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警察圈套的使用

警察圈套也叫诱惑侦查、侦查陷阱，它似一把双刃剑，用好了有利于公安刑侦工作，用不好会有损公安形象。国际社会对警察圈套各有不同的规定，根据我国情况可以有条件地使用。使用警察圈套时应该注意五大限制，并应正确处理警察圈套的设置不当。     

"警察圈套"之合法性分析

“警察圈套”是美国刑法合法辩护中的一项内容。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利用“警察圈套”来侦破案件的情况。从刑罚的目的———预防犯罪与犯罪产生的原因及刑法公正性的角度看 ,“警察圈套”背离了现代司法、侦查活动的公正价值 ,有损于政府的威信。因此 ,“警察圈套”的合法性值得质疑     

诱惑侦查与警察圈套之适法性分析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侦查隐蔽性犯罪和重大、复杂犯罪很有效的手段，已经被许多国家的立法所认可。基于侦查权的法定性、主动性和职责性，诱惑侦查是一种适法的侦查手段，但这一手段一旦被滥用，即构成警察圈套。而警察圈套与刑法、刑罚的根本目的以及人性相悖，不具有适法性．     

浅论警察圈套的界定及其刑法规制

我国在立法上没有引入警察圈套这一概念,对警察所实施的圈套行为还缺乏有效的法律规制.警察圈套是指拥有法定侦查权限的国家司法机关,为了获得对某人提起刑事诉讼的证据,在法定或特定情形下诱使侦查对象实施某种犯罪行为的特殊刑事侦查方法.警察圈套目前在我国的合法性和可行性等问题尚待确定.通过对警察圈套的立法模式进行比较分析,警察圈套的立法现状及其完善策略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贩毒案件中使用诱惑侦查手段的合法性探讨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侦查手段,近年来已被广泛应用于贩毒案件的侦查工作中。由于我国现行立法尚未对此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因而引发不少争议。在贩毒案件的侦查工作中妥善运用诱惑侦查手段,不但必要,而且合法。但要注意与警察圈套的本质区别。     

诱捕侦查措施的经济分析

诱捕侦查是各国刑侦机构普遍采用的一种刑事侦查措施,但它也一直颇有争议,有的人认为这是一种极为有效的侦查措施,有的人则认为这是一种带有诱人犯罪性质的不当侦查措施。本文从刑事诉讼的效益价值的角度出发,认为诱捕侦查措施有其存在的价值;也正因为此,采用诱捕侦查措施必须遵守严格的法定程序。同时,还应明确诱捕侦查与警察圈套的区别,对构成警察圈套的,应允许被告人作无罪辩护。     

我国警察圈套抗辩陷入困境原因分析

2012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第1款已然将"诱惑侦查"纳入立法规制之中。其实,诱惑侦查在我国刑事侦查活动中早已大量运用,并且在打击犯罪、保障人权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然而诱惑侦查一旦运用不当,就会侵犯公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成为"警察圈套"。侦查程序的高度封闭性、立法规定的空白、裁判者难以作出无罪判决或终止诉讼程序的判决三方面的原因使得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警察圈套抗辩陷入困境。     

论警察圈套

警察圈套是各国刑事诉讼中大量使用的侦察手段,而我国刑事法律缺乏相应的规定.本文探讨了警察圈套的合法性及构成要件,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警察圈套的抗辩及抗辩成立后诱使者的相应责任,以求对认识警察圈套有所帮助.     

试论诱惑侦查的概念及各方责任认定问题

警察圈套和诱惑侦查从基本含义上还是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但对其进行明确的界定和区分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另外,诱惑侦查中各方的责任的认定是诱惑侦查中一个较为核心的问题,值得进行深入的探讨.     

诱惑侦查的规范解释学研究

诱惑侦查与陷害教唆紧密相关,游离在刑事犯罪的边缘。基于打击特殊类型犯罪、搜集相关犯罪证据、抓捕相应犯罪嫌疑人这一刑事政策的考量,部分诱惑侦查被附条件合法化。根据诱惑侦查是否依法进行,可将其区分为合法诱惑侦查与警察圈套;在合法与否的判定基准上,应坚持客观标准说;对"因诱之罪"不宜以犯罪论处,警察圈套中的部分职务行为因严重悖离了诱惑侦查的宗旨与适用界限,具备了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与有责性,可构成滥用职权罪或所教唆之罪的共犯。     

诱惑侦查的是与非

近年来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侦查手段已经在我国侦查部门得到运用。但围绕诱惑侦查的争论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本质上讲 ,诱惑侦查的运用具有非法性、非理性 ,它不仅与刑事诉讼的活动规律、法治原则相悖 ,而且可能带来一系列弊端 ,不利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论诱惑侦查的相对合理主义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直被广泛地运用，但在立法上并无明确的规定，从而导致实践中的混乱及滥用并引起极大争议。但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讨论不能简单化，应在追求相对合理的前提下，一方面使诱惑侦查这种有效的侦查措施继续存在，另一方面针对其可能带来的弊端而进行规范，最大限度地降低其负面影响，以实现诱惑侦查应有的价值。     

陷害教唆与警察圈套的刑法学思考

陷害教唆和警察圈套不仅是理论中的一个难题,实践中更是存在较多争议。陷害教唆的含义必须从“教唆”和“陷害”两方面来重新界定其内涵和基本要件,并以此为出发点来对陷害教唆犯的可罚性问题进行考察。同时,由于警察圈套行为和教唆行为的紧密联系,在具体适用时,为达到防卫社会和保障人权功能的和谐统一,要对警察圈套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标准和具体条件进行严格的限定。     

陷害教唆若干问题研究

陷害教唆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应该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犯罪纳入刑事法律关系之中来进行调整。陷害教唆行为并不是共同犯罪的一种,它同教唆犯有着本质的差别,与警察圈套也并不是完全一致。我国应该通过立法来对陷害教唆行为进行规制和处理。     

地区竞争、选举政治与“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剖析所谓“债务陷阱外交”论

从2017年开始,国际舆论较为频繁地使用"债务陷阱外交"描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战略目的。从经济角度衡量,中国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贷款条件并不苛刻,且在中国推出"一带一路"之前,大量中低收入国家的债务负担就已经出现明显增长趋势,并不存在"一带一路"引发系统性"债务陷阱"的问题。因此,"债务陷阱外交"论缺乏经济基础。进而可以发现,东道国及其所处的地区政治环境在"债务陷阱外交"论产生与传播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地区环境与国内政治选举相互作用的分析框架,通过比较案例研究分析了"债务陷阱外交"论在典型国家出现、传播与发挥影响的机制。"一带一路"项目往往与东道国执政者"政治捆绑",国内权力更迭导致的国家发展战略变动,为该国政府改变自身对"一带一路"的政策选择创造了空间,其所处的地区政治环境也显著影响政策变化的幅度。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既要与东道国进行双边互动,充分重视东道国国内不同力量的博弈,也要注意到沿线国家所处地区政治环境对该国能否持续参与"一带一路"构成制约。我们需要以一种更加多维的视角进行思考,超越传统的紧盯美国的对外政策模式,为"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营造更加良好的政治环境。     

台湾警察教育制度初考

目前,台湾实行的是学历化警察教育制度,共有两所培养警察专门人才的高等学校：警察大学和台湾警察专科学校。二者根据分工不同,分别招收培养不同学历层次、不同身份的警察人才。它们在招生录取、教学管理、毕业生录警等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城市地铁警犬配备与使用的思考——以昆明地铁建成后为例

近年来,警犬在维护城市地铁公共安全,打造平安和谐的地铁环境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警犬具有独特的技术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人员精力分散、效率低下等问题,因此在地铁中使用警犬进行安检不仅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而且是重要的技术问题。     

国内外警察教育模式的差异对我国公安教育发展的启示

国外的警察教育模式与我国公安院校的教育模式有较多差异，国外警察教育的训练层次化、课程设置、教师队伍建设、学生培养等方面的经验为我国公安院校探索符合时代需要的办学模式提供了有益的参考。通过对国内外警察教育模式的分析、比较，结合我国公安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借鉴和吸收国外警察教育中先进的做法，促进我国公安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     

构建警察信用——对我国警察信用现状的评价与探讨

诚实信用是社会道德的基石.警察活动中可以有条件、有限制地使用带有利诱性要素的侦查谋略,但警察行为具有一种社会示范作用,若侦查谋略使用不当,可能损害公民权利,危害社会良好风俗,而且也会损害刑事司法效益甚至整个国家的信用体系.因而,警察信用原则应该在警察活动中得到贯彻实施.     

社会转型期的警察权配置研究

一个社会的警察权配置是由这个社会在进行社会控制时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即公共秩序价值和个人自由价值的选择。秩序和自由不仅是一种对立关系,还应当是一种动态平衡下的统一关系。在社会转型期,秩序和自由的冲突更加剧烈,因而两者平衡和统一的任务也更为艰巨。必须选择并采取那些能够最大限度地尊重和保障自由的秩序维护方式,使公民自由受到最小的限制;在维护自由价值时,必须为公权力保留最起码的能够有效维护和控制秩序的权力。社会转型对警察权配置提出了总体上的要求：应当对警察权加以控制,而不是简单地削减警察权的行使范围。其具体实施方式是：应当以维护秩序的最低需要为标准调整警察权力的范围,以自由价值的满足为出发点控制警察权。但是,为使警察权得以良好、有效地运行,因而当前应当注重警察权威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