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地方人大角色——兼论佛山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的制度瓶颈

21世纪以来当代中国一直在摸索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有序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学术界研究重心也放在这些社会治理主体的角色问题上。但是,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首先应该是社会治理规范的法制化,地方人大承载着其他社会治理主体不可替代的决策引领者与规范实施监督员的角色。佛山市农村社区自治创新试点,为我们提供了基层社会治理法治之经验观察与理论反思的可贵样本。     

边界模糊的治理:集中农转居社区的类单位化自治之路——基于对山东省M社区的调查研究

集中农转居社区是我国快速城镇化发展的独特现象之一,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色,亦发展出一些富有实践与理论价值的社区治理类型。M社区的社区治理模式将政治自治、经济自治、社会自治统合于边界模糊的类单位化治理格局中,这种治理格局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发展逻辑,集体性事件、身份确认、混合式治理接续建构着这种混沌化的治理格局。由于这种治理格局深嵌于我国尚未完全去单位化的社会背景之中,加之其社会转型的缓冲器作用,类单位自治模式仍有阶段性的发展空间。     

行政与自治衔接——对我国城市基层治理模式的探讨

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始终存在着一个体制性问题,即国家行政管理与社区居民自治如何衔接与互动?已有的研究往往将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建制社区上,因而对于实行行政管理还是社区自治,在态度上显得模棱两可或水火不容。如果我们把观察问题的视域从单个社区扩展到整个街区乃至市区层面上,并以此透视"行政"与"自治"两种逻辑的交互关系,那么就可以将城市基层治理模式划分为三类理想模型:行政一体化模式、行政与自治分离模式和行政与自治衔接模式。行政一体化模式使政府效能改善和市民社会发育陷入双重困境;行政与自治分离模式又因强调国家与社会二分而导致脆弱的社会自主性;一种合理化的建议是突破社区限制,改革街道体制,通过新的衔接体的设立,从而一方面保证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实现,另一方面拓展基层社会的自治空间。     

过渡型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和应对举措—以江苏省盐城市城南新区为例

过渡型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微观平台,需要形成政府治理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文章分析了过渡型社区治理面临的“五难”困境,提出了强化社区民生建设以提高居民融入度,重构社区治理主流文化以提高居民认同度,发挥居民主体作用以培育居民社区自治能力,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以发挥社会组织参与作用,转型政府职能以发挥政府治理主导作用等治理之策。     

新时代社区居民自治实现形式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社区下移,并强调探索创新居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是建设社区治理体系的重要方面。本文在分析当前各地探索居民自治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不足基础上提出,有效推进社区居民自治,首先需要政府进一步加大放权力度并积极转变角色职能,从过去亲力亲为的社区治理“包办者”转为“引领者”和“服务者”;与此同时,也需要居委会等社区组织通过加强社区“硬环境”和“软环境”建设来吸引居民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以形成政府、社会、居民等多方力量共建共治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我国农村社区治理的“破”与“立”——以山东省日照市社区自治经验为例

随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我国农村社区治理面临着新的问题。农村社区治理主体缺失、经济利益分化严重、村民自治能力培育不足、不良选举文化频繁入侵等问题广泛存在,严重干扰了农村社区村民自治的开展,损害了农村社区村民的合法权益,危害着农村社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山东省日照市作为全国唯一的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在农村社区组织架构、管理形式和目标追求上实现了"三破三立",创新基层民主形式,推动基层民主进步,实现了农村社区的文明自治和稳定发展。当前推进农村社区治理,需要维护村民自治权利的主体地位,确保村民自治权利有充分的实现路径;需要厘清农村社区的自治任务与服务功能,以创新精神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工作格局的变革。     

地方自治的概念、流派与体系

地方自治是相对于中央集权而言、基于分权原理而设计的一种地方政治制度,它强调一定区域内住民的自主精神和民主权利,是现代社会治理一国之地方的一种科学方式,也是一种世界潮流。地方自治理论具有丰富的内涵,正确把握地方自治的基本理论,是地方自治实践的前提。对中国内地正在推行的农村村民自治与城镇居民自治来说,补上地方自治理论一课,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建设视野中的城市社区治理和多民族参与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社区建设动员过程中,将各民族视为一体的"居民动员"逻辑,忽视了社区中各少数民族历史地和实践地形成的民族意识和组织结构特征,从而导致城市社区中民族关系的紧张。一个包括各民族在内的多元主体治理的权力格局的形成是社区自治的必然趋势和要求;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社区自治组织结构设置,是实现社区自治的制度保证;动员各民族居民共同参与,则是通过实践实现社区自治的群众基础。在多元治理主体的互动中,实现社区资源的优化整合,才能真正推动我国城市社会建设中的社区治理向社区自治方向前进,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     

加强社区民主自治管理刍议

城市社区民主自治是一项基层民主政治制度,也是社区建设的核心和方向。它的建设与发展关乎我国城市治理模式的改革,也影响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建设的进程。如何改革社区行政化的倾向,提高社区公民民主意识,加强社区社会组织力量,提升社区民主自治水平意义重大。     

行政规范自治：社区协商治理的向度、过程与进路——基于多案例社区比较

党的二十大提出坚持大抓基层、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的鲜明指向。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广泛实践使城市社区如何衔接好自治与行政的关系,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社区治理道路成为当前的重要课题。其中,社区协商作为治理进路之一,考察其在现阶段如何实现自治与行政关系的制度化衔接具有重要意义。结合已有研究将共识塑造和行政惯习作为认识我国社区协商治理的功能向度,并选取了民政部协商典型案例中的三组个案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社区居委会从民意整合到共识回应的衔接推进构成了社区协商治理过程。该过程一方面表现为居委会的能动性作用,另一方面表现为上级部门以行政问责与资源下沉等方式实现对社区自治的规范性约束,使前者在约束性框架内开展活动,二者共同构成了社区协商治理进路。由此展现了我国基层协商民主作为社会治理体系中纵向衔接行政体制与基层自治的重要组成,其中,行政力量正成为引导和培育社区自治的能动要素,行政规范自治的过程推动了基层民主实践走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契合。     

论社区自治组织行政化倾向的治理

政府直接管理着社区和控制着社区的组织,导致社区自治组织行政化。其形成原因是:政府政治职能实现的需要、社区运转经费不足的必然结果、居委会变迁为社区的历史延续、社区在意识上受制于政府的表现。治理的措施包括:在城市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重新构建社区居民自治组织体系、加强社区自治组织筹集资金能力。     

多中心治理视野下城市社区自治实现途径研究

本文首先对多中心治理内涵及其对社区自治的启示进行简要论述,接着对实现多元治理主体基础上的社区自治必然性和多元主体角色功能定位模式进行了必要介绍,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实现和完善多中心治理视野下社区自治的对策,并提出了加强约束机制建设的意见。     

论钱穆的地方自治思想

在对传统政治以"中国式民主法治"予以定位把握的逻辑之下,钱穆提出了一套地方自治思想。其中既有他对中国历史上地方自治的认识,也包括他对现实中地方自治的主张。从逻辑构成来看,钱穆地方自治思想分为地方分权和社会自治:前者以汉代郡县之制为例展开,主张精简政府层级,任用地方贤能,使统治重心由中央政府下移到地方政府;后者以宋明社会自治为例展开,主张加强乡村建设,推进基层自治,给地方社会开放更多自由空间。以自治佐成统一是钱穆地方自治思想的历史意涵所在,体现了其具体的现实政治诉求;而打通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节是其地方自治主张的超时代内涵所在。     

城市社区精英主导自治模式:历史逻辑与作用机制北大核心CSSCI

社区自治既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向,也是社会主义基层民主的生长点。社区自治存在着宏观环境的约束、组织和居民参与的不足、社会资本的缺失等问题和困境,现有研究主要从国家作用和治理结构等角度提出突破社区自治瓶颈的路径,对提高社区居民内部自治的主观能动性强调较少。社区精英是发挥社区自治能动性的重要领导力量,中国历史上古代社会乡村自治中乡绅主导自治的模式对于现代城市社区自治中社区精英主导自治模式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社区精英主要通过互惠机制、声望机制、信任机制、领导机制、规范机制等发挥自治能动作用。如何发现社区精英并促进社区精英发挥自治能动性是实现中国城市社区自治的重要途径和发展方向。     

社区治理的法治化保障

<正>新形势下的社区治理承担了多项功能,不光要维护社区治安、促进社会稳定,同时还要为社区居民提供福利、培养自治精神。在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进程中,加强社区治理的法治化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同时也是实现前述目标的必要保障。第一,要依法加强对居(村)财务的监督。对此,一是明确财务监督的重大事项。重大事项的确定应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一要尊重基层自治组织的主体地位。居民会议(村民     

玄武区全力建设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

<正>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是全国最早探索社区建设的城区之一。2014年玄武区被正式命名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开启了和谐社区建设的崭新征程。玄武区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的主要做法:一、聚焦模式创新,推动社区建设从单一动力向复合动力跃升。一是创新共治模式,推动社区建设主导力的再升级。践行服务型政府建设理念,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既做"划桨人",更做"掌舵手",变政府直接主导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二是创新自治模式,推动社区建设驱动力的大转变。项目化运作社区自治事务,多方动员群众、借助专家力量、配备专项资金,提升社区自治的专业化水平。三是创新评价模式,推动社区     

减负增效:探索社区自我、内源、持续发展机制

<正>社区是由聚居在特定地域空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具有生活性、自治性、服务性、治理性等特质,作为人口集合概念,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作为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于20世纪早期的美国;在中国,作为基层社会的管理模式,逐步成型于20世纪80年代的社区服务和90年代的社区建设。由于我们缺乏建设经验,当下社区,尤其是城市社区,出现事责繁多症状,造成社区运行偏离本质职能、自治功能弱化、工作效率低下、建设成效不明     

制度-结构-能力:我国社区自治的三维建设框架

社区自治是基层治理机制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整合社会力量,激活社区自治力量是社区治理的关键问题。运用制度主义分析范式,结合案例分析方法梳理我国社区自治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分析其潜在的逻辑。研究发现:深圳L区社区治理的实践案例为我国城市社区自治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依法治理,明晰治理主体权责边界,营造社区自治制度环境;结构整合,重塑社区居委会职能、整合社区自治力量;赋权增能,丰富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途径,提高居民参与议事能力。研究认为:以"制度-结构-能力"(System-Structure-Capacity)为三维治理框架,通过宏观层面的法治制度设计、中观层面的治理结构整合,以及微观层面的参与者能力建设,保障社区自治的长期存续。这种路径的潜在逻辑在于进行社区自治需要处理好权威治理和有效治理的关系,以及作为治理责任主体的"条块"之间的关系,并在"国家主导的社会治理"逻辑下重塑政社关系,整合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实践。     

城市社区多元治理模式的构建

将多元治理理论引入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对创新城市社会管理机制,以及引导城市社区管理走向多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城市基层管理的主要问题表现在治理机制上没有实现有序衔接,在基层治理的责任划分上并没有脱离压力型体制的束缚,社区居民主动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不高。社区多元治理模式的形成是社区自治和政府推动相互合作的过程。     

从“弃管小区”到“居民自治”——基于长春市长山社区治理实践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单位制的解体以及街居制的改革,社区承载着越来越多的社会职能,并日益成为城市基层矛盾交织的"场域",为此,必须通过加强社区自治能力,大力提升社会管理水平。长山社区作为物业弃管小区,其从"弃管小区"到"居民自治"的治理成效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为治理社区提供了一个微观的样本。长山社区的自治之路虽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也存在"行政整合过度"的问题,社区治理体制还不够完善,要保证长山社区居民自治的长期、稳定和有序发展,还需要更进一步培育社区的自治能力,并且完善相应的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