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刑法修正案(七) 新增设的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

刑法修正案(七)新增设了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对于该罪,本文拟从立法背景、犯罪构成特征、立法缺陷与完善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述,同时对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的立法完善提出自己的思考见解。     

数额犯视角下我国偷税罪立法模式研究

《刑法修正案（七）》（下称修正案）第3条对1997年刑法偷税罪进行修正,体现出数额犯立法模式的完善。具体数额犯被修正成抽象数额犯,表明立法技术日臻成熟;仍采复合数额犯模式,但对“数额＋比例”制度设计进行了完善;改采纯正数额犯模式,行政责任条款入罪功能被取消,但赋予了“出罪阻却”功能。     

浅议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我国1997年修订的刑法新增设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为对传统的贪污、贿赂犯罪规定的补充。但随着该罪在实践中的应用,其立法上的缺陷也逐渐显现出来。尽管最新的《刑法修正案（七）》将该罪的最高量刑从5年提高至10年,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其立法上存在的问题。本文分析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立法上和实际应用中的缺陷,并就如何进一步完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立法提出了相关见解。     

组织、领导传销罪立法的不足及完善

非法组织传销犯罪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以往司法机关在处理这类犯罪时，分别以非法经营罪、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等罪名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造成同一行为罪名的不统一，《刑法修正案（七）》将此种情形统一为组织、领导传销罪。本文将从组织、领导传销罪的立法背景、犯罪构成以及与相近罪名的区别入手，对《刑法修正案（七）》中关于组织、领导传销罪立法的不足进行分析，进而提出相关旁善措茄．     

危险驾驶罪的立法理念与立法完善探讨

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将＂醉驾＂、＂飙车＂行为以危险驾驶罪入刑。鉴于民众甚至司法人员对该罪的认识上和操作中均存在不少亟待澄清和回应的问题,诸如该罪立法理念上与刑法谦抑性是否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如何认识和处理该罪中＂罪过倒挂＂问题？如何理解和适用该罪的追诉时效问题？如何看待和处理该罪的行为方式过窄的问题？通过对以上诸问题进行阐释进而提出了完善相关立法的构想及其路径。     

危险驾驶罪的立法理念与立法完善探讨

《刑法修正案(八)》新增了危险驾驶罪,刑法的这一规定是否有问题,规定体现了什么样的立法理念,规定本身是否有问题,是否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文讨论的核心.本文探讨了危险驾驶罪的立法理念,认为危险驾驶罪的立法理念是安全刑法观,并就危险驾驶罪规定中的问题提出了完善对策.     

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的司法认定

《刑法修正案（四）》就雇用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从事危重劳动,情节严重的行为做出特别规定,以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追究刑事责任。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本罪以及在立法上完善该罪都是值得商讨的。     

我国网络犯罪刑法立法研究——兼论我国刑法修正案(七)中的网络犯罪立法

目前我国网络犯罪具有网络化、集中在经济领域等主要特征.原有网络犯罪刑法规定不能满足遏制网络犯罪的需要.2009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非法获取计算机数据罪、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为非法侵入、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提供程序、工具罪,对我国网络犯罪立法体系有重要的补充完善作用,但仍然存在明显的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2004年7月1日生效的欧洲理事会<关于网络犯罪的公约>中的有关网络犯罪的规定对完善我国网络犯罪立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通过对该公约与我国刑法中的相关规定的比较分析.提出完善立法的具体建议.     

从具体个案看污染环境罪的立法缺陷及完善——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对污染环境罪作了重大修改,扩大了适用范围,降低了该罪的入罪门槛,具有一定的进步。但立法总是滞后于现实,本文拟结合具体案例,探讨《刑法修正案(八)》之后污染环境罪在立法上的缺陷以及应如何完善。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立法修改研究

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应对惩治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发挥重要作用。我国1997年《刑法》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在犯罪对象、污染排放物范围以及成立犯罪的标准上有诸多缺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八）》）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修改,总体上降低了犯罪门槛,对保护环境具有重大的意义,但该罪的法定刑仍存有较大缺陷,需要进一步完善。     

危险驾驶罪立法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中增设了危险驾驶罪,这主要是为了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而在刑法上做出的调整,以加强对公共交通安全的保护。本罪在行为上包括竞驰型和醉酒型两种危险驾驶行为,主观上为故意,在性质上属于危险犯。对本罪的认定要注意与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别。此外,本罪的立法仍然存在不完善之处,如行为方式范围较窄,入罪门槛过低,资格刑缺失等,有必要在今后的立法中进一步完善。     

《刑法修正案（七）》对惩治腐败相关条文的完善

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中增加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并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进行了修改,对进一步完善刑法、惩治腐败犯罪,必将起到重要作用.下文就<刑法修正案(七)>对上述两个罪名的立法背景、条文修改完善的主要内容作简要介绍.     

我国历代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立法的考察

我国在《刑法修正案（七）》中确立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一新罪名。它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其他较重情节的行为。该罪由于被纳入刑法的时间不长，目前对于该罪的认识及研究相对较少，但如果考察我国古代以来的立法来看，还是能够找到与该罪相似的立法。本文试从我国历朝历代亲属犯罪立法分析入手，重点考察了唐朝、明清的相关法律规定，并就古代立法与我国当前的刑法规定进行比较。     

刑法修正案(七)视角下的网络犯罪立法研究

2009年2月2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285条中增加了两款:增设了非法获取计算机数据罪,非法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以及为非法侵入、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提供程序、工具罪。这是我国网络犯罪立法体系的又一重要补充,本文以此为研究视角,重点探讨了该修正案的新内容及其存在的明显问题,并对其进一步的完善提出了几点建议。     

逃税罪的立法修正与司法适用

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简称Ⅸ刑法修正案（七）》）,其中第三条对刑法第二百零一条作了重大修改。2009年10月16日,“两高”《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四）》公布并实施,将本条罪名由原来的偷税罪修改为逃税罪。准确把握并正确理解立法关于逃税罪的修改与完善,是当前司法实践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危险驾驶罪的立法与司法省思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生效,刑法对危险驾驶行为的规制迈出了重要一步.一般认为,危险驾驶罪是为了应对风险社会的交通状况而增设的新罪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由于危险驾驶罪的设置与刑法规范体系之间缺乏协调性,导致了在罪状和法定刑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这也致使司法人员对危险驾驶犯罪的适用上仍存在较大分歧.对《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以来的危险驾驶罪司法实践进行反思,会发现现存的诸多问题仍然需要从立法的角度予以展开和诠释.在调整立法之前,目前的当务之急则是对危险驾驶罪的罪状加以精确确定,自然就需要将其与行政法和刑法中其他犯罪进行协调.     

我国绑架罪的立法设置——以刑法修正案（七）草案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给绑架罪增加了“情节较轻”的量刑档次，从表面上看似乎使该罪刑罚的严厉程度有所缓和，但其仅仅是对原有立法的局部修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绑架罪立法面临的诸多问题，应当从根本上修改绑架罪的立法模式，取消绝对确定的死刑，在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基础上，区别不同情况设置十年以上有期徒刊直至死刑的加重情节。     

浅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从设立以来,至今一直在刑法学界存在很多争议,而且司法机关在实践中也有很多困惑。虽然《刑法修正案（七）》对《刑法》第395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条文和相应刑罚做了修改,但是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还有很多值得争议的问题。本文对本罪中几个有代表性的争议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期为该罪名在立法上的完善和司法上的准确适用提供参考。     

《刑法修正案(八)》的三大特点——与前七部刑法修正案相比较

与前七部刑法修正案相比较,《刑法修正案(八)》的修改模式由分则个罪模式,走向了总则+分则模式;其所修改的内容不再如同前七次刑法修正案只体现入罪及提高刑罚的单一方向,而是体现了入罪、提高刑罚加出罪、减轻刑罚的双重方向;其所体现的刑法机能则由以往七部刑法修正案的社会保护而转向了人权保障。《刑法修正案(八)》的这三大特点,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刑事立法的文明性、人道性与进步性,也因此,它在中国刑事立法史上将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轻罪立法时代无证经营成品油行为的刑法定性——基于建构性刑法解释的展开

司法中关于无证经营成品油行为的认定，有基于成品油许可和基于危险化学品许可两种成立非法经营罪的思路。在2019年国务院放开成品油市场准入与2020年商务部废止《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之后，法院沿用这两种思路作出裁判，均存在相应的论证缺陷，这也是“口袋罪”在司法中被滥用的一个例证。司法机关青睐“口袋罪”，是由于此前刑事立法滞后、规范选择逼仄，而轻罪立法时代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局面。在《刑法修正案（九）》修改了危险驾驶罪与《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危险作业罪之后，司法应及时调整原有论证思路和裁判结论，根据运输、仓储等行为是否“危及公共安全”、是否“具有现实危险”等具体情形，分别适用危险驾驶罪和危险作业罪；造成严重后果的，适用危险物品肇事罪，以实现案件的妥当处罚。应当倡导一种建立在充分尊重立法基础上的建构性刑法解释，这是刑法解释论在立法活性化时代的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