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贯彻及完善——以新疆地区的司法实践为例

少数民族的客观情况是适用＂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前提和基础;＂两少一宽＂是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重要依据。但本文认为＂两少一宽＂刑事政策内容不明确;其没有上升到立法或司法解释的高度;民族地区公安、司法人员理论水平较低,对＂两少一宽＂的理解不够。为此,文中指出应增强少数民族公安、司法人员的理论水平和综合素质;加强对刑事政策理论的研究,推进民族刑事政策领域的创新。     

"诉"论

"诉"是罗马法上的重要概念,是罗马法诉讼程序的核心,也是现代诉权理论的起点."诉"是一个具有多元含义的复合概念,其内涵包括诉讼程序、诉权和主观权三个方面."诉"有两个主要来源,即市民法和裁判官法.市民法之诉是以市民法上的权利规定为前提;而裁判官法之诉不需要以市民法的权利为前提."诉"是诉权理论的前身,诉权理论在"当事人...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刑事法要义

有关刑事法治的丰富论述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刑事法要义概括为“宽严相济,以发展眼光看问题”的刑事政策论、“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的刑事立法论、“守住防范冤错案件的底线”的刑事司法论、“综合施策、标本兼治”的犯罪治理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刑事法要义在吸收国际社会刑事法治文明成果的同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对中华法治文明的传承与弘扬。刑事法治建设与刑事法研究必须以习近平刑事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刻领悟和把握习近平刑事法治思想的博大精深,避免做西方刑事法治经验与理论的“搬运工”。     

法治建设应以社会和谐为导向

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法治的进程必然影响着和谐社会的构建。在法治化进程中,只有以社会和谐为导向,法治国家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才能齐头并进,相得益彰。一、和谐与稳定所蕴涵的不同价值取向和谐与稳定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稳定是和谐的前提和基础,和谐社     

"依法治法"的整体性图式构建——基于"法"的多重含义的统合与超越

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对于推进行政法治、健全国家法制体系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法治建设的推进,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逐渐暴露出严重的缺陷,如何构建"依法治法"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从而对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进行规范和监督,成为法治建设中的又一难题.通过统合与超越法理学中"法"的多重含义,可以为"依法治法"构建出整...     

死刑案件刑事和解——法治与反法治之辩

本文以法治作为思考刑事和解的视角,探讨了死刑案件进行刑事和解的合理性。就刑事个案而言,刑事和解可以促进法治的权利保障功能,降低死刑的判决率,维护被告人的生命权。通过对被害一方进行经济补偿、道歉等方式维护被害方的合法权益,缓和被害方的对抗情绪,减少申诉上访,促进法治的秩序功能。但从法治的整体上看,刑事和解可能造成司法的重大不公,导致更大的司法腐败,最终将危及法治基础,对法治的形成产生长久消极影响。     

凯尔森的国际法治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对和平与安全的期盼使得国际法治成为国际社会的理想与目标。为了建立以和平为目标的国际法律秩序,凯尔森提出了国际法治理论,即通过有强制管辖权的国际法院和确立个人违反国际法的责任来构建世界和平。本文将以此为基础,探讨凯尔森的国际法治理论对国际刑事秩序法治化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分析国际刑事法院在实现国际刑事法治化过程中面临的政治制约因素,以期国际刑事法治和国际法治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凯尔森的国际法治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对和平与安全的期盼使得国际法治成为国际社会的理想与目标。为了建立以和平为目标的国际法律秩序,凯尔森提出了国际法治理论,即通过有强制管辖权的国际法院和确立个人违反国际法的责任来构建世界和平。本文将以此为基础,探讨凯尔森的国际法治理论对国际刑事秩序法治化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分析国际刑事法院在实现国际刑事法治化过程中面临的政治制约因素,以期国际刑事法治和国际法治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律师在刑辩领域的新空间——记死刑复核程序律师高级讲研班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1月1碍收回死刑复核权。这意味着中国法治事业的又一进步，意味着中国律师在刑事辩护领域有了更大的空间和舞台。     

深入学习江泽民法治思想扎实推进刑事法治建设

江泽民同志的法治思想内容较为丰富,涉及面广,为我们完善和健全我国的刑事法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在新世纪新阶段,建设我国现代刑事法治,需要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江泽民同志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与精神实质,以更好地促进我国刑事法治的科学化与现代化。     

论当前我国军事法治反腐败

随着我国法治领域的不断发展,我国已经逐步完善军事法治反腐败的建设体系.目前,军队反腐败已经成为我国一项艰巨而又长久的重要任务之一,在军队反腐败的过程中,必须贯彻和坚持我国依法治国的原则、加强反腐败工作的机制建设、提高反腐败的工作效率.而其中的重要一项工作就是要不断改进和完善我国的反腐败刑事法治,实现反腐败斗争与刑事法制建设的良性互动,从而将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的发展阶段.同时还要保证反腐败斗争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以及政治效果.军事法治反腐败是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事关国家安全、政治稳定、社会秩序以及公民基本权益的保障.因此,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国军事法治反腐败的科学化和合理化,本文主要从当前我国的军事法治建设入手,简要阐明了军事法治建设的主要内容,并在分析我国军事法治对军队反腐败问题的意义和军事法治反腐败基本形式的基础上,展望了我国军事法治反腐败的未来趋势,以期为我国军事法治反腐败的建设提供一些浅薄的意见.     

通过法治迈向民生保障

民生对法治存在着依赖关系,保障民生需要发挥法治的功能,法治通过保障民权为民生保驾护航,中国国情决定了保障公民的就业劳动权、受教育权、劳动报酬权、社会保障权、安全权等是法治保障民生的关键和核心.我国民生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民生保障的要求仍有一定距离,加强法治建设、夯实民生保障的法治根基,是保障民生的基础工程,它要求从树立以人为本法治理念、完善保障民生的法律体系和切实施行保障民生的法律等方面进行努力.     

论“第三领域”理论的缺陷

近来,有学者提出"第三领域"理论,作为刑事和解的理论框架,以解释我国刑事和解的合理性。他们指出,刑事和解制度正好处于犯罪处理的国家模式和社会模式之间的中间位置,并构成了两者之间的结合部和互动空间;在国家和民间存在不同知识、国家治理能力相对较弱的两大语境下,刑事和解具有沟通国家法治和民间情感的积极功能(平台);刑事和解不仅有私力合作,也有公力和私力的合作,充分体现了公力和私力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利于弥补民间私了案件与国家垄断司法二者之不足,从而既有利于国家法的贯彻实施,又有利于补偿、抚慰被害人,也有利于改造行为人并使之无障碍地回归社会。一种创新的观点在理论上或许圆融通达,但是一旦面对实践,这种虚幻的图景顷刻土崩瓦解。     

警察权的司法控制——以劳动教养为范例的分析

劳动教养是一种由警察机构享有的行政性羁押措施。在实体构成和适用程序方面,劳动教养制度都违背刑事法治和程序正义的基本精神。在强调法治的背景下,需要对劳动教养制度作出深刻的反思。但是,劳动教养的保安处分化并不是一条理想的出路,而将劳动教养所限制的对象完全纳入到现行行政处罚制度或者刑事处罚体系中来,也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的缺憾。要彻底解决劳动教养问题,就必须重新改造中国的行政制裁体系和刑事制裁体系,消除警察机构所享有的行政性羁押权,并重新确定警察机构的权力范围和处罚程序。加强对警察权的司法控制,是中国走向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     

基于法律内在性的法治标准新探

已有法治标准理论,缺乏对法律内在性规制能力及其在法治中基础地位的应有认知.借鉴哈特提出的法律规则内在性理论,可以提出一种更能契合和支持当代法治中国建设实际的法治标准理论.这种理论将法律内在性规制能力作为法治标准的基础和核心指标,同时还包括法律强制性威慑能力、柔性用法回复良性社会关系的能力、依法追究严重违法犯罪行为法律责任的能力以及有效防止和救济用法造冤行为的能力等指标.这种理论,可以有助于我们将法治理念和制度建设一体推进,更有针对性地凸显法治的重点和难点,更明确地认知法治的主体力量,有的放矢地构建良法的文本和制度,落实法律内在性及其规制能力的制度,实现实质法治和形式法治有效统一的良法之治.     

论社会危害性理论存在的价值

社会危害性是由贝卡利亚首先提出来的,其功能主要在于对刑事立法的限制。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并不对立,它们都是以平等、民主和法治信仰为共同基础,二者一起构成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发动、保障人权的两道防线。社会危害性是立法者制定刑法的基础和起点,它在刑法理论中的地位不可替代。     

“亲亲相隐”对现代刑事法治基础的启迪

尽管古今中外"亲亲相隐"因其历史发展阶段、法律文化传统的差异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然而,通过对其纵横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亲亲相隐"的共通之处在于其所赖以成长的沃土是现代刑事法治建设的最基本价值基础和社会伦理基础,也是现代刑事法治运行的基础、核心与灵魂.因此,就现代刑事法治建设与运行而言,对该片沃土的研究、开发与利用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亲亲相隐"的深层思考

对于"亲亲相隐"的规定,我国古代与当代的法律是两种明显的极端--高度肯定与绝对否定.规定诸如"亲亲相隐"之类的扩大公民权利的内容,能还法的温柔本色,法治才会有群众基础.否定"亲亲相隐",实际上是把证明有罪的责任分担在了公民个人身上,这不符合社会契约论的原理.     

现代刑事司法体制的观念基础

完善的刑事司法体制建立在国家理性的基础之上 ,只有在国家目的、人民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等问题上有着正确的观念才能够具有民主、文明的刑事司法体制建构和符合理性原则的刑事司法活动。现代刑事司法体制以民主观念、权力制衡观念和法治观念为观念基础 ,司法独立体制和民众参与司法机制的确立与上述观念存在密切关系 ,我国的刑事司法体制也体现了上述观念 ,随着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 ,民主观念、权力制衡观念和法治观念应当得到进一步贯彻 ,进而为司法公正提供切实的保障。本文着重探讨了作为现代刑事司法体制基础的三大观念 ,并在此基础上对刑事司法体制改革提出了若干建议     

定罪没收与未定罪没收之比较

定罪没收和未定罪没收是我国目前刑事没收的两种形式,两种没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种没收均发生在刑事诉讼中,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没收权。定罪没收属于对人诉讼,而未定罪没收属于对物诉讼。两种没收在没收权的配置、司法程序、适用条件、法律性质和证据规则等方面均有明显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