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参与协商基层社会服务供给:动力、价值与路径

正当前许多社区积极探索多元共治模式,倡导多元主体协同联动、共同参与社区治理,通过协商合作的方式提供社会服务和公共服务。社区居民作为社区治理的参与主体更是多元共治模式中不可缺少的关键要素。因此,必须认清社区居民参与协商基层社会服务供给的动力,考察社区居民参与协商的价值,进而从建构回应性基层协商决策机制、培育积极的公民资格、扶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等方面来保障居民参与协商基层社会服务供给的路径,创新基层社会服务供给的决策方式,优     

社区社会组织有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分析

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在参与社区治理和提供社区服务方面有重要作用。自身存在的问题及现行管理体制的制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效果。在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独立性的基础上,实现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的合理定位和良性互动,有效整合资源、重塑居民社会价值应是推进社区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     

加强自治，鼓励多元主体参与 大力推进农村社区治理转型升级

农村社区治理不能照搬照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必须优化重构社区治理体系。虽然近年来各地政府不断探索,逐渐实现农村社区治理主体由单一转向多元、治理方式更加融入服务理念,但农村社区治理仍面临自治程度较低、治理人才匮乏、社会组织发展滞后、居民参与治理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因此,要构建完善的社区治理自治制度,鼓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大力推进农村社区治理转型升级。     

多元主体参与下的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需要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社会力量四个主体参与。如何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治理体制,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成都市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同时在社区动员、社会组织自身建设、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等方面存在一定问题。因此,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促进多元主体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塑造社区认同感,激发居民主体性生成;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拓展社会资源参与社区治理渠道;加快推进社区工作者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党建引领、社区动员与治理有效——基于重庆老旧社区治理实践的考察

老旧社区具有居住主体贫弱化、治理事务细碎化、正规化治理资源不足等特点,是城市治理的薄弱地带。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目标下,居民参与是弥补社区正规化治理资源不足的重要方式,党建引领是动员居民参与的创新路径。基于对重庆市W社区治理实践的考察,在"结构—行动"分析框架下,研究发现动员结构稳定和行动者再生产可持续是社区动员有效的两个前提。党建嵌入社区治理,从治理结构优化、治理功能整合、动员路径创新、动员主体培育四方面构建社区动员的制度保障和主体激励,形成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长效机制。党建引领社区动员重建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的社会联结,有利于社区实现简约治理,塑造居民社区共同体意识。基层治理转型背景下,党建嵌入社区治理进行社区动员,同时回应着党建如何落到实处的时代命题。     

公众参与让社区治理不冷漠

美国在社区治理和社区服务方面有着较为成熟的经验。半月谈记者走访了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多个社区,对该县在促进社区公众参与方面的经验和成效感受颇深。阿灵顿县非常注重公众参与在社区治理中的价值,推进公众参与各项事务的姿态积极主动。政府特别设立了公众参与办公室,吸纳社区工作专业人才、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区建设;同时出台了公众参与指南,确立公众参与六步策略,积极指导公民参与社区治理。     

社会建设视野中的城市社区治理和多民族参与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社区建设动员过程中,将各民族视为一体的"居民动员"逻辑,忽视了社区中各少数民族历史地和实践地形成的民族意识和组织结构特征,从而导致城市社区中民族关系的紧张。一个包括各民族在内的多元主体治理的权力格局的形成是社区自治的必然趋势和要求;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社区自治组织结构设置,是实现社区自治的制度保证;动员各民族居民共同参与,则是通过实践实现社区自治的群众基础。在多元治理主体的互动中,实现社区资源的优化整合,才能真正推动我国城市社会建设中的社区治理向社区自治方向前进,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     

新时代提升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路径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也由传统的政府管理逐步转为多元主体共治的自治模式。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需要发挥党建引领的核心作用,构建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化格局,积极推进基层智慧社区等建设,进一步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东莞市多元主体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探索与实践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方向表现为政府培育公民社会力量,引导社会治理创新。广东东莞市大力引导公民有序参与、培育社会组织、探索社区自治管理模式,进行了多元主体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其关键在于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培育引导社会组织的发展,加强企业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实现社会管理从一元管理到政府与社会组织、私人部门等多元治理的转变。     

制度-结构-能力:我国社区自治的三维建设框架

社区自治是基层治理机制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整合社会力量,激活社区自治力量是社区治理的关键问题。运用制度主义分析范式,结合案例分析方法梳理我国社区自治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分析其潜在的逻辑。研究发现:深圳L区社区治理的实践案例为我国城市社区自治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依法治理,明晰治理主体权责边界,营造社区自治制度环境;结构整合,重塑社区居委会职能、整合社区自治力量;赋权增能,丰富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途径,提高居民参与议事能力。研究认为:以"制度-结构-能力"(System-Structure-Capacity)为三维治理框架,通过宏观层面的法治制度设计、中观层面的治理结构整合,以及微观层面的参与者能力建设,保障社区自治的长期存续。这种路径的潜在逻辑在于进行社区自治需要处理好权威治理和有效治理的关系,以及作为治理责任主体的"条块"之间的关系,并在"国家主导的社会治理"逻辑下重塑政社关系,整合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实践。     

社区治理重在提升居民幸福感

居民幸福感的高低是评价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一项重要指标,社区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基础设施等都会对居民的幸福感产生影响。针对当前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应以居民幸福感提升为导向创新治理形式与方法。     

城市社区多元治理模式的构建

将多元治理理论引入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对创新城市社会管理机制,以及引导城市社区管理走向多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城市基层管理的主要问题表现在治理机制上没有实现有序衔接,在基层治理的责任划分上并没有脱离压力型体制的束缚,社区居民主动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不高。社区多元治理模式的形成是社区自治和政府推动相互合作的过程。     

居民参与社区治理问题探析——以北京市为研究样本

立足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背景,梳理"世界城市"中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特点,发现了目前存在的诸如参与主体结构失衡、政治参与水平不高等问题,提出了增强居民社区意识、优化治理内容结构、促进社区民主自治、壮大社区治理组织、健全社区治理制度等相应的完善对策。     

美国的社区治理

<正>美国的社区治理方式与其地方自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密切相关。在17、18世纪的殖民地时期,受英国地方治理模式的影响,地方名流获得授权治理社区并在其相同的社会等级中选择继任者。社区管理机构的领导者通常是富人。后来在新英格兰地区出现了由清教创造的契约型社区,社区公民和后继管理者必须严格遵从与城镇创造者完全一致的原则。19世纪逐渐形成了民主自治模式。目前,美国社区治理的特点是多元主体参与,以居民自治为主,社会组织是居     

怎样提升乡镇政府治理能力

城镇化建设中的乡镇政府治理创新,是推动国家、社会、农民等多元主体全方位协同发展的重要保障。优化乡镇政府治理路径,需要构建以服务为导向的乡镇政府治理理念,强化基层民主的建设,培育多元参与的社会治理主体,实现乡镇政府"最佳价值"的服务功能。     

社区教育深度融入社区治理的路径探析

社区教育是创新社会治理、深化社区治理的有效载体和重要平台。目前社区教育存在着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多元参与力量发展不平衡、基础能力较弱和资源未能有效开发整合等问题,制约了其助力社区治理作用的发挥。对此,要明晰价值定位形成协同治理机制,增进多元教育主体良性互动推动协商共治,加强社区教育机构实体化建设,充分整合社区资源以善学促善治。     

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亟待提升

公民是创新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应该在与政府、社会的互动中承担相应的治理责任。而我国公民现实的参与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与此还不完全相适应。我们需要深化公民意识,重塑公民治理主体,把公民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嵌入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多元互动系统。     

公民参与和社区和谐:理念、变迁和制度化的趋势

公民参与的理念表达了这样一组行为方式,即城市市民广泛地自下而上地参与各种公共事务。它凸显了参与活动的个体能动性和自下而上的层面。社区公民参与和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是当代中国社区生活的基石,其实现有利于社区体制创新和一大批有理想并具有权责意识的现代公民。     

城市社区自治如何更具活力

社区是城市的细胞,城市社区自治是城市居民参与社会自治的重要形式。在民主化管理的过程中,要转变政府职能,完善社区居委会的组织架构,培育多元参与主体,以期形成合力,推动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民主化管理的进行。     

多元共治：精细化治理视阈下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创新模式

精细化治理是面对复杂化社会下城市治理所必然遵循的转型之路,也是城市善治的体现。垃圾分类与精细化治理的实施互促共进,前者是实施精细化治理的应然之举,也是检验精细化治理水平的显示器;后者为垃圾分类提供了新的契机和理论遵循。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推行的困难可归因于相关主体责任缺失,既有地方政府"主导者"角色缺位,也有社区居民"执行者"环保意识、分类意识不强;另外,非政府组织参与能力有限、分类成本过高导致企业等市场主体消极履责等因素也不容忽视。推进城市生活垃圾有效分类,建设绿色美丽新城市,亟待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居民、非政府组织、市场主体、城市社区等"利益相关者"各司其职,即"多元共治"。其中,地方政府承担起"主导者"责任;居民应增强分类主体意识;非政府组织需提升参与城市垃圾分类的能力;市场主体则需强化参与垃圾分类的社会责任;城市社区应发挥垃圾分类的"主场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