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阶段的"诉讼分流"制度

侦查阶段的"诉讼分流"是一种重要的刑事诉讼分流,其实质是在侦查阶段进行"司法外和解".它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保障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并且能够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国外侦查分流有较成功的做法,我国侦查程序中在立案、侦查、侦查终结各阶段均存在分流的空间.     

论“程序分流”在我国侦查程序中的构建

在我国侦查阶段建立“程序分流”制度不违背诉讼公正原则,符合诉讼经济原则的要求,也符合刑法谦抑原则的发展趋势。我国侦查阶段“程序分流”应注意构建其决定主体、监督主体和参与主体;规定严格的程序以保证该措施不被滥用;确定具体的适用范围和内容等。     

论公诉案件的诉讼分流

刑事程序中的诉讼分流对于提高刑事诉讼的效率、实现刑罚对犯罪的预防功能、保护被追诉者的权利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西方许多国家在侦查、起诉、审判阶段都建立了系统的程序分流机制。我国在诉讼分流方面存在着许多的缺陷 ,应当加以全面的完善     

从犯罪预防的角度看侦查中的若干问题

犯罪预防与犯罪案件侦查密切相关。从犯罪预防的角度看待侦查程序中立案条件、羁押的适用及侦查终结方式等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改善立案的条件及功能,改革欠合理的羁押制度,增设侦查中的诉讼分流程序,对于预防犯罪、保证侦查程序的立法规范有重要意义。     

侦查程序诉讼化研究

在现代社会,侦查程序诉讼化不仅是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而且是程序具有独立价值的重要体现。侦查程序诉讼化既是一种诉讼状态,更是一种发展过程。侦查程序诉讼化要求将所有的侦查活动都纳入侦查程序,侦查程序应当具有正当性,合理配置侦查程序中的各项权力,在侦查程序中建立＂三方组合＂的诉讼结构,对侦查权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等。我国侦查程序诉讼化存在许多问题,侦查程序诉讼化的整体程度较低,应当从侦查活动、侦查强制措施和侦查监督制约三方面进行完善,以进一步提高我国侦查程序的诉讼化程度,提高人权保障水平。     

刑事诉讼审前分流程序的构建

刑事程序分流制度在世界各国已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而我国仍然固守着有罪必罚、严格追诉的单一的国家本位型的程序模式，未建立系统的审前分流制度，使刑事诉讼程序很难有效地预防犯罪、提高诉讼效率和保障人权。我国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先进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设置侦查阶段的微罪处分制度和起诉阶段的多重起诉替代措施，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前分流机制，使诉讼程序更加有效的打击犯罪、保障人权。     

刑事侦查的诉讼化设想

侦查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具有"诉讼"的特性。侦查诉讼化的实现,适当限制了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使其不能成为随意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力量;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一定的侦查权和较为全面的针对侦查机关侦查行为的防御权;赋予法官以司法审查权,以防止侦查机关的非法侦查行为,并在非法侦查行为发生时给予否定的评价。我国有必要借鉴西方国家司法实践,以诉讼化为目标重建我国的侦查制度。     

论侦查模式——从诉讼程序的视角

诉讼程序性侦查模式可以概括为行政治罪模式和诉讼追诉模式。行政治罪模式的特点是:与有罪推定和国家本位主义密切联系,在侦查活动中仅有国家侦查机关及其职员具有程序主体的地位,享有广泛的权力,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等则不具备诉讼主体的地位,主要以履行义务参与侦查活动;侦查程序以单项、秘密的方式展开。诉讼追诉模式的特点是:与无罪推定、权力分立、主体性理论等密切联系,侦查活动中有控诉、辩护、裁判三种不同的诉讼角色和诉讼职能,控、辩、裁各自享有一定的权利(权力)和义务,在侦查程序中依据法律规定行使权利(权力)、履行义务,使侦查程序以相对公开和多方参与的形式运行。通过对两种模式的比较研究,有助于发现我国现阶段侦查程序的现状,反思其中的结构性缺陷,并为我国侦查程序法治化提出正确的指引。     

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诉讼权利告知

诉讼权利告知是诉讼中的一项程序性规定。对侦查中犯罪嫌疑人享有的权利 ,侦查机关履行告知义务。而侦查机关正确执行诉讼权利告知具有重要意义     

论盗窃案件的侦查效益

对侦查效益的研究能够促进公安机关尽快适应诉讼制度改革。根据盗窃案件的特点,明确盗窃案件的侦查收益包括诉讼收益和社会收益。在有限的成本资源条件下,公安机关内部层面影响盗窃案件侦查效益的因素主要有侦查活动的组织模式、侦查人员的业务能力以及侦查手段、技术方法的应用。提高盗窃案件侦查效益的途径可以从诉讼角度和非诉讼角度分别讨论。     

当代农民"避诉"意识的理性分析

避诉是当代中国农民诉讼意识的主流形式。避诉意识既有传统的诉讼文化的制约,又由农村社会现实状况决定,还受司法制度的缺陷影响。它的存在,妨碍了农民自身权利的维护,制约了农村社会文明的生活秩序的建构,阻碍了农村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因此,必须通过开展普法教育、推进司法制度改革、挖掘传统诉讼文化的合理内核等途径,实现农民诉讼意识由避诉向健诉的现代性转变。     

对刑事侦查的司法审查之探究

对刑事侦查行为进行必要的司法审查是平衡诉讼格局、对侦查活动进行有效监督、合理分配侦查实施权和侦查监督权以及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必然要求.司法审查应由法院来实施,法院有权对侦查主体是否适格、证据是否合法、程序是否正当等进行审查.文章认为,实施对侦查活动的司法审查还有赖于对司法权力的合理配置、对检察机关职权和地位的再认识以及对法院体制和法官任用管理体制的改革,才能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高校行政侵权及法律救济探讨

法律规定的高校权利中的某些职权符合行政权力的主要特征,在性质上应当属于行政权力。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主体,高校在招生录取、教育管理、颁发毕业证与授予学位证等过程中难免对相对方造成侵权。有侵权就有救济,行政相对人可以通过行政诉讼获得应有的法律救济。     

“官告民”视角下的行政执行诉讼

“民告官”模式的行政诉讼制度对于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合法行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当前司法实践中,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官告民”案件却占了很大比重。基于目前“官民”争讼的现实考量,建构“官告民”模式下的行政执行诉讼,以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具有重要意义。     

论我国的认罪案件简化审程序——以证明标准及证据要求的适用为视角

公正和效率是两项难以兼顾的司法价值追求。认罪案件简化审程序在分流案件，节约司法资源上有其重要的作用，认罪案件简化审程序如何在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实现公正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通过对认罪案件简化审程序中采用的证明标准和证据要求进行新的构思、设计，可以最大限度的体现认罪案件简化审程序的公正和效率。     

对涉外商事仲裁"涉外性"的思考

涉外仲裁裁决不等同于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国内仲裁机构可受理涉外仲裁案件,中国国际经济贸易委员会新规则将受案范围扩大到一般国内争议不存在法律障碍.外国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不是涉外仲裁裁决,而是外国仲裁裁决.     

试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的既判力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具体制度设计上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无论在立法还是司法实践中,对刑事判决和民事判决之间的冲突如何协调,均存在一定模糊性。应从挽回损失、补偿受害人的角度实行民刑分立,同时启动程序分别进行审判,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建立宪法诉讼制度的初步构想

宪法诉讼对于保障宪法实施、树立宪法权威、保障人权和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我国并未建立起正常有效的宪法诉讼制度，当务之急是设计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宪法诉讼的理论和原则，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宪法诉讼制度。应当从宪法诉讼机关的设置、宪法诉讼程序的建立和对违宪行为的制裁三个方面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可以考虑建立复合式的宪法诉讼机构，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下设宪法监督委员会，在最高院和高院设立宪法法庭，共同行使宪法诉讼权。     

论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及其完善

我国新公司法规定了股东诉讼制度,提供了股东诉讼的法律依据。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划分股东诉讼的种类、确定股东派生诉讼的程序要件和主体要件、股东派生诉讼的结果归属等法律制度亟待完善,否则,由于法律制度的缺陷,将很难发挥股东诉讼制度设置的作用。     

入世与公民权利保障──兼论警检模式的重构

入世对我国公民的人权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现行的警检模式不利于保障公民权利,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不利于司法公正。因此必须对警察权、检察权重新定位,改革现行权力运行机制和监督机制,树立人权至上的观念,建立以当事人为主体、审判为中心、侦诉二元化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