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历史与发展逻辑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即下放经济领域自主权、地方探索创新、全面开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放管服改革战略实施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阶段。在演进过程中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呈现不同维度的逻辑特征，包括政治逻辑、动力逻辑、技术工具逻辑，既体现了已有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经验，也反映了存在的一些问题。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使国家治理效能新提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继续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逻辑，同时全方位转向依法治国和法律驱动改革的法治化逻辑，从注重数量到注重权力结构质变的运行逻辑，从经济效率导向转为政府治理现代化目标导向逻辑。     

从权力中心主义到法律中心主义:地方政府治理改革模式的实践探索及其制度性建构

权力中心主义改革模式阐释了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一些共性特征,即以政府权力意志为主导,以地方支持性政策为平台,以行政授权为推进手段,以试错之名"良性违法"等。权力中心主义改革模式的生成逻辑是"于理有据",即德之理、情之理、权之理和法之理的总和。"于理有据"也内蕴了权力中心主义改革模式无法克服的限度,即"于法无据"。作为新的替代方向,法律中心主义改革模式已经在部分地方政府治理创新中出现,并开始向制度构建层面迈进,其基本要义是强调地方政府治理创新遵循法律规范、民意需求和权力平衡等基本原理。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模式从权力中心主义转向法律中心主义,也意味着其改革动力从权力本位转向了法律本位。这种基于法律本位的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模式将推动各级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在法治保障框架下呈现百花齐放却于法有据的新局面。     

政治互动视角下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研究——以食品安全监管事权改革为例

中央与地方事权、财力匹配首先是建立在对事权界定的基础之上的。关于事权划分的传统观点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政府间事权划分的逻辑。在政治互动视角下,我国的政府间事权划分表现为,在单一制政府形式下,中央政府权衡"治理成本"与"治理风险"因素并在"高度关联治理结构"与"行政发包制"两种治理模式中做出选择,随之进行事权划分的动态调整。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事权在中央地方间进行的多次调整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央地方事权划分的政治互动逻辑,并提出对政府间事权划分改革的建议。     

大部门制改革:理论的紧张与迷信的学习

大部门制是近年来行政改革的"标签",但中央与地方改革实践存在效果差异。地方大部门制改革并未完全实现预期的效果。其原因在于支撑大部门制的宏大理论之间具有内在冲突;作为参照系的境外经验和地方本土试点并未完全成功。大部门制改革的核心是职能整合、机构重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重构,这并未超越历次行政改革所蕴含的组织、职能和政治逻辑。未来深化大部门制改革的方向需要在权力重构、职能转变、机构整合和互动治理的整合性框架下整体性推进。     

中国县政改革的目标和基本路径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突破口是县政改革。县政改革的方向应是建立在行政分权和政治分权基础上的民主自治。当前各地所进行的"强县扩权"或"扩县强县"式的行政分权在加强县级政府自主权的同时,也增加了权力滥用和公共利益被损害的风险。为此,需要进行真正意义的政治分权和司法分权,通过确立民众对执政者的制约,建立真正意义的责任政府;通过强化司法制衡来制约地方的政治行为,以保证国家的政治统一有效性,维护公共利益的制度底线。     

中国县域治理改革的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

国家治理的根基在县域。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县域治理改革在经济、行政、社会和政治等多个领域进行了基层探索,既有丰富的地方实践,又贯穿着内在的理论逻辑。整体来看,中国县域治理改革的基本特点是从区域突破转向全国联动,从经济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从管理改革到治理改革,从纵向放权改革到横向分权改革。未来中国县域治理改革的顶层设计与推进路径应把握并遵循县域治理的特点和规律,树立县域治理的政治地理空间思维,区分城市治理与乡村治理,分类设置治理机构,联动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县域治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     

中国行政改革动力研究综述——行政改革动力的多维度分析

行政改革的动力机制是行政改革研究的逻辑起点。明确行政改革的动力方能推动行政改革的持续深入。在梳理、综合学界研究成果基础上,本文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动力作出多维度分析。横向视角下,行政改革的动力包括行政系统外部的国际、国内行政生态和行政系统内部等多元动力源头。纵向视角下,变化的动力因素决定了历次机构改革的不同内容。但是,在行政改革动力研究中,还应注意政治体制改革、行政改革的阻力、以及跳出政府本位视角等问题。     

日本的行政改革及启示

日本的行政改革是在经济低迷与政局混乱中启动并完成的.其改革内容是全面的,体现了市场化、分权化与绩效化的趋向,在行政机构重新设置的过程中,完成了对传统官僚制的根本性改造,同时还实现了政府职能的重新清理与定位.改革过程中突出政治领导,充分利用内生动力,并尽力遏制部门利益,以及最终强化了政府首脑及内阁府的行政权力和综合协调功能等做法与结果为各国的行政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基于政治学视角的当代中国行政改革的思考

从政治学视角分析当代中国的行政改革,利益及利益变化、建立政府与社会和谐关系、实践的变化等是行政改革的动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行政改革的指导思想,改革是手段,其直接目的是维护政权稳定,即政府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最终目的是以人为本、发展民主政治。中国行政改革的未来走向是:在改革的方式上,继续采取渐进式的行政改革;在改革的方法上,坚持行政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有机统一;在改革方向上,将是实现真正的民主行政,发扬政治民主。     

“放管服”改革的行政法意义及其完善

与先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相比,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力推进的"放管服"改革更加强调权力调整的动态性、整体性、系统性,其对于优化政府职责、转变监管方式、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但此轮"放管服"改革依然沿袭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运动化、政策化思路,并不完全符合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从职权法定、监管工具的动态调整、优化公共服务的基本法则三个方面,"放管服"改革的行政法意义和合法性风险可以得到更加清晰的呈现。要提升"放管服"改革的法治品性,需要以《行政许可法》的有效实施为核心,通过设立专门的社会化的"放管服"改革委员会、激活行政许可评价制度、引入更广泛的专家和社会参与、完善试验改革的授权制度、优化规制工具分析评价制度几个方面来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机构改革的经验塑造、逻辑演进及其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机构改革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改革经验,即"强制—推动性"改革、"被动—适应性"改革、"单边—封闭性"改革、"渐进—阶段性"改革、"实践—经验性"改革。同时,我国机构改革实现了多重逻辑的演进:从"政治逻辑"到"行政逻辑"再到"政治逻辑"、从"组织逻辑"到"职能逻辑"再到"体系逻辑"、从"权力逻辑"到"效率逻辑"再到"民生逻辑"、从"科层逻辑"到"市场逻辑"再到"网络逻辑",它们共同构成了机构改革的"中国模式"。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2018年机构改革,从经验重构与逻辑强化两个方面对这一模式进行了重塑。未来的机构改革应进一步完善和强化2018年机构改革的经验与成果,实现由碎片政府到整体政府的转换、定型,推动"中国之治"迈向更高水平。     

执法吸纳政治:对城管执法的一个解释框架

城管执法过程中必须遵循一定的政治逻辑。政治层面、行政层面和执法层面的因素的综合作用促使城管执法必须兼顾各社会群体的利益均衡。当前有关城管执法问题的讨论存在泛政治化和去政治化两种倾向,这不利于对城管执法现状的深入了解和理解,某种程度会误导城管体制改革。正确认识多元利益诉求的复杂性,是在城管执法中坚持政治逻辑的关键所在。"执法吸纳政治"是对城管执法运行机制的概括,也是城管执法面临的困境,尽管也具有某种程度的积极因素,对社会矛盾、多元利益需要所产生的紧张关系有所减缓,但仍然需要加深对城管执法中政治逻辑的充分理解与认识,防止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均衡被破坏。     

社会治理建构的反思性阐释

在工业社会中,民主与法治是社会治理的基本框架,然而,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却表现出非常复杂的情况。随着政治与行政的分化,在对政治的观察和思考中,发现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在理论上可以成立的可能性,在现实中,我们所看到的一直是形式民主。而且,在一些国家对实质民主的追求中,走上了专政之路。同时,政治与行政分化后的行政则是在技术主义和法治两条道路上加以建构的。从20世纪行政发展的情况看,虽然民主和法治是一个基本框架,但在行政集权化倾向日益明显的情况下,要求把民主程式引入行政过程的声音也出现了,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性改革运动中,也做了诸多探索。但是,在这场全球性的改革经历将近四十年的时间后,社会治理的状况并未得到改善,反而出现全球风险社会以及危机事件频发的问题。对其进行反思,发现原因在于,没有根据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要求去建构适应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社会治理模式。一旦提出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问题,就会发现,应当以道德作为其出发点。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新方向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了新的方向。现有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存在诸多问题,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已经在行政管理体制中逐步确立。通过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来推动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理念的转变,从而划定行政审批权力界限和实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目标。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及其挑战

20世纪以来,基于行政理论、经济理论和民主理论的西方政府改革,呈现统治职能的非人格化、管理职能的刚性化和服务职能的扩大化等特征。进入21世纪,中国政府发展为应对"现代化"和"后现代"两个历史阶段的高度叠加,在兼顾"管理补课"和"改善服务"的问题上,整合20世纪以来西方政府改革的三种价值取向,形塑了较为均衡的地方治理风格。当下,在构建国家治理体系进程中,地方政府改革和发展的"三合一"模式面临挑战。     

拓展地方改革空间

正如何处理"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之间的关系,再度成了影响中国改革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上下层的良性互动仍是改革必须遵循的策略大幅度放权,是中国过去30多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主要发生在三个基本方面,一是中央向地方放权,特别是向基层放权,增大地方和基层的自主性     

机构改革的限度及原因分析

中国机构改革存在三个限度:在内容设计层面,是任务型而非结构型改革,表现为选择性完成阶段性工作;在改革工具层面,是精简型而非调适型改革,表现为对量化工具的过度偏好;在驱动机制层面,是计划型而非回应型改革,表现为作为改革符号的周期性呈现。存在限度的原因在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目标的"三重替代",包括体制改革对国家制度建设的替代、行政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替代以及机构改革对行政体制改革的替代。在替代逻辑下,机构改革不仅承担了政府改革的意义,也承担了国家建设的意义,不仅承担了政府改革的难题,也承担了国家建设的难题。突破机构改革限度,前提是立足现代国家的基本要素,推动国家制度建设,推动机构改革从"精简化"转向"理性化"。     

“职能革命”、管理绩效带动政府责任实现——卡梅隆政府公共机构改革的行政学意涵及对我国的启示

在卡梅隆政府一系列激进的政府改革中,尤以公共机构改革最引人瞩目。在对英国政府出台的相关公共机构改革政策、方案进行文本编码、对改革逻辑的频数和应用强度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保留机构"的逻辑是要保证其更好地履行专业职能;"改造为NDPB"的逻辑是实现职能清理;"不再作为公共企业"的思路是消除公共财政负担,等等。软件拟合的改革嵌套逻辑显示了行政学意涵:牛顿力学原理为基础的线性逻辑是改革的方向盘;职能革命是公共机构获得绩效的元工具;以公共管理带动政治责任实现的后管理主义;将公共部门看成社会的一个生产部门来拉动经济复苏。这启示我们在"十二五"期间政府机构、事业单位的改革仍要强调科学管理;机构、事业单位改革应当以"职能革命"为主线;通过改善公共管理质量破解民众不满;将政府组织、公共机构当作市场主体而非"救市者"来改进其内部管理。     

新时期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在政府改革中的实践

新时期的政府改革十分重要,尤其是在我国政府改革中,需要进行促进强化的地方有很多,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也进行了几次行政改革,但是还有许多地方需要进行完善,利用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理论,将其渗透到现实改革实践中去,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更好的政府,真正为人民服务,替民众分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谱系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谱系是马克思主义逻辑谱系在中国的具体化与现实化。研究其特征应遵循社会实践、相互联系、理论抽象等三个基本视角,在社会运行、相互对比、内在变革中探索其呈现机制。基于其视角与呈现机制,可以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谱系的特征概括为同质性、传导性、开放性、认同性和代际性等五个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