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自贸区争端解决机制的制度反思与路径优化

中国-东盟自贸区争端解决机制从构建之日起未有成功案例呈现,导致学界对该机制的评价褒贬不一。从交易成本角度看,中国-东盟自贸区争端解决机制的存在对降低成员方间争端解决的交易成本有显著作用,即使遭遇实践困境,也不能轻言废弃。中国-东盟自贸区争端解决机制的制度变迁不能借鉴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演进方式,规则完善并不一定能产生良好的制度实践。中国-东盟自贸区争端解决机制的困境破解需从两方面努力:一是遵循全球区域经贸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方向;二是对本土化实践有一定的归纳和提炼。从上述思路出发,调解程序的规则化是破解中国-东盟自贸区争端解决机制实践困境的可行路径。     

中国职务发明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探究

中国职务发明数量的增长以及职务发明纠纷的增加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如何构建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成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通过分析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以及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的相关纠纷解决机制,并将其与中国当前实践进行比较,(本文认为)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应致力于两方面努力.一方面,在设有知识产权法院的城市设立解决职务发明纠纷的专门委员会来专门处理职务发明纠纷.另一方面,在实体和程序上协同调解、仲裁及诉讼程序,从而使这些机制能够共同实现职务发明纠纷的有效解决.在参照《专利法》第四次修改内容和《专利纠纷行政调解指南》的基础上,将中国实践中的各种职务发明纠纷解决机制相协调,这有利于激励科技创新,平衡雇主与雇员的利益,进而有助于将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     

诉调对接的现状及困境与出路

纠纷是人类生活中无可避免的争端,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纠纷的范围变得越来越广,其本身的复杂性与难处理性也呈上升趋势,这就促使我们不得不寻求解决纠纷的最佳途径.法院是各种纠纷与矛盾的集中体,众多繁杂的纠纷需要在法院进行解决,然而法院目前大多面临着案多人少的尴尬局面,因此如何妥善解决纠纷、化解矛盾显得尤为重要.调解是化纷止争的有效万法,也是目前司法最为推广的可行方案,各地法院都在积极地将调解与审判融合,充分发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探索“诉调对接”的新模式.本文将从诉调对接的内涵出发,论述其现状及存在的困境,并探讨其出路.     

上海自贸区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与创新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在外商投资领域正在着手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准入前国民待遇,这一制度创新是我国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投资规则的重大战略决策,也不可避免会催生自贸区“专属投资争端”的产生及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需求。针对外国投资者与国内投资者之间发生的“涉自贸区”争端,在构建多元化争端解决机制的同时,还应考虑涉自贸区商事争端诉讼解决的“集中管辖”与法律适用上的大胆突破;在鼓励投资者通过商事仲裁解决争议的同时,应尝试突破我国现行立法的规定。允许当事人授权下的友好仲裁;针对外国投资者与我国政府之间发生的“涉自贸区投资争端”,不宜将其提交ICSID等国际仲裁机构解决,而应通过构建适合自贸区特色的临时仲裁机制,并将用尽我国行政与司法救济作为提交仲裁的前提。     

“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我国商事调解的发展思考

自"一带一路"建设开展以来,我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往来日益频繁,与此同时,相应的商事纠纷也呈现增长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构建高效合理的争端解决机制,妥善化解商事纠纷,助力沿线国家经贸往来,已成为沿线国家的共同愿望。商事调解是商事争端解决的重要方式,能便捷、迅速、高效地解决商事争议案件,在国际上早已为发达国家所采用。     

论公安派出所调解制度之完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要求加大基层矛盾化解工作的建设和发展力度,完善调解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公安派出所调解因为其具有非诉性、高效性、便捷性等诸多特征,而成为现实中处理纠纷最多的调解方式.本文基于法律和制度模式两个方面针对这一制度进行了探讨.     

构建和谐社会与人民调解制度的完善

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是一种强调和追求和谐的文化。在不同的法律文化背景下,解决纠纷的机制和方式是不同的。在西方社会,人们更多地利用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而在中国,包括中国古代,人们更多的选择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通过调解解决纠纷机制和解纷文化①。我国现行法律所确立的诉讼调解制度,是在扬弃了中国古代调解制的基础上,转承而来的,它植根于中华文明的传统文化和广大民众的传统理念,其内核就是“和谐”。在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调解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在解决日趋增多的纠纷中,发挥着重要…     

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困境与出路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各项措施的推进,中国与东盟的投资合作有了迅猛发展,然而,投资合作的发展速度与投资冲突的产生成正比。当前中国与东盟签订的一系列协定虽为双方投资争端的解决指明了方向,但这些解决投资争端的方式在实践中存在着制定脱离于实践、适用范围受限等不足,其已不足以充分解决新增投资领域的诸多争端。对此,应立足于中国-东盟自贸区自身的特征,结合投资争端的特殊性,从适用主体、适用范围、解决程序等方面对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争端解决规则进行优化,以期适应自贸区的长足发展。     

实证视角下契合民意与法治的诉讼调解

实证调研表明,民众对纠纷解决的价值追求与法治大体是契合的,大部分民众倾向于通过法院解决纠纷,但他们并没有顺理成章地将依法裁判作为解决纠纷的主要方式,而是更倾向于诉讼调解.作为调解与审判的结合点,诉讼调解既蕴含着现代法治理念,又兼顾到我国注重人际和谐的传统文化.立足于中国国情,调解与判决应同属解决纠纷的手段,二者不仅与人治或法治并无必然的对应关系,而且均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方式.因此,诉讼调解本身是法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但现阶段的调解与诸如“马锡五审判”等历史经验应有所区别,现代型调解只有充分地体现法治的基本精神,才能满足当事人的价值追求和利益诉求,这既是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理念下诉讼调解得以发展的现实空间,也是诉讼调解与法治建设同步发展的必然之路.     

“大调解”衔接机制的理论建构与实证探究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之建构是中国未来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当前,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在探索中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也为进一步深入探索＂大调解＂提供了具体的实证参考。     

浅论清代的纠纷解决机制

调解制度是我国清代一种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传统的法律文化传统孕育了以调解为主的纠纷解决机制和观念,中国清代的调解制度已达到了非常完备的程度,尤其从清朝的司法审判制度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论证。调解所依据的不仅是法,也有体现封建纲常的礼和俗,因此调解制度的广泛应用也发展了礼法结合的法文化,成为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法律制度。     

解决与中国的国际商事争端:过去与现在

调解、仲裁和司法裁决作为解决与中国的国际商事纠纷的三大主要机制,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得到了长足发展。尽管中国政府对调解一贯有着传统偏好,但国际调解效果并不理想。国际仲裁的质量则因当事人所选择机构的不同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值得肯定的是,中国法院已经为解决涉外商事纠纷和其他争端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制度和程序框架。但这些改革仍不足以使外国公司确信,他们有一个持续公正和可靠的诉讼机构来解决纠纷。法官和法院的独立性、公正性和专业性仍有待提高。     

比较借鉴视角下中哈区域经济合作争端解决机制构建研究

鉴于中哈两国现行的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纠纷解决条款覆盖面窄、解决机制设计简单等缺陷,本文提出通过比较,整合出WTO、CAFTA、NAFTA三大机制各具的特色性制度.比较借鉴视角下,立足于中哈区域经济合作的特殊性和现阶段合作中心经贸与投资纠纷的主要方式这两个客观要素,通过对适用范围、争端解决机构、争端解决方式及程序的具体制度设计务实地建构出争端解决机制的基本框架.     

进一步完善人民法院调解工作机制——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今年7月召开的全国法院调解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指出,要积极推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努力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调解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要求人民法院应完善诉讼与仲裁、行政调处、人民调解、商事调解、行业调解以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衔接机制,并立足司法调解,着重提出了加强司法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商事调解、行业调解有机结合的具体意见。《若干意见》的出台,将有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调解制度的完善。     

RCEP争端解决机制:为亚洲打造的自贸区争端解决机制

争端解决机制几乎已是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标配,《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也以专章设计了其争端解决机制,作为融政治解决模式与司法解决模式于一体的混合模式,RCEP的争端解决机制的设计不以过高标准为单一标准,而是充分考虑到亚洲地区的特征,特别是不同经济体各异的发展水平和对待争端解决的传统.在RCEP构建争端解决机制的谈判过程受到东盟为一方的现有自贸协定争端解决机制的影响,体现了各缔约方对待争端解决的传统态度.RCEP争端解决机制的特点表现在RCEP争端解决机制的诸多方面,包括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范围、争端方在争端解决程序中的自主权、磋商、斡旋、调停和调解等机制的引入、争端解决程序的透明度等内容.RCEP争端解决机制的运行有赖于加强对区域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的治理和保证RCEP规则解释与理解的一致性,这就需要充分发挥联络点的作用和RCEP联合委员会解释规则的功能.     

中国传统调解制度的古今之思

调解指纠纷发生后,由第三者主持,依据社会共识和一定的规范,进行劝解,促使发生纠纷的人协商解决争端。①调解是中国自古以来化解民事纠纷的基础性措施,具有传统性与制度性两大特点。称其传统是因为:调解不但在中国古代社会普遍适用,而且其并未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的终止而消亡,直到当今,调解依然为人们所认可和接受,并被广泛用于解决民事纠纷。所以,其符合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中的调解及中国因应

以投资仲裁为核心的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ISDS机制”)在实践中产生诸多问题，遭遇合法性危机，正经历改革。国际社会对ISDS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为促进以投资调解为代表的替代性争端解决方式的发展。然而，调解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上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且正面临一系列的内部和外部挑战，如透明度要求、调解协议执行的法律不确定性以及东道国的消极参与。鉴于调解在ISDS机制改革中的重要价值，在借鉴国际社会有益经验基础上，我国应在国际投资协定中完善投资调解的规定，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公平公正、专业高效的投资调解机制的建立，以及完善投资调解的国内配套制度，为ISDS机制改革提供中国方案。     

知识产权纠纷调解问题研究

在实现和谐社会,构建大调解格局的背景下,调解作为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手段,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知识产权纠纷的特征以及与调解优势的契合,决定了调解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中能够发挥比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更好的作用,在实践中,调解被广泛地运用在知识产权纠纷的解决中也证明了这一点。我国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制度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制约了调解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中作用的发挥。因此,要针对司法、行政、民间等不同知识产权纠纷调解手段的特点加以完善。     

30年来我国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变迁及其启示——基于广东省某县与福建省厦门市五显镇实践的分析

30年来我国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着重调解的以司法为最终裁决的、齐抓共管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协作的模式,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民事司法改革、弱化法庭调解以及行政调处和民间调解等非诉纠纷解决方式、纠纷解决司法一元化及正规化的模式,再到近期衔接诉与非诉解决方式、重建多元化家事纠纷解决模式的两次变革。在这两次变革中,前者表现为对中国与家事因素的背离;后者有创新成分,但更大程度上是对传统资源的利用与恢复,是对中国与家事因素的回归。究其根源,前者很大程度上源于形式主义的法律理论,其在实践中的碰壁,促使人们再次重视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实践理性。这一教训和经验,不仅给全国范围内家事纠纷解决机制乃至其他类型纠纷解决机制的重建带来了有益的启示,同时也为纠正当前中国家事实体法片面回归民法、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思维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略论美国社区调解对我国人民调解的借鉴

美国社区调解制度是一种以解决婚姻家庭纠纷和社区邻里纠纷等人际纠纷为目标的非司法纠纷解决机制.我国人民调解制度可以借鉴美国社区调解制度的成功之处.这对于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制度的优势化解新型社会纠纷,推动我国法治社会建设进程,推进和谐社会建设都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