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扶贫搬迁的成功实践及其启示——以甘肃省东乡县为例

国列省扶重点贫困县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从1989年起因地制宜积极开展了异地扶贫搬迁,通过组织移民—项目移民、零散移民—自愿移民、市场就业流转—劳务移民、就近移民—易地搬迁等不同搬迁方式,先后在县外建立了小金湾,古浪灌区,引大灌区,疏勒河项目扎花、独山子等5个移民基地,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但还存在政府扶贫投资力度不够,政策宣传不到位等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在调研东乡县异地扶贫搬迁的历程、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关思考和建议。     

参与性评估在少数民族水库移民研究中的实践运用

水利水电工程移民是一项非自愿的群体性人群搬迁工作,移民安置的妥善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区域性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参与性评估是社会学、人类学中最为常见的研究方法,并在扶贫项目、林业发展和教育发展等多个领域中得到了有效地实践运用.为此,将参与性评估引入到西南少数民族水库移民群体的调查分析,对有效地解决水库移民问题可提供很多研究方法借鉴.而借助于参与性评估,在田野调查中使用定性分析方法,对全面了解不同民族文化群体的水库移民,确保移民政策执行过程的公正性,为移民安置实施效果的"过程验证法"提供相应的参考依据.     

镇雄县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管理初探

易地扶贫搬迁是扶贫攻坚时期的新生事物,对扶贫脱困起到了重要作用,成功地解决了"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扶贫难题.在扶贫攻坚中,形成了较为庞大的易地扶贫搬迁群体(以下简称"移民"),建立了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成立了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以下简称"移民社区").如何做好这庞大移民群体即移民社区的管理工作,关系到能否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利乡调研时强调的"移得出,稳得住,住得下去,才能安居乐业"的指示精神,能否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落下"的要求,使移民社区得到长足发展,同其他城镇社区一道在全面小康路上共同迈进,这是值得研究和探索的课题.     

贺州市扶贫生态移民工作调查报告

<正>一、贺州市推进扶贫生态移民工作基本情况(一)贺州市扶贫生态移民工程项目建设总体情况。扶贫生态移民工程于2014年正式启动后,当年自治区下达贺州市扶贫生态移民项目31个,计划搬迁2708户共13511人(其中,易地扶贫搬迁1135户5568人,生态搬迁1573户7943人)。2015年计划实施扶贫生态搬迁项目28个,任务指标为2863户12711人(其中扶贫搬迁2159户     

技术执行的拼凑应对偏差:数字治理形式主义的发生逻辑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数字治理形式主义即数字化信息技术在公共治理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技术化“形式理性”对公共治理的“实质理性”替代现象。数字治理过程中,数字化信息技术执行和拼凑应对偏差叠加,导致“完成任务式”“政治联合体”和“向下考核激励式”三种类型的数字治理形式主义。在发生逻辑上,向上完成任务式数字治理形式主义源于唯上主义、单向传导、化约主义和短期主义的拼凑应对偏差;政治联合体数字治理形式主义源于纵向组织间基于数字信息系统的共谋性拼凑应对偏差,横向部门间基于数字信息逻辑化的联合性拼凑应对偏差,选择性执行下的策略性拼凑应对偏差;向下考核式数字治理形式主义源于数字治理的标准化偏差、政策指标的顶格性偏差、公共治理的分离性偏差。为此,须通过数字治理的技术执行体制改革,从技术和组织的良性互动出发,矫治数字治理形式主义。     

绩效目标异化下街头官僚的政策执行偏差及矫正

街头官僚理论是近些年公共行政学理论的一个前沿领域.处于公共政策执行末梢环节的"街头官僚"生存于公共政策执行资源稀缺和公共服务弹性需求的夹缝之中,出现绩效目标异化,表现出典型的行动逻辑--激励不足、规则依赖、选择行为、一线弃权和理性逐利,在公共利益权威分配的过程中产生偏差.矫正街头官僚政策执行偏差的主体路径包括三个方面:政策执行机构的内部改革,政策执行直接主体的自我优化,政策执行间接主体(目标团体)的问责监督.     

行政决策执行过程中的偏差分析

本文总结了行政决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六种行政执行偏差 (即替代式执行偏差、粘附式执行偏差、选择式执行偏差、象征式执行偏差、观潮式执行偏差、照搬式执行偏差 ) ,分析了行政执行偏差产生的主客观原因 ,提出了纠正行政执行偏差的方法。通过研究行政执行偏差 ,笔者祈望提高行政决策的实施效果和质量。     

社情民意

解决搬迁拆旧复垦难题推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国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等政策文件要求对原宅基地进行复垦复绿,在实施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由于对搬迁户的具体困难重视不够,且必须在搬迁后两年内予以拆除复垦的时间期限太短,搬迁户对拆旧复垦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     

以产业扶贫为抓手,不断提升社会能力

株洲市依托产业扶贫促进脱贫增收,因地制宜、不断创新,以发展特色产业提升竞争力、完善扶贫投入机制、鼓励产业网联式移民搬迁、创新体制机制等扶贫方式,积极推进脱贫攻坚工作,为株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有效手段。     

政策空间、组织资源与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差异化策略——基于S省A镇四个案例的比较研究

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分析单一任务情境下政府政策执行策略的历时性变化,对多任务与任务共时性情境下的执行策略差异关注不足。从政策空间与组织资源两个维度出发,本文划分了多任务共时性情境中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四种策略方式：“集中力量办大事”策略下的动员式执行、“按部就班”策略下的程序式执行、“重点突破”策略下的应急式执行和“抓小放大”策略下的选择式执行。对S省A镇四个案例的比较研究发现,差异化策略折射出执行主体的多重行动逻辑：基层政府通常依据“政策空间”大小与“组织资源”多少,在“凸显政绩”“不出事”“应对检查”以及“响应要求”之间作出理性选择,继而巧妙、创造性地落实各项工作,实现自身治理能力与基层风险防范之间的平衡。     

精准扶贫面临哪些执行困境

当前我国的精准扶贫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一刀切"现象、"扭曲"问题、"府际关系"问题、"信贷坏账"风险等,这主要是由于执行主体的有限理性、执行对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执行环节的监管低效以及执行保障的配套缺乏所造成的。对此,只有完善中央与地方的衔接机制,推进培训工作,加大监管力度,强化保障机制,才能有效提升政策执行效果。     

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

正易地扶贫搬迁是党中央、国务院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从根本上解决"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问题的重大举措。"十三五"以来,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取得决定性进展,"搬得出"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而"稳得住"的问题还面临不少挑战。如果我们把"搬得出"视为移民扶贫搬迁前半篇文章的话,那么"稳得住"无疑是移民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参与做好后半篇文章民政责无旁贷。     

精准扶贫过程中的政策协同

当前,巩固脱贫成效、衔接乡村振兴,已经迎来了政策窗口期。为了保证实施效果,精准扶贫各项政策措施需从注重强力推进逐步转向注重政策协同,要重点关注精准识别与子女赡养老人的法律规定的协同、精准施策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协同、扶贫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易地搬迁与生态移民的协同、拆旧复垦与传统村落保护的协同。     

易地扶贫搬迁的陕西经验

正2011年,陕西省委、省政府经过反复研讨,痛下决心,打响了一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扶贫避灾移民搬迁"战役。在涉及279.2万山区群众的移民搬迁中,陕西并不是简单地"一搬了之",而是系统实施了精准搬迁、精确施策、精细管理,全面提升易地扶贫搬迁质量和脱贫成效,确保搬迁群众不仅离开曾经贫困落后的村庄,更走向富裕美好的新生活。简单说就是,既要"搬得出",又要"稳得住",更要"能致富"。     

移民新村收获幸福年

正【成绩单】据统计,2014-2015年,我区实施扶贫移民搬迁20.8万人,截至2015年年底,已有2.2767万人实现搬迁入住。2015年3月,我区召开了扶贫移民现场推进会,对年度移民搬迁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我区还与农发行、国开行对接,依托各县(市、区)政府融资主体进行融资贷款,目前农发行已为全区42个移民搬迁项目审批贷款320亿元,发放贷款30亿元。同时,加强国家专项建设基金申报工作,为符合申报条件的平桂、都安、环江、罗城等县(区)争取4.4亿     

城镇化进程中山区避灾扶贫移民型社区管理实践与创新

推进避灾扶贫移民活动是我国山区城镇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深入开展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有效路径之一。基于“避灾扶贫”需要的陕南地区大规模移民搬迁活动,尽管打破了原有的村域界限,也形成了新的居住模式,但是这些移民社区在社区建设和服务管理模式等方面亟待改进。基于个案实证研究,在对避灾扶贫移民型社区基本类型、发展状况与典型代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加快和完善西部山区避灾扶贫移民型农村社区管理的发展路径。     

“搬”进幸福生活

正暖新闻回放〉〉广西两年易地扶贫搬迁累计入住35.97万人据2018年全区移民工作会议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2月31日,广西2016、2017年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计划搬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62万人,累计已搬迁入住35.97万人,搬迁入住率为58.02%。在水库移民工作方面,2017年广西水库移民新村建设完成投资3.5亿元,完成投资率100%;共实施项目661个,受益村民小组883个,受益群众19.46万人,其中移民18万人。     

可持续生计视角下山区避灾型移民搬迁问题研究

推进山区避灾型移民搬迁是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课题。作为区域性重大移民工程的陕南避灾移民搬迁项目在初步实现"搬得出"之后,面临着"稳得住"和"能致富"难题。基于生计可持续发展视角,发现避灾扶贫搬迁后所带来的移民生计资本缺乏、农户生计策略单一、社区经济发展缓慢等问题,并从保护生态、产业支撑、技能培训等方面为促进移民生计可持续发展提出对策。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的性别盲点与反思——基于政策执行互适模型的分析

"贫困女性化"的严峻形势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有效执行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政策执行互适模型恰恰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来分析精准扶贫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因存在性别盲点而导致多元参与者互动不适的现象。基于政策执行互适模型的价值理念和建构内容,在精准扶贫的政策执行中应提倡纳入科学化的性别意识,以政策主体、政策客体、政策工具的三方调适化解政策执行中的阻力,助推精准脱贫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双重目标的同期实现。     

政策执行模式的转换及其逻辑——一个拓展的“模糊-冲突”框架北大核心CSSCI

政策执行的模式转换是政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较少从政策属性角度关注特定场域内政策执行模式因何且如何多次转换。本文基于拓展的“模糊-冲突”分析框架,以个案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为考察对象,发掘政策执行模式转换的过程及其逻辑。研究发现,同一政策执行周期内,即使政策目标、政策地点、政策受众等要素保持稳定,执行模式亦可能发生动态转换。政策执行模式的动态转换,关键在于政策模糊属性与冲突属性产生高低变动,信息完全度、政策网络间关系、激励、资源等成为作用于政策属性的关键性前置要素。就再分配型政策而言,信息扩散对比、经验积累学习和制度优化有利于降低政策模糊性,减少政策执行变通的空间,而充足资源、适当的激励以及模糊对再分配型政策的同一认知则有助于淡化政策的冲突属性。立足于政策执行的基层经验,拓展“模糊-冲突”框架,将政策执行模式的静态分类推进到不同模式间动态转换阶段,有助于增加中国场景中政策过程的理论解释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