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刑法修正案（七）新增设的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

刑法修正案（七）新增设了“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对于该罪，本文拟从立法背景、犯罪构成特征、立法缺陷与完善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述，同时对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的立法完善提出自己的思考见解。     

浅析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的客观构成要件

为更加有效的维护金融秩序,《刑法修正案(六)》对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进行了重大修改,采取了行为数额犯与结果数额犯并存的立法模式。本文从行为方式以及犯罪结果两方面对本罪的犯罪客观方面做了简要分析,以期对我国的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数额之于侵犯商业秘密罪角色的反思与再定位

基于我国"定性+定量"的立法模式以及对经济犯罪以数额犯进行规制的路径依赖,我国侵犯商业秘密罪也采用了数额犯为本罪的立法模式。立法对该罪仅规定了"造成重大损失"量的限制,使得司法实践操作混乱;侵犯商业秘密罪作为数额犯是否存在未遂也是理论争议的问题之一。突破传统的数额犯立法模式,将侵犯商业秘密罪定位为行为犯,并以数额作为出罪机制是解决现实困境的出路。     

数额犯中"数额"概念的展开

数额犯的类型化是我国刑法中比较特殊的一种立法现象。数额要件的存在不仅仅是对刑法犯罪概念“但书”的具体化,其实它对我国刑法犯罪构成的内部构造以及犯罪的既、未遂形态都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发挥了数额要件的“截断”功能。这种数额“截断”功能在数额犯中具有普适性,可以被统称为“数额截断原理”。     

社会矛盾化解视野下的轻微刑事案件入罪标准考量

社会矛盾化解的职能要求检察机关在办理轻微刑事案件时对入罪标准有深入的考量。我国对违法与犯罪行为的界定采立法"初步定量",司法"精确定量"的模式,《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实现了出罪功能,但犯罪定量模式易产生司法实践中将"数额犯"的犯罪数额作为界定罪与非罪唯一标准的倾向,且无助于公民规范意识的建立。因此,现阶段在制定各种类案标准时应予以警惕。以化解社会矛盾为立足点,检察机关应把握刑事政策的入罪与出罪指向,从犯罪的本质出发对各类犯罪情节进行综合把握。     

犯罪论中数额的地位

在我国刑法中,关于犯罪数额的立法形式比较多,种类多样。我国刑法条文中有关数额的实体法规定,在入罪、此罪与彼罪、量刑等多个方面发挥作用。不能把刑法中所有的定量因素都理解为数额犯,数额犯是指法定的决定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在量上的表现。要论证数额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需要解决以下几个理论问题：（1）数额为什么能决定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2）行为人主观上对数额没有认识的情形下,如何成立数额犯的故意犯罪？（3）数额犯是否存在未遂形态？上述三个问题的理论推理结论是：数额是犯罪成立要件要素。     

恐怖活动犯罪刑事立法评析*--以《刑法修正案（九）》为重点的思考

晚近以来,国际反恐公约以及各国反恐刑事立法在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范围方面呈现出三个重要的趋势：一是由实行犯扩大到非实行犯;二是从作为犯扩大到不作为犯;三是从实害犯扩大到危险犯。在《刑法修正案（九）》通过之前,与国外反恐刑事立法相比,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的专门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罪名屈指可数,恐怖活动犯罪的法网不够严密,对涉及恐怖活动犯罪行为的罪名和法定刑设置存在疏漏。《刑法修正案（九）》贯彻了“严密防范”的反恐刑事政策,这具体表现为刑事法网的严密化。《刑法修正案（九）》也坚持对恐怖活动犯罪采取“严厉惩治”的态度,这具体表现为对恐怖活动犯罪配置了财产刑。然而,在此次立法修改中也存在概念界定不清、过度犯罪化、罪名增设疏漏、刑罚配置不合理等缺陷,因而,对恐怖活动犯罪的刑事立法应予以进一步完善。     

事故类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立法再完善

《刑法修正案（六）》将原刑法中有关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范围修改为“生产，作业中”的有关责任人员，忽略了第三产业和多人聚集的较大型活动中发生的责任事故，建议修改为“在生产，经营，非经营性群众活动”。另外《刑法修正案六》第四条虽然新增加了安全事故不报谎报罪，但其缺乏对“迟报”行为的定罪处罚，存在立法上的漏洞，尚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强迫交易罪的修改与解读

随着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刑法的每一次修正都印证着社会发展的脚步,也证明了刑事法律体系的逐渐完善与科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36条对强迫交易罪的修改完善也正说明和印证了这一点。《刑法修正案（八）》对强迫交易罪的修改,     

《刑法修正案（九）》贿赂犯罪立法修正评析

《刑法修正案（九）》对中国贿赂犯罪立法所进行的以“内涵修复式”为核心的修正，仅仅缓解了既有规范中罪刑关系紧张与矛盾的局部性问题，立法的固有矛盾并未得到系统性消除。中国贿赂犯罪立法规范体系的全面更新，需要引入并确立积极治理主义理念的指导地位，在全面考查贿赂犯罪刑法治理机理现代化标准的基础上，加速完成犯罪化根据、法益定位、罪名体系构建、罪体要素设定、行为立罪与责任根据模式以及罪刑配置与调节因素功能的全面更新。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入罪条件

<正>【裁判要旨】根据刑法修正案（十一），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在入罪数额标准、情节标准、法定刑幅度等方面均有所变动，整体体现了进一步从严打击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行为的刑事政策。刑法规定将数额加情节作为入罪条件，在未出台新司法解释对相关概念进行解释的情况下，应参照现有司法解释，严格确定数额标准，界定情节范围；结合上述从严打击的刑事政策，应在严格解释刑法修正案（十一）中违法所得数额的同时，     

浅谈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立法完善

重大责任事故罪是安全生产领域里最常见的犯罪之一。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的出台,修改和完善了刑法有关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规定,但是我国目前立法仍存在着犯罪主体单一、刑种设置过于简单等问题。从完善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角度出发,应考虑增设单位为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犯罪主体,在刑种设置上增加罚金刑和资格刑,并有条件地引入过失危险犯。     

情节犯主导与知识产权刑法解释体系转型

《刑法修正案(十一)》实现了知识产权犯罪的法益侵害评价模式由多元化向以情节犯为主导的全面更新,是刑法对国家知识产权发展与保护战略的积极回应.前《刑法修正案(十一)》时代,刑法对知识产权犯罪中的继生性犯罪采取数额犯评价模式,对原生性犯罪采取情节犯评价模式,而司法实务又将该情节犯作数额犯化处理.以数额犯为中心的知识产权犯罪...     

“空白期”刑法司法解释的适用

<正>刑法修正案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罪状修正，将法定刑升格，虽然不会影响刑法条文的整体适用，但导致“空白期”的出现，新旧司法解释适用的问题存在争论。基于此，本文重点探讨了刑法司法解释填补刑法修正案条文空白的溯及力。刑法修正案（十一）于2021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修改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刑法修正案的若干思考

刑法修正案与刑法典二者之间的内容替代、形式同一、层级效力等同的关系 ,以及刑法修正案的以制定权为内容的增设新罪功能 ,决定刑法修正案的立法主体应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而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因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和颁布刑法修正案的做法值得反思 ;与单行刑法对刑法进行修正比较 ,刑法修正案具有较多的优越性 ,但其局限性也不可忽视 ,其功能上的局限性决定刑法修正案不应是修正刑法的惟一模式 ,有时仍然需要通过颁布单行刑法乃至于全面修订刑法典来弥补。     

危险驾驶罪立法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中增设了危险驾驶罪,这主要是为了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而在刑法上做出的调整,以加强对公共交通安全的保护。本罪在行为上包括竞驰型和醉酒型两种危险驾驶行为,主观上为故意,在性质上属于危险犯。对本罪的认定要注意与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别。此外,本罪的立法仍然存在不完善之处,如行为方式范围较窄,入罪门槛过低,资格刑缺失等,有必要在今后的立法中进一步完善。     

危险驾驶罪犯罪构成相关问题研究

最近两年内，中国一些城市接连发生酒后驾车、飙车导致的恶性交通事故，其中驾车人以“交通肇事罪”被或“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刑，两种罪名的罪刑差别较大，在社会上引起了争议。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危险驾驶罪（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本文试图在解读该条规定立法原意的基础上分析该罪的具体适用问题。     

探析刑法修正案(七) 新增设的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

刑法修正案(七)新增设了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对于该罪,本文拟从立法背景、犯罪构成特征、立法缺陷与完善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述,同时对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的立法完善提出自己的思考见解。     

税收犯罪刑罚轻缓化刑事政策的思考

刑法典中关于税收犯罪的重刑化趋势较为明显,但近些年来,刑罚轻缓化的刑事政策也在立法中展露头脚。《刑法修正案(七)》注意入罪与出罪相结合、从严与从宽相协调,并且更多地展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宽松和轻缓的一面。《刑法修正案(八)》删除了刑法第205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和第206条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可以适用死刑的规定,这都被视为推行刑罚轻缓化的重要标志。轻缓化刑事政策的推行要建立在相应的社会生活条件基础上。税收犯罪衍生机理的特殊性以及法定犯性质决定了将来税收犯罪的刑事立法应当向"严而不厉"立法模式的迈进。     

浅议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我国1997年修订的刑法新增设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为对传统的贪污、贿赂犯罪规定的补充。但随着该罪在实践中的应用,其立法上的缺陷也逐渐显现出来。尽管最新的《刑法修正案（七）》将该罪的最高量刑从5年提高至10年,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其立法上存在的问题。本文分析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立法上和实际应用中的缺陷,并就如何进一步完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立法提出了相关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