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朝关系研究三种话语体系

传统的中朝关系,始终处在一个微妙、复杂、双重面像的语境下。李氏朝鲜对自身的定位以及对华的姿态,实际上折射出三种不同方位的认同观,即朝贡体系内部催生的自我消化与认同迷失;从"朝天"到"燕行"带来了藩国认同观的递嬗;李氏朝鲜政治体制构建过程中的自我认同。     

走进延边朝鲜族村庄

“朝鲜”是“光明的东方”之意，原是李氏王朝（１３９３－１９１０年）的国号，后来即以其作为族名。１７世纪朝鲜族人开始零星迁至中国，其中一部分在明末清初即已定居在东北境内。主要颁在今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黑龙江省牡丹江地区，吉林市及辽宁省丹东地区也有较多的朝鲜族居民。朝鲜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朝鲜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朝鲜文属音位文字类型，是１４４１年在李氏王朝主持下创制的。     

封贡体系与明代君臣的天下观-以朝鲜王朝为中心

以明代中朝封贡关系为背景，考察明代君臣的天下观。明代东亚封贡体系以传统的正统观为前提，天下观念由“天下一统”的传统“单-世界”向“多个中心”转变；在封贡功用上，由原来的侧重政治礼仪向经济、军事、政治多元并重方向转变。具体表现为：朝鲜王朝在政治正统性上依托以明朝为主体的封贡体系；进而利用与明朝的关系确立其在周边国家中的“小中华”地位；同时借助明朝的军事保障其在封贡体系内的安全。通过对封贡体系运行的史实阐释，可知朝鲜极力维护与明朝封贡关系的原因，即明朝的传统汉文化圈的吸引力是朝鲜积极同明朝建立封贡关系的历史因素；以“小中华”自居的心理优越感是朝鲜维护封贡关系的重要因素；以追求朝鲜王朝自身利益及适应周边环境变化的需要是其现实因素。     

思政课教学中的美好生活观培育

习近平总书记对“美好生活”的论述和阐释,为大中小学美好生活观培育提供了科学正确的价值导向。要依据学生不同学段认知、情感、自我、社会性等方面的发展,合理统筹美好生活观培育教学要点：小学阶段“在生活情境中感悟美好生活”,中学阶段“在知识学习中认知美好生活”,大学阶段“在宏大时空中定位美好生活”。同时,在美好生活观培育中,要把握三对矛盾：在理性认同和情感认同的互动中达至对主流美好生活观的价值认同,在价值认同与自我意识的互动中达至对自我美好生活观的价值确立,在价值确立与价值实践的互动中达至对自我美好生活观的价值完善。     

同华之异：古代越南与朝鲜的华夷观比较

华夷观源于中国，作为传统东亚社会用于认知“自我”与“他者”的话语模式与叙事范式，伴随以儒学为主的中华文化传播至古代越南与朝鲜两地，成为其提升自我中心性与文化优越感的策略表述。同属“中华文化圈”的越南、朝鲜，在相对迥异的历史文化与现实动机下形成富有各自地域特色的“各华其华”观念与“小中华”思想。因此，通过比较古代越南、朝鲜华夷观的差异性，可以考察华夷观在传统东亚社会发展中形成的复杂与多样的跨主体性，进而探研华夷观作为前近代东亚式民族主义思想源泉的发展理路及其影响下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     

“何以为家”：流动社会下青年数字游民的地方感研究

信息技术革新推动着数字社会的到来，流动性加剧使得人地联结方式发生了改变，流动社会下移动主体的地方感形成机制值得探讨。在现代竞争环境与社会时间挤压下，青年数字游民通过技术中介主动从高度组织化环境中剥离，以获取自我时间的回归；在不同生活“扇面”下，数字游民成为场景化存在的个体，其身份处于“地域人”与“区域人”之间动态切换过程，由此也带来了个体认同机制从“属地认同”向“属人认同”的转变；个体认同的转变重塑了人地联结的方式，多样地方感杂糅成的“流动地方感”，构成了青年数字游牧人群地方感的主体特征。     

从日本学者对“中国”一词诠释的嬗变探索日本的“自我定位”

日本人的国民性所体现出的“缘人”特征与武士道精神，对上下位序非常敏感；自我定位对日本人十分重要，因为上下位序是通过自我定位而决定的。传统华夷秩序所体现的位序，乃中国在上，日本在下。日本的儒学者对传统“中国”一词所预设的华夷之辨与东亚政治秩序，不管是在“文化认同”或“政治认同”上，均难以接受。通过不断地对“中国”一词提出臆想性的解释，日本的儒学者缓解了“文化自我”与“政治自我”割裂所造成的自我定位困境，并让中国经典得以适应于日本的整体文化（自信）之中。日本的国学者排斥儒释文化，认为必须立足于日本的价值之上，才能够认识到中国的“道”误在何处。日本学者对“中国”一词诠释的嬗变，对日本人的自我定位与国际关系，均带来重大影响。     

现代社会中自我认同危机的成因分析

在现代社会,自我认同问题的凸显有其深刻的原因.总的来说,现代自我认同危机是现代性对日常生活侵袭的结果；全球化进程是自我认同危机出现的大背景；科学技术推动了自我认同危机的出现；消费文化进一步催生自我认同危机；大众传媒则加速了自我认同危机的产生.     

断裂与重构：现代性背景下青年的自我指称与身份认同

稳定的自我认同有助于维持身份叙事的连贯性，具有索引功能的身份指称是身份认同范畴化的重要手段。以吉登斯现代性与身份认同理论为视角，对近年来青年人高频使用的自我指称进行互文性观照，有助于观察现代性工具体系运作下青年自我认同及叙事的断裂与重构。研究发现，当现代性各类风险阻断青年人自我叙事的内在连贯性，已有的自我指称无法继续承担“使生平叙事前后一致”的索引功能并引发认同焦虑时，青年人基于自身与社会关系的反身性思考，通过各类身份指称再生产的话语实践，修正自我行动与个人成长叙事，重新规划内在发展轨迹，进而重建其自我认同的连贯性。     

农村籍大学生的文化适应：来自“关键场域”的解释

通过对布迪厄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核心概念的进一步发展，结合生命历程理论中对时间性的理解，本研究将大学视为农村籍大学生文化适应过程中的“关键场域”，并探究其在城市中的文化适应过程。研究发现，农村籍大学生由于缺少城市场域下的相应惯习，因此在遭遇生活各方面的不适应的同时，其原有自我评价体系崩溃；但通过在大学这一关键场域中获得的“大学生”身份和大学中的各类资源，重新建立自我评价体系和弥补自身相对劣势后，农村籍大学生在大学场域中实现了城市文化的文化适应，并在其毕业之后最终形成了农村身份认同和城市生活方式认同并存的特有认同。     

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自我认同意识研究：一项二手分析

对基于安徽省四市九县的一项调查研究的成果作二手分析，结论认为，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自我认同意识与其实际居住情况不甚一致，这种不一致来源于出身家庭至上的价值观念及是否分家等现实制约。留守儿童的家庭自我认同意识往往与代养者的家庭自我认同意识有所冲突，而“留守”处境中的居处复杂及认同歧异，其复杂程度不可小视。其警示意义在于：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的措施，如果不从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自我认同意识着手的话，也许其效应就要打不少折扣。     

民族杂居区维吾尔族居民语言认同现状研究——以上海为个案

“认同”一词最初由西方的心理学家提出并加以使用，后来延至社会学、哲学等领域。关于认同的含义，学界看法并不一致。如，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认同是个体与他人有情感联系的原初形式”；社会学家汉斯·摩尔认为，在个人层次上，“认同是一个人在混沌环境中所占据的稳固方位，个人能够据之对外在环境做出积极的防御”；     

反思性、结构性与自我认同——对吉登斯的反思性与自我认同思想的再思考

“自我认同”作为一个现代性的话题，无论对社会，还是个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个体的自我认同，既是个体反思性投射和建构的结果，也是社会结构性建构影响的结果。是社会的结构性建构和个体的反思性建构互动的过程和产物。     

共同体：中国传统法文化的一个重要属性

“共同体”在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存在样式,可以从组织制度与原则、精神的层面考察。本土共同体代表了一种包含特定的主体观、自我观、认同纽带、利益机制的群体生活模式,它在中国传统法文化内获得了礼乐刑政、观念、制度的支持,它的生命力的根基,是其所蕴涵的包括利益保障机制、风险防范机制等因素在内的治理能力。     

国家安全观：政治意识的时代课题

国家安全观不同于一般的国家利益观。国家认同的观念意识，其轴心是在制度的体系结构和习俗的共同约定内主动地接纳其为自我的行为之“约束”，正确实践这些自我接纳的行为规定，在社会物质现实和对现实的诠释中合法且合理地参与以此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国家忠诚的观念意识所要求的是，对一个业已做出的关涉国家利益的决断的正确性有足够的自我信任，凝结对国家情感的感动力量，能够在与对国家持批判意识的“较量”中不会任性地推断国家。国家保全的观念意识是说，无论任何局势的升温始终如一地在面临的“战斗”中坚守最深刻和最高贵的国家使命，摒弃对国家的恐惧，以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程度与国家同在。     

教师意识视角下“双减”政策落实的难点与突破

“双减”政策从校内教育与校外培训双向发力，初衷是助推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学习回归学校主阵地，为基础教育正轨。实现“双减”政策这一目的指向的难点在于：“内卷”环境下教师难免身心疲累；学校教学质量仍存在“低迷”态势；看待学生多以智育先行，学业成绩占据评价主位。推动“双减”政策的有效落实，应从极为关键而根本的教师意识层面入手，养成教师育才兴邦的责任意识，建构教师个体的身份认同；构建自检自省的自我反思意识，由内而外协同塑造；提高教师专业发展意识，从教师自身与教育系统共同助推；树立教师循规育人的科学意识，搭建五育并举的育人格局。     

青年旅行与自我发展——基于国内四大青年网络社区的质性研究

已有研究发现寻求“自我发展”是青年典型而普遍的旅行动机，为了进一步揭示青年通过旅行获得自我发展的具体内涵，并尝试探讨其实现机制，特此对“天涯”、“猫扑”、“豆瓣”及“人人”网上青年旅游文本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旅行可以成为国内青年寻求、实现自我发展的一种人生历程；青年“自我发展”之旅由两个面向构成：“现实自我的逃避”之旅和“理想自我的寻求”之旅。青年旅行与自我发展的关联机制有二：其一，在日常世界中遇到同一性危机的青年可以在旅行世界中反复“逃避现实自我一追寻理想自我”而建立自我同一性，进而获得自我发展；其二，青年亦可通过旅行主动增加阅历、获得社会化而获得自我发展。     

文明办博、文明观博，上海强调“五坚持”

今年9月15日，上海世博园区召开“文明观博工作推进大会”。市委副书记殷一璀代表市委、市政府，希望广大办博人员在艰巨繁重的任务面前不自满、不松劲、不懈怠，再接再厉推进文明观博工作的深入开展，做到五个“坚持”：坚持以文明办博带动文明观博，让上海世博会成为展示我们文明形象的舞台；坚持以人为本，服务至上，充分考虑游客的观博需求；坚持精益求精，按照“三找三定”的要求不断改进办博工作；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唯物辩证法释义

“革命”一词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中广泛使用的同时,其意涵也随之拓展。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不仅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成功的重要历史经验而载入人类史册,而且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重要路径。勇于自我革命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而且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唯物辩证法原理在自我革命中有鲜明体现,自我革命的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彰显了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观”;自我革命在“主体”“问题”“措施”“责任”“过程”“认识”等层次上的全面性与“两点论”自然契合,自我革命在坚持问题导向、抓“关键少数”、抓主体责任、抓政治规矩等方面体现“重点论”,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自我革命在解决党内问题的“三道防线”、自我革命的组织体系、自我革命的“法规”体系化、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协同推进等方面彰显唯物辩证法的“系统观”;自我革命始终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彰显了唯物辩证法的“本质观”。可以说,唯物辩证法为中国共产党进行自我革命提供了科学的“打开方式”和根本遵循。     

骤然趋于紧张的朝鲜核问题

全球热点刚刚过去的一个月里，朝鲜的核问题骤起风波，随着朝鲜“核解冻”步骤的推进，有关方面在核计划问题上的争执也逐步升级。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美国对朝鲜的这一举动，却采取低调的“忍耐”态度。去年的１２月１２日，朝鲜宣布，由于美国在１１月１９日决定单方面中止向朝鲜运送火力发电所需要的重油，朝鲜开始重新启动已关闭的核反应堆，并将拆除燃料棒等核设施的封条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视装置。同日，一直负责对朝监视和核查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发表消息，称朝鲜已经开始拆除一座反应堆的监视装置；２５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再度“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