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政府绩效评价:满意度测量及其实证研究——以2014年度广东省为例

法治政府绩效评价体现结果导向和公众满意度导向,满意度测量具有价值理性与技术功能.前者由政府绩效评价的内涵所决定,后者要求构建主、客观评价于一体的指标体系.利用政务公开、政府廉洁、依法行政等10项指标,对2014年度广东省法治政府绩效满意度进行测量,全省百分制均值为54.45分.进一步发现:满意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同时受公众背景因素影响,尤其是公众收入、学历、户籍影响程度明显.由此,提升法治政府绩效满意度,应推进区域均衡、绿色及共享发展,关注及扶持弱势群体,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建设法治及廉洁政府.     

行政成本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行政成本绩效是现代政府绩效评价的核心.其内容应当由经济调节能力、社会管理能力、行政生态环境优化能力和公众满意度四个维度所构成,它以模糊综合评价方法为基础,涵盖了评价的全过程,有助于推进我国行政成本管理实践.     

基于行政生态学理论的民族地区政府绩效管理制度设计研究

民族地区特殊的社会生态环境需要差异化的政府绩效管理制度.行政生态学理论为构建差异化的政府绩效管理制度提供了理论支撑.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环境为差异化的政府绩效管理制度提供了现实基础.构建民族地区政府绩效管理差异化制度可从价值取向、考核目标和绩效管理指标体系着手.     

循环经济时代政府管理角色定位

循环经济时代社会治理范围的扩大与公共管理的强化,以及公共福利涵义的拓展,要求政府重新确立管理角色。同时,也要求扩展政府管理角色理论的研究领域,使之不再局限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或者为追求一般意义上的 GDP 增长率而定位,而是要围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从边际上为公众提供福利与生活环境、治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等问题作为自身存在的价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府既要寻求一种公众与自然的伙伴关系和合作互助的新途径,又要进行社会事业改革。在多渠道治理结构中积极创新基本职能和确立领导社会发展的形式,加强合作协调机制以引导社会各种力量控制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活动中形形色色的无形成本。在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可持续利用、生态环境平衡之间找到对接点,既体现发展的一面,又重视互补性,实现社会经济、合理利用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共生联动,构建一个全新的公共治理体系。     

当前中国地方政府信任危机事件的型态类别、形成机理与治理思路

当前中国地方政府信任危机包括负面特征信任危机、不当行为信任危机和制度不公信任危机三类。宏观上,政府信任危机与社会信任水平整体下降、政府公共产品供给绩效与公众期望存在较大反差、制度倾斜与不公正现象大量存在等社会背景密切相关。防止和治理地方政府信任危机必须着眼宏观标本兼治,重在治本。     

地方政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以乡镇政府为例

现代政府以向公民和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为宗旨,绩效的好坏关系到所有公众的利益,政府绩效评价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评价指标是绩效评价的核心内容,它是政府行为的导向,在现实的政府绩效评价中,所设计的绩效评价指标偏重任务形式的经济指标,忽略反映政府内部管理能力和政府外部公众满意度的指标。政府内部管理能力指标与外部公众满意度指标间的关系混乱,造成评价活动难以达到改进政府绩效的目的。本文在借鉴绩效管理工具——平衡记分卡基本思想的基础上,设计了反映政府内部管理能力和为公众提供服务的“内外兼具”的绩效评价模型,以乡镇政府为例,对乡镇政府内部管理系统的学习与成长、内部流程、财务三个层面和为公众提供服务的外部系统对战略目标进行分解,通过内外逻辑关系分析,形成“内外兼具”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基层公务人员印象、民生满意度与反腐败绩效公众感知

<正>反腐败绩效公众感知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公众对反腐败工作的公众参与度和政府信任,也会影响到反腐败的全面胜利。浙江省的实证数据表明,公众的反腐败绩效感知受到其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对基层公务人员的印象及其民生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基层公务人员印象、民生满意度对公众反腐败绩效感知均呈现正向影响关系,相比     

公众参与如何影响公众满意度?——面向中国地级市政府绩效评估的实证研究

公众参与是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是否能提升公众满意度还缺乏一致结论和实证证据支持。本文基于中国125个地级市的多源数据,运用倾向值匹配和多层模型,实证研究了在政府绩效评估中引入公众参与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公众参与和公众满意度的相关关系不大,只有绩效公开维度同其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在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中应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机制,理性看待和合理引入公众评价,使其真正发挥绩效改进的潜在作用。     

人际信任、社会公平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基于数据CGSS2010的实证分析

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一直备受广大学者关注,但关于社会公平对其两者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本研究试图利用CGSS2010的调查数据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析,研究发现不仅普遍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特殊信任对居民的政府信任也存在显著影响;社会公平的三个维度(整体社会公平感知、自身收入公平感知、是否受到政府工作人员不公正对待)对普遍信任均存在显著影响;在普遍信任一定的情况下,社会公平与政府信任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普遍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关系受到居民社会公平感知的制约。这表明,社会公平对于提升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及政府信任水平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增强社会平等对于改善"信任危机"现状至关重要。     

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与应对策略——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差序政府信任是我国公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的现实写照。通过分析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问卷,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从个人、政府和社会等三个维度探讨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因素是引起差序政府信任变化的关键变量,中央政府的反腐倡廉力度与回应性、地方政府的经济绩效等因素会对差序政府信任产生显著影响;个人的人际信任水平、政治效能感、生活满意度和政府满意度越高,其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就越高,差序政府信任越不明显;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程度越高,差序政府信任越小,而社会宽容度越高,差序政府信任越大。为了夯实公众对政府信任的基石和改变差序政府信任格局,中央政府应持续推进反腐败工作,增强对公众诉求的回应,维护好中央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地方政府则应在做好经济发展工作的同时不断提高政府透明度,提升公众满意度;央地政府还应共同促进社会发展更加公平,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积极防范由差序政府信任带来的社会风险。     

走出公众评价政府绩效的困境

曾莉的"走出公众评价政府绩效的困境"一文指出,以"公众满意度"导向评议政府绩效是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的需要,在政府绩效评估的实践中得到了较好的反响。"政府本位"正在被"公众本位"所替代已是大势所趋,一个应着时代需要的现代高效型政府正在被建构。以公众满意度评价政府绩效客观上存在一定的难度,特别是技术上对政府"公共性"特质的跨越。不管"公众满意度"导向在实践中将会面临多大的险阻,人们都会坚信"阳光总在风雨后",高绩效的服务型政府必将始终以公众满意作为其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属。     

官僚式外包: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利益相关者的行动逻辑及其对绩效的影响

"官僚式外包"是目前我国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出现的一种异化现象,既消解了社会组织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生产主体的能动积极性,也抑制了公众作为基本公共服务享有主体的积极参与。通过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利益相关者的行动逻辑以及对绩效的影响机理透析发现,不仅社会组织与公众被政府行动逻辑裹挟,还改变了政府购买的项目决策、合同过程、绩效控制机制等关键环节,导致官僚目标对公众需求的忽略与替代,行政权力越界甚至挤占了社会的空间,严重抑制了政府购买的绩效。只有缓解官僚目标与公众偏好之间的冲突、加强行政权力规制与社会组织培育,才能不断改进政府购买基本公共服务的绩效。     

环境治理体系的主体间性问题

环境治理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多元主体参与,但三者之间尚未形成相互监督、制衡的关系,这是造成环境治理主体间关系协调性失灵的重要原因,因此需要明确不同主体的权责定位并理顺主体之间的关系,形成三者互相制衡、有序竞争的机制,才能有效推动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     

“无缝隙政府”理论视角下的政府工作流程再优化

政府作为现代社会中最主要的组织结构，其价值取向是追求公共利益，根本任务是提供高效优质的公共服务，改善社会生活质量，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使社会有序运行和发展。优化政府工作流程，实现运作便捷化、行为规范化、职责清晰化、过程信息化和绩效最大化，是确保政府实现工作目标的重要保障，有助于提升政府工作绩效，提升公众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品质满意度、提升政府的公信力，从而防止政务支撑流程和政务信息失真和阻断。政府工作流程再优化，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础环节，是行政管理方法、技术、技巧的创新。     

我国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创新——基于社会公正的视角

社会公正与社会管理创新密切相关.一方面,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和准则,社会公正对于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创新具有重要的导向价值和引领功能；另一方面,社会公正的实现必须以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创新为基本依托和重要条件.当前,社会公正视野下我国政府在社会管理职能创新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社会制度不公、社会权利贫困和公共权力腐败.应对这些挑战,政府需从保证社会分配的正义、确保社会制度的公正、保障社会权利的平等和实现公共权力的合法等方面变革和创新社会管理.     

公众幸福指数:为什么幸福感高于满意度?

对公众幸福指数测量结果进行数据结构分析,本文旨在探究幸福感高于满意度的原因,以及背后所折射的各种社会矛盾。从主观幸福感内涵出发,借鉴罗纳德·英格哈特范式,采用层次分析法及专家咨询调查构建测量指标体系,在全国7个省市及广东省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公众主观幸福感(感性幸福)与现实生活质量满意度(理性幸福)存在明显反差,幸福感远高于满意度。究其原因,不仅与模型所包含的个人及家庭、社会、政府、自然环境、评价技术等因素及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密切相关,更是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下公众理想与现实落差的强烈反映。置于公共管理的视域,政府善治仅为公众幸福一个维度,政府与其不断提出更多的"幸福承诺",不如转变理念、优化职能、放松管制,激活民间活力,让公众真正掌握自身的"幸福权"。     

政府信任的建构:“五位一体”的策略及其途径

政府信任是公众对政府的情感依托和理性预期,表现为一种具有建构性的政治关系.政府信任往往直接源自公众各方面生活经验感受的安全感、满足感、尊严感、认同感和幸福感,根植于政府绩效所营造的经济繁荣、政治民主、文化传承、社会和谐和生态文明等整体网络环境之中.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为导向,深刻把握政府信任的合法性来源,可以正确引导和评估政府的行政行为和政策,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     

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政府绩效评估与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武汉市×区政府绩效评估改革实践

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逐渐从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向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与我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战略不谋而合.和谐社会建设中政府与居民关系的核心是合作与互惠,政府行为的价值取向由管理转变为治理,绩效评估是提升政府执政能力的有力措施.通过委托第三方的社会组织机构选择政府部门的服务对象对其进行评估,能够保证绩效评估过程的科学性和评估结果的客观性.武汉市×区政府于2007年度和2008年度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在两次的实践中积累了一些关于服务对象满意度评估的有效经验.     

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绩效评价问题研究——以长春市H社区为个案

本文以H社区为个案,对比了政府绩效考评与居民满意度调查两种评估过程和结果的差异,并从显性的绩效评价指标和隐性的社区治理结构关系两个方面分析了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政府的绩效评估重效率,轻效益;重有形,轻无形.这些特点根植于政府、社区自治组织和居民之间的关系,具体表现为政府居于主导地位,自治组织处于附属地位,居民评估主体地位缺失.基于此,建议以"强政府、强社会"为目标,确保社区公共服务组织的相对独立性,大力支持社会组织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活动,积极培育社区社会资本,进而实现政府与社区的合作治理,提高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     

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研究的现状与前瞻

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研究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探讨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设计的方法和技术,二是结合我国现实,尝试具体设计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基本摆脱了宏观抽象、结构单一的缺陷,逐步走向科学化、全面化、具体化、综合化.进一步改进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研究,应加强政府职能和行政成本的研究,明确政府活动与经济社会成就之间的对应关系,并把社会公平、社会和谐、政务公开性以及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