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皇律》的修订及其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地位

《开皇律》是隋初统治集团在总结魏晋南北朝各代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一部法典。它确定的十二篇法典体例、封建五刑制、“十恶之条”、扩大对封建贵族官僚的法定特权及律典中体现出来的立法精神和司法原则 ,为唐宋王朝所继承 ,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论《大清律例》中的“不确定条款”

清代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司法领域的控制和监督,防止官员的擅断,更为了全面管理社会生活,所以在立法时尽量将法律条款制定得全面且规范,《大清律例》就是这一规范确定性的典范.但是因为法律本身的特点以及《大清律例》作为综合性法典的性质所限,更因为清代政府的功能所致,所以《大清律例》中同样存在着若干“不确定条款”.而不确定条款因为内...     

论《刑统赋疏》及其法学价值

《刑统赋疏》是元人沈仲纬出于“敬民命于议刑之际”的强烈责任感而写作的一部专门解释宋人傅霖“刑统赋”的著作.它以“刑统赋”为纲,综合运用疏、直解、通例等三种不同形式,阐释了“刑统赋”以及唐宋刑律的精义.作为一部历史上的律学著作,从法律的角度看,《刑统赋疏》至少有三项价值：申述了一些至今仍然值得关注的法律观点,深化了我们对唐宋元三朝刑法制度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对唐宋元三朝法典的校勘和复原.     

论作为政治性立法的1811年《奥地利普通民法典》

1811年《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编纂可追溯至1766年纂成的混合了自然法与罗马法内容的《特雷西娅法典》。奥地利民法典的编纂受到政治权力和皇帝个人偏好的影响,编纂工作时断时续,在约瑟夫二世和利奥波德二世时期分别颁布了《约瑟夫法典》（1786年）和《约瑟夫法典》的修正案（1791年）。通过马蒂尼和蔡勒的努力,法典编纂的自然法基础以及自然法与实证法之间的有机联系被建构起来。马蒂尼的自然法理论观念和蔡勒的法典编纂工作使得1811年《奥地利普通民法典》最终成为一部深受自然法影响的“罗马法法典”。     

关于《民事诉讼法》修改的若干问题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颁布于1991年。距今已经有十六个年头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变化如此之快的国家来讲，即使十六年前制定的《民事诉讼法》，也显得颇有些“历史”了。以现在为背景审视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典。无论从法典所表达的诉讼体制。还是各种具体制度的设计，都显露着一种明显的滞后性。     

早期东罗马帝国立法活动探析

早期的东罗马帝国立法活动非常频繁,立法成果颇多,塞奥多西王朝颁布了《引证法》和《狄奥多西法典》两部重要法律文献;查士丁尼时代则有《国法大全》问世,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查士丁尼法典》、《学说汇纂》、《法学阶梯》和《新律》,客观而实用,开启了东罗马帝国法制史的新篇章,奠定了整个东罗马帝国的法律基础,在当时的中世纪社会乃至后世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流传甚广。     

略论《周礼》的法学价值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源与与载体的《周礼》，其内容应看作是作者对周代社会更加理想化的构筑。由于这种“构筑”，具有可行的诱惑力，所以历史上几次重大变革都曾借鉴了《周礼》中的若干设想。在当今社会亟待加强的法制建设中，《周礼》中围绕六乡设置的普法网络体秒，以及“观法”、“读法”等“以礼防禁”、“以刑纠民”的做法，仍有借鉴价值     

《德国民法典》的发展及其评述

<正> 德国的统一与《民法典》的产生 《德国民法典》于1896年公布,从20世纪之始起施行。19世纪70年代前,德国处于尚未统一的割据状态,在当时由普鲁士、奥地利诸候构成的所谓“神圣罗马帝国”,法律是极不统一的,在私法方面,各邦也“各自为政”。但在全德范围内,并存着罗马法和日耳曼法。自18世纪中叶,在德意志各邦中就开始了民法典的编纂活动。巴伐利亚、普鲁士、奥地利等邦在统一前均颁布了各自的民法典。而莱茵河地区在受到拿破仑的法国军队占领后,曾一度适用《拿破仑法典》。在统一前,德国曾有制定民法典的强烈呼声,但未能付诸实施,一方面     

“正”字只有一种写法

汉字有多少？1990年出版的《汉语大字典》，收字数为54678个，人们日常使用的汉字大约也有六七千。而在众多汉字中，我对“正”字情有独钟。何也？多种因素使然。识字之初，头一拨便有此字，“第一印象”难以磨灭。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由来

作为一种思想追求，法律面前众生平等的理念由来已久，从制度设计层面回溯，1954年制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其中第85条明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而整部宪法出现“平等”一共有7次。令人扼腕的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以后，“人民内部”与“人民外部”的敌我矛盾被无限扩大化、泛化，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一重要的法治追求被抛到脑后，我们的社会也因此遭受重大创伤。     

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订

无论是回溯立法过程还是横向比较,《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均是一部略显特殊的法律。在具体论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订必要性或者具体条文增删之前,应当回到原点——厘清这部法典的立法思路。不应当孤立地考虑《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订,而应梳理清晰这部法典在未成年人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与刑事法及行政法的衔接关系,合理界定其角色归属与立法重心。《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应主要规定临界预防,而一般预防的内容应分离出去,交给《义务教育法》和未来的《儿童福利法》;再犯预防的内容,则宜由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等刑事法作出规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不应当在"预防"中自我迷失,而应当明确其调整对象是"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并以此重新确立法典结构与核心内容,赋予这部法典"司法法"的特征。     

《狄奥多西法典》：技术要素与政治意义

《狄奥多西法典》是罗马法史上的第一部官方法典，是西方法律编纂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西方法律史从此进入法典时代。狄奥多西二世皇帝进行法典编纂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应对当时法律渊源混乱冗杂的情况，为裁判官提供简便的裁判规范索引。该法典并没有实质性地创制法律，仅仅是收集、筛选和整理了君士坦丁皇帝以来的谕令，并以主题与时序叠加的顺序进行排列，同时追求规范、简集、筛选和整理了君士坦丁皇帝以来的谕令，并以主题与时序叠加的顺序进行排列，同时追求规范、简批复等法源形式，且多处禁止法学家对法律进行解释，体现了立法者希望通过法典编纂维护政权统治的意图。该法典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司法混乱的状况，以法典的形式将公法、私法的所有规范以一定的逻辑体系编排在一起，是古罗马后古典时期立法作品的代表之作。     

民法法典化运动中的知识产权法

知识产权法法典化是现代民法法典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的基本任务，一是实现知识产权法与民法典的连接，二是在民法典之外再设专门法典，概称为“入典”和“成典”问题。近代大陆法系国家是以“物权—债权”的物质化财产权结构作为民法典编纂的“范式”；进入20世纪以来，经历了体系化、现代化改造的知识产权法“入典”，成为“范式”民法典的历史坐标。与此同时，知识产权立法从单行法到法典法，已成为法律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趋向，并表现为先民法典后知识产权法典(或工业产权法典)的法现象特征。中国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道路，宜采取“两步走”的方略：第一步，在民法典中实现对知识产权法的“点、面”链接，满足知识产权作为私权的理性回归；第二步，制定专门法典，实行知识产权法一体化、体系化的理性安排。     

删除投机倒把罪彰显法律的与时俱进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对《计量法》、《野生动物保护法》、《铁路法》、《烟草专卖法》4部法律中有关“投机倒把”、“投机倒把罪”的规定予以删去并作出了修改。这意味着“投机倒把”这一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名词将成为历史名词，不再出现在我国现有的法律当中。     

《世说新语》疑问句分析

本文从类型、疑问词与疑问语气的对应关系、疑问的层级性和疑问句的语用价值等方面对《世说新语》中的疑问句作了全方位的讨论，分析了该书使用疑问句的特点，提出了“疑问的层级性”、“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清士们极愿使用疑问度较低的疑问句进行交际”、“‘Ｘ不’格式是现代汉语‘Ｘ不Ｘ’格式的源头”等观点     

劳动的法典：雇佣合同进入《劳动法典》的论据与体系

立足数字时代和我国用工领域立法的现实，我国将制定的《劳动法典》应是一部调整涵盖劳动关系和雇佣关系等用工关系的统一的“劳动的法典”。雇佣合同进入《劳动法典》是因为在立法史上，我国通过劳动合同实现劳动力市场化改革，发生了劳动合同制度对雇佣合同制度的制度替代，导致雇佣合同无法系统立法并进入《民法典》中。而从法律渊源角度看，劳动法和民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并不影响二者发生法律渊源交叉，法典化完备性和体系性的技术要求，反而支持在一部法典中系统调整不同类型用工关系。从功能的角度看，将雇佣关系和劳动关系置于一部法典中，有助于按照类型和谱系的方法对各类用工关系进行符合实际的法律组合调整，有利于完成数字时代对“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用工的规范。《劳动法典》总则应规定用工关系调整的对象、原则和一般规则，分则应按照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为主干，调整雇佣关系、非典型劳动关系、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情况之用工的规范为特别规定的布局进行体系安排。     

司马迁创造“中国人民”

先秦时还没有“中国人民”这个词，当时“中国”和“人民”都是单独使用，词义也不同于今天。“中国”本意是指京城，《诗经》中就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后来也引申为中原地区、天下之中心等。而“人”与“民”，在先秦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说文解字》说：“人，天地之性最责者也……民，众萌也。”     

《晋书·刑法志》与汉《九章律》

本文主要针对《晋书·刑法志》中关于汉律九章的记载而进行探讨。随着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等新的文献资料的发现,汉律九章有了新义。汉初萧何在《法经》基础上制定了《九章律》,而汉代法典体系的发展、成型是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近年来《二年律令》及其他新资料的发现和研究证明汉律远非九章,但汉代法典基本体系仍是在《九章律》的基础上形成的。     

《劳动法典》编纂中集体劳动法的体系与革新

《劳动法典》研究目前除关注宏观性议题外，亦应聚焦专编做体系布局与核心制度构成研究。编纂而非汇编的《劳动法典》宜采用部门“潘多克顿式”立法。集体劳动法的集体性、民主性、自治与规制的混合性等价值共性是决定其能否独立成编及其编章内容的法理基础，而该编的法典化亦受法典整体立法取向与立法规划的约束与影响。集体劳动法编的立法结构需对《工会法》与《劳动法典》的关系处理、集体合同的编章安排、民主管理制度与集体劳动法编的融合，以及集体争议处理规则的体例安排做重点回应。在未来劳动法“从属性”逻辑不断遭遇冲击的背景下，集体劳动法编亦需对相关特殊群体和用工关系在适用规则与调整内容上予以革新性规范。     

《狄奥多西法典》与罗马晚期的法学困境

在《优士丁尼法典》编纂之前的一个世纪，公元438 年罗马就通过了第一部官修法典：《狄 奥多西法典》。它收集了君士坦丁以来皇帝的立法，但这一时期却被称为罗马法的衰退期。退化的原 因在于，随着政治和经济格局的改变，皇帝全面垄断立法权，政策替代普遍适用的法律，行政官员替代 职业法学家，行省习俗替代了古典技术，基督教成为强制的统一信仰，法律的价值基础被削弱，这些要 素导致罗马法丧失了它的科学基础。通过对该法典的研究，可以发现罗马法走向衰落的原因以及缺乏 理论引导对法典编纂带来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