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认结论客观性欠缺的原因及对策探讨

刑事辨认是发现案件线索、确认犯罪嫌疑人的重要手段之一。辨认手段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辨认结论客观性的高低。目前，我国的刑事辨认在司法实践上存在诸多问题，导致辨认结论客观性缺失，甚至案件的错审错判。究其原因，在于辨认的成本溢于收益、证据地位缺乏定论以及监督制衡欠缺。为此，应建立辩方权利保障体系、规定办案人员辨认回避制度和辨认人心理描述制度，并加强辨认方法的理论研究，以完善我国的刑事辨认程序。     

刑事辨认证据规则初探

刑事辨认证据的认定与运用是各国司法实践中面临的相当复杂的问题。目前,我国的刑事辨认证据的运用尚处于无序、混乱的状态之中。辩认结论应当是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应将辨认结论规定为法定证据种类之一,同时应确立非法辨认的排除规则,明确重复辨认的证据效力,确立辨认结论的补强规则等。     

刑事辨认制度研究

刑事辨认是一项重要的侦查方式,刑事辨认有利于发现案件线索、查获犯罪嫌疑人,同时辨认结论在诉讼整个过程中有重要的证据价值。然而综观这次刑事诉讼修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尽管明确了辨认结论的证据资格,但是对辨认制度依然没有做出详尽、统一的规定,有关辨认规则的规定粗糙、模糊,而鉴于刑事辨认极易受到主观心理和周围环境影响这一特点,刑事辨认的实施存在非常大的隐患,成为我国冤案产生的温床。本文试图通过对辨认制度的风险分析、我国辨认制度的缺陷研究,同时汲取西方法治国家有关辨认制度的立法和实践经验,进而提出我国辨认制度的完善建议,以期对辨认制度的改革有所裨益。     

公安侦查辨认实践中的问题与对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已将"辨认笔录"规定为法定证据种类,然而未对侦查辨认制度的构建作出具体规定,侦查辨认启动、实施及辨认笔录的审查等仅规定在"部门规章"的层次。侦查辨认在公安侦查实践中存在着许多现实的问题亟需得到法律层面的规制。许多学者在借鉴国外侦查辨认规则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我国侦查辨认规则的完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侦查辨认制度的发展。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公安侦查辨认启动、实施、公安侦查辨认权利保障三个具体操作步骤提出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并从公安侦查辨认的组织、见证、场所、笔录的制作等微观层面提出具体的完善建议。     

浅析刑事辨认中的问题与对策

刑事辨认是侦查实践中经常使用的一种侦查行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已明确赋予辨认笔录以法定证据地位,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却没有规定辨认制度,现有的相关规定简陋粗疏,无法对侦查实践进行指导与约束。在司法实践中,刑事辨认亦存在着侦查人员操作混乱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完善辨认制度的程序规则和排除侦查人员非法获取的辨认结论两个方面着手。     

治安行政案件辨认规则及程序研究

治安行政案件辨认是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办理治安行政案件常用的一种调查取证方法。当前,治安行政案件辨认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主观上证据意识不够强、客观上辨认条件有限、程序上辨认规则难以落实、辨认笔录记录的内容不科学。治安行政案件辨认程序主要应当做好辨认准备、辨认实施、辨认笔录、辨认结果审查等四个方面的工作。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要不断提高执法水平和质量,严格依法进行辨认,杜绝违法辨认现象发生。     

心理学视野下的刑事辨认规则解析

辨认对侦查活动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辨认的准确性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刑事辨认过程中要提高辨认的准确率，必须遵循混杂辨认规则、说明规则、禁止暗示规则、分别辨认规则、保密规则、制作笔录规则。从心理学的视角看，我国的刑事辨认规则应进行如下修正：让不知情的人主持辨认，告知辨认人犯罪嫌疑人有可能在也有可能不在队列中或照片中，按顺序呈现辨认对象。     

目击证人错误辨认风险的司法防范——以美国新泽西州的司法实践为借鉴

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刑事诉讼实践中,通过与心理学研究之间的密切互动,形成了一个对辨认组织、执行规范,辨认结果使用规范为一体的错误辨认风险司法防范措施体系,较好地防止了错误辨认结果被采纳从而酿成错案的风险。2012年修正后的中国刑事诉讼法首次将辨认笔录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予以规定,但本法对于辨认的组织、执行、辨认笔录的质证等缺乏相应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对辨认准备、执行的规定不仅简略、粗糙,而且相互冲突。从提高辨认结果可靠性的角度考虑,可以借鉴新泽西州目击证人辨认规则与实践变迁的历史和经验,吸收心理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以进一步完善中国刑事诉讼中的辨认规则。     

略论辨认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反思和重构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对于侦查辨认未作规定,只在部门规章及司法解释等方面作粗略规定,相应侦查实践中辨认措施也存在诸如适用草率、程序违法、方法不当、笔录制作随意等弊端.有必要在借鉴观察比较法视野下辨认制度之预先询问与告知、说明规则、分别辨认和混杂辨认规则、禁止暗示和诱导规则、辨认保密规则、程序保障规则的基础上,对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辨认从制度与运作层面予以重构、完善.     

论我国侦查辨认制度的构建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侦查辨认。现行的相关规定简陋粗疏,无法对侦查实践进行全面的指导和约束。应当重新构建我国的侦查辨认制度,明确辨认的法定地位,完善辨认规则体系,加强嫌疑人的权利保障,规定辨认结论的证据效力。     

论鉴定决定权的配置

应通过对不同鉴定制度的分析,结合我国鉴定制度的现状,构思我国鉴定决定权的合理配置。只有全面分析、系统研究,合理配置鉴定决定权,充分地适应司法制度、政治制度,鉴定活动的鉴定结论才能充分发挥证据作用,才能推动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形成和实现。     

论鉴定结论的认证

鉴定结论是法定的诉讼证据种类之一,在司法实践中,鉴定结论往往发挥着关键性的证明作用。然而,鉴定结论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并影响了该类证据的可靠性。因此,对鉴定结论的审查判断就显得十分重要。笔者认为:在对证据的认证上,证据资格问题应制定详细证据规则;对证据的可采性问题实行法定主义;证明效力问题应给予法官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因鉴定结论本身固有的特殊性,在认证规则上亦有所不同。     

The Judge Ses No Facts：on the Facts,Evidence, and Fact Identification under the Principle of Evidentiary Adjudication

Evidentiary adjudic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signs of progress of litigation and judicial civilization. There are three key concepts under the principles of evidentiary adjudication: facts, evidence and fact identification. They form a kind of logic relationship among proposition, the argument and conclusion. As a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judicial proof, the case facts have legal determinacy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facts in philosophical sense, and also different from the fact that as a foundation for the judicial judgment. As the basis of the facts, the evidence emphasizes more the relevance and legitimacy in form. As a logical end point of judicial proof, fact identification is a rational, rigorous proof, but the case facts happened in the past, the fact-finder can only see the evidence, and can only use the evidence to find the facts, which determines the uncertainty of fact identification.     

从契约到身份——现代身份权体系的重构

在经历了近代民法的“从身份到契约”之后,现代民法又掀起了“从契约到身份”运动,人类开始了对自由的更高追求。实现人格的实质平等、实现民法的公平正义是“从契约到身份”运动的目标。民法的这一变革相应地引起了现代身份权体系的重新构筑,伴随着传统身份权类型的衰亡,新的身份权类型成为现代身份权体系的中坚,身份权与契约一同承担起规制市场经济主导下的现代社会的重任。     

非法储存爆炸物罪的司法认定问题研究

解决司法实践中认定非法储存爆炸物罪存在的分歧,应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围绕立法本意,科学界定刑法上“爆炸物”的范围;二是针对目前关于“非法储存”的规定在司法认定中引起的争议,深入分析,提出认定“非法储存”中应遵循的原则;三是通过对非法储存爆炸物罪的未完成形态的分析,形成对未完成形态认定的正确方法;四是结合实践中易混淆的情况,对本罪与他罪进行比较研究,指出本罪与他罪的认定界限。     

论鉴定结论的系统化规制——以证据能力规则为视角

鉴定结论作为我国法定证据之一，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现有法律对鉴定结论的规定比较粗糙，司法实践中对鉴定结论的使用缺乏有效的规制。大陆法系、英美法系通过对鉴定人与鉴定结论的限制，保证鉴定结论的证据效力。事实证明，鉴定结论并不天然地具有证据能力，运用证据能力理论构建合理的规则体系能够保证合法有效地运用鉴定结论。     

关于公安侦查“侦鉴合一”命题的思考

直面公安"侦鉴合一"命题的种种质疑,就侦查而言,鉴定是其无法割裂的内在品格之一;因此,这一命题的科学性值得斟酌.当前,应对侦查的鉴定机制进行必要的规范,使其能更好地在兼顾公平与正义的前提下为侦查服务.     

对完善我国刑事人身检查制度的若干思考

刑事人身检查是一种重要的侦查取证手段,在实践中容易侵犯被检查人的身体权、隐私权等基本权利。刑事人身检查的法律属性应为强制措施。完善我国刑事人身检查制度应规定人身检查的原则、身体检查的种类和适用条件、赋予被检查人员应有的诉讼权利、建立对违法进行身体检查所取得证据的排除规则以及样本销毁制度。     

论我国侦查讯问制度的完善

讯问是刑事案件侦查中常用的侦查机关和犯罪嫌疑人直接对抗的侦查措施,加强讯问中的人权保障是侦查讯问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完善侦查讯问制度应当加强对讯问主体权力运行的监督控制;完善讯问对象的权利保障机制;明确和规范讯问的基本程序;建立侦查讯问的规则体系;完善好若干配套制度。     

试论思想道德教育中的“个体认同”和“社会认同”

思想道德教育有效性的前提是个体对道德教育的肯定和接受;而没有社会为个体提供履行道德行为的良好社会环境,没有社会对个体道德行为的认同,个体的良好道德行为将难以保证,只有把“个体认同”和“社会认同”有机地统一起来,道德教育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