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犯罪既遂形态的类型与既遂犯的处罚原则

根据我国刑法分则对各种直接故意犯罪构成要件的不同规定,犯罪既遂主要有以下不同的类型: 1．结果犯。指不仅要实施具体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的行为,而且必须发生法定的犯罪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即以法定的犯罪结果的发生与否作为犯罪既遂与未遂区别标志的犯罪。所谓法定的犯罪结果,是专指犯罪行为通过对犯罪对象的作用而给     

试析诈骗罪

本文论述了侵犯财产罪中的诈骗罪,介绍了诈骗罪的基本定义,犯罪构成及国内外关于诈骗罪的相关理论。简要介绍了我国关于诈骗的立法.其次着重探讨了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本文认为诈骗罪的主体单位不能构成,主观方面的间接故意同样不构成诈骗罪。     

法益保护视角下我国刑法分则罪刑规范构造模式分析——以数额犯为切入点

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罪刑规范的实质是法益保护规范。刑法分则罪刑规范的罪状构造模式实际上是“犯罪成立模式”，是刑法对某种特定行为构成犯罪的“最低要求”。犯罪成立与犯罪既遂、未遂实际上是不同层次的两个方面的问题。犯罪成立与否讨论的是罪与非罪、是否发动刑罚的问题；而犯罪既遂与未遂是在确定已经成立犯罪的前提下，如何适用刑罚的问题。对于刑的规范而言，立法事实上确立了以既遂为标本的模式。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行为犯存在既遂与未遂的不同形态，而结果犯只存在犯罪成立与否的问题，结果不发生就不成立犯罪。因此，在具体适用刑法的过程中，就需要运用法益保护的原理，仔细辨别哪些犯罪是行为犯，哪些犯罪是结果犯。     

论金融诈骗罪主观目的要件的局限性及其修改建议

金融诈骗罪是1995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犯罪的决定》中首先予以规定的。1997年新刑法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中,专门设立了金融诈骗罪。但在这一罪的规定中存在一个前后不一致的问题;金融诈骗一节中共涉及8个罪名,然而刑法对这8种罪的主观目的要件的规定并不一致,只有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在法条中规定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对于票据诈骗等其他6个罪名未作此明示。这样势必会引起理论界的困惑,实践部门亦难以适从。对于金融诈骗罪是否应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一要件,司法实践中如何证明这一要件,司法实践中遇…     

刑事义务冲突问题的法哲学研究

刑事义务冲突作为排除犯罪的一种正当化事由,已是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讨论的热门话题。然而,我国现行的犯罪构成体系理论却不能很好地解决刑事义务冲突正当化行为与犯罪行为之间的矛盾。阐明刑事义务冲突的概念及其成立要件,冲突的法律性质、冲突的正当化根据等有助于我们理解刑事义务冲突问题。     

刍议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及分类

“国家工作人员”是新颁《刑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对国家工作人员犯罪，我国历来采取从重从严的政策。在《刑法》分则的各章中，都涉及到了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特别在贪污贿赂罪、渎职罪中，“国家工作人员”作为犯罪主体，是必不可少的犯罪构成四要件之一。检察机关四...     

刑事诉讼原告、被告证明责任差异性分析

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原则上由原告承担,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责任.但是,针对一些特殊的犯罪,或者犯罪中的某些特殊情节等,对犯罪构成中的某部分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由被告人承担则具有其一定的合理性.虽然在有些特定的情况下,被告方应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但是与原告相比,二者在证明责任的性质、承担的时间顺序、证明的全面性、证明对象、证明标准等方面都存在非常大的差异,有着质的区别.     

恶意透支行为中的催收要件研究——兼论刑民关系

银行的催收行为对认定持卡人是否为“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具有重要意义,应当结合法律、司法解释以及银行的业务规则对催收的次数、方式、时间起点及间隔等客观特征进行统一梳理.在办理恶意透支相关的民事、刑事案件时,刑民关系的恰当处理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囿于“法无明文规定”,理论界的纷争和司法处理上的不一致也就在所难免.除了催收要件外,应对其他能够区分恶意透支行为的刑、民客观构成要素进行研究,以期为正确认定信用卡恶意透支违法行为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提供指引.     

“和老婆睡觉”咋成了奢侈品？

10月24日上午,曾在庭审时发出“一个男人一辈子只和一个女人睡觉最幸福”经典忏悔“名言”的吴灿乾受到法律的严惩,因其自首情节不成立且犯罪情节特别严重,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个小小的会计,竟然作案49次,鲸吞公款     

“亲亲原则”问题探讨

本文通过比较中西方传统法律中有关“亲属容隐”、“亲属相犯”的立法状况,比较当代各国刑法中有关亲属之间犯罪的立法体现.探讨我国传统中的亲亲原则对于当代刑法的意义,分析传统儒家伦理作为根植于中国的道德标准对于当今法治完善的意义.     

不同犯罪规定模式中的谦抑性问题研究

谦抑性是现代刑法的基本理念,谦抑性的贯彻落实和刑法关于犯罪的规定模式密切相关。从形式上看,采用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规定模式在立法上未体现出谦抑性的要求,而采用立法定性+定量的规定模式在立法上直接嵌入了刑法谦抑的基本理念。但是二者只是涉及到轻微违法行为的处理方式问题,并不能代表刑法是否谦抑。采用立法定性+定量的刑法规定模式,要明确构成要件要素和客观处罚条件,在司法中对定量要素进一步确认,刑法谦抑性的贯彻需要立法和司法的共同作用。     

浅谈罪刑法定原则

八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修正的将于今年10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新刑法第一次以基本原则的形式确立了“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规定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不得定罪处刑”的立法原则,即进一步明确把罪刑法定原则规定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在立法上排除了类推制度。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执行这一原则,对于转变观念,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更好地贯彻实施新刑法,具有重要意义。     

强迫职工劳动罪的主体及其立法完善问题探讨

强迫职工劳动罪的“用人单位”范围应包括非法单位而不包括个体工商户;强迫职工劳动罪不属于单位犯罪,其主体应为自然人,即单位的“直接责任人员”。在对强迫职工劳动罪的立法予以完善时,应将主体“用人单位”与单位犯罪中的“单位”保持一致,罪状中增加“以暴力、威胁的手段强迫职工劳动”,并规定单位犯强迫职工劳动罪应实行双罚制。     

为什么要增设挪用公款罪?

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三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数额较大不退还的,以贪污论处。”这条规定是对我国刑法的重要补充。正确理解我国刑法增设挪用公     

113万元换来铁窗生涯20年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３日，海南省河南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原海口市国税局二分局稽查长曾志华受贿、诈骗、行贿一案，最后宣判：“被告人曾志华身为国家工作人员，无视纪律，利用职权受贿和诈骗人民币达１１３万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１５年，剥夺政治权利５年；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１０年，剥夺政治权利３年；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３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２０年。” 人们不禁要问，一个刚刚工作７年的国税干部是怎样走上犯罪道路的？翻开曾案厚厚的卷宗，可以追寻到他的犯罪轨迹。 （一） 刚过而立之年的…     

美国金融刑法中的scienler及对我国证券、期货犯罪立法的启示

根据翻译理论的忠实和通顺原则，scienter应当翻译为“欺诈的故意”。美国刑法中，scienter主要应用于证券期货领域，是认定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欺诈犯罪的必备要件之一。作为由判例法发展而来的scienter，其认定标准、适用范围等方面的规则，对我国证券期货犯罪立法的完善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人肉搜索”：入罪抑或出罪

从2006的“虐猫女”、“铜须门”事件,到后来沸沸扬扬的“人肉搜索第一案”．“人肉搜索”似乎已越来越多地同网络暴力划上了等号。因此,在刑法因应时代发展和现实需要．欲将出售或者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等情节严重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之时．有人指出“人肉搜索”同样是严重侵犯公民基本权益的行为。     

偷换商家收款二维码型取财之定性研究

随着移动终端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扫码支付因其快捷、便利的特点为越来越多的商家所青睐,也同时催生了新型的犯罪手段.“偷换二维码”案中,商家是被害人,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债权是犯罪对象.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偷换商家收款二维码,截取顾客向商家支付的账款,对商家而言具有秘密性,且完全违反了商家的意志,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诈骗罪.由于账户余额具有即时债权的特点,所以当钱款进入行为人账户时,是盗窃既遂.     

我国湿地保护刑事立法刍议

我国湿地保护的刑事立法非常缺乏,更没有专门单独立法,但湿地保护刑事立法意义重大,并存在宪法、刑法和生态等方面的依据。为此,可从确立预防性原则、适度性原则、明确性原则和前瞻性原则入手,建立"保护性利用"立法理念,注重以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为主的公法方面的法律责任,对破坏湿地环境的犯罪应以"危险犯"为基本犯罪形态,增设故意提供虚假湿地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罪,完善湿地资源开发许可证和湿地保护司法救济制度等,予以完善。     

责任追究要引入成本概念——关于立法执法的经济学思考

以刑罚为主要手段的责任追究,目的是惩处和预防犯罪。对犯罪行为进行责任追究要引入成本概念,做到罪罚相当。“罚不当罪”是犯罪行为不断递升的一个重要原因,要以法律为准绳,正确处理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原则与“以人为本”等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