境下发展起来的新公共管理理论移植到中国当前的乡村民主建设实践中,必须创造性地与我国的国情及农村实际相结合,提高乡村干部的信任度和政治权威,有效整合家族、企业及各种乡村中介等组织的利益纠纷与矛盾冲突,克服对基层政权的权威束缚与资源依赖,进而实现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最终引导乡村社会走向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     

社会资本视野下的政府治理问题考量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质就是要实现制度现代化,而实现制度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密切相关,促进那些嵌入社会结构之中的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等社会资本良性互动,有助于形成"自愿合作"的稳定社会均衡,并深刻影响政府治理绩效。培育现代社会资本,实现有效政府治理,需要突出治理导向性、法治优先性、治理公共性、治理基础性。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政府治理的困境及其消解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的舆论诉求主要是利益表达、社会情绪表达、网络政治参与和网络社会抗争。自媒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们能便捷地获取信息,更加自由地发表言论;另一方面,舆论环境复杂化、科层制的政府结构与扁平化的互联网结构的不适应性、自媒体场域中负面情绪易放大、自媒体对政府公信力的负面影响等因素,也使网络舆情的政府治理陷入一定困境。为此,政府在网络舆情治理方面要更新理念,以"善治"取代"管制";注重与公众的沟通,搭建政府与公众网络对话平台;加快自媒体监管立法,培养理性网民;建立网络舆情监测和预警机制,提高政府网络舆情应对能力;及时回应,掌握舆情处理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