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权与监督权的另类救济路径——基于日本民众之诉与机关之诉的思考

选举权与监督权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但在诉讼救济程序层面,选举权和监督权的保障力度仍较薄弱。日本行政诉讼类型中民众之诉与机关之诉是对选举权及监督权充分保障的诉讼程序路径。探究日本行政诉讼类型,借鉴其民众之诉与机关之诉的可取之处,并将相关经验纳入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应注意事项的范畴,不仅能丰富和完善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理论分类,也有助于对公民选举权及监督权的具体行使。     

"不违法之诉"与WTO争端解决机制

由关贸总协定创设的"不违法之诉",是WTO争端解决机制最富特色的内容之一.根据关贸总协定第二十三条第1(b)款,一缔约方的措施即使不与协定相冲突,只要对另一缔约方依协定享有的利益造成抵销或损害,后者便可诉诸争端解决程序.其规定的模糊性和被滥用的可能使"不违法之诉"成为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本文试图分析"不违法之诉"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可能给争端解决机制乃至整个WTO体制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对如何限制"不违法之诉"的适用,以确保WTO沿着规则导向的道路发展作一探讨.     

执行异议之诉的体系解读

我国执行异议之诉的体系存在一定缺失,债务人执行异议之诉以及许可执行异议之诉的缺失导致救济失衡.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前置程序的不合理设置致使我国出现了申请执行人异议之诉这一不合体系的制度.执行异议之诉的应然体系应包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许可执行异议之诉、债务人执行异议之诉.因此我国的执行异议之诉体系应参照应然体系予以完善.具体体现为建立许可执行异议之诉以及债务人执行异议之诉,取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前置程序.     

诉的利益之探讨——以民事诉讼中的诉讼类型分析

诉讼作为一种解决当事人之间纠纷的重要方式,其不仅影响当事人权利行使的范围,也决定着法院审判权作用的边界。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原有法律规定已经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尤其在现代型纠纷中如何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和利益变得极为重要和紧迫。因而如何扩大当事人诉权行使的范围成为学界与理论界探讨的话题。通过对域外制度的考察和实践发展需要,诉的利益之概念可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一剂良药。本文在厘清诉的利益之内涵与本质基础上分析民事诉讼中给付之诉、确认之诉及形成之诉中诉的利益之判断,以为当事人权利之保障和法院审判权作用范围的扩张提供些许助益。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程序适用及制度完善

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增设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用以规制虚假诉讼和恶意诉讼,保护第三人的利益。为了更好地发挥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功能,有效保护案外人的利益,应当在现有条文的基础上对之加以完善。在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案外人申请再审之诉的适用选择上,应当视案外人的诉讼请求状况决定适用顺序;为了保护案外人的程序利益,应当在起诉条件上作适当放宽;为了有效发挥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作用,在起诉主体方面应当有所突破;出于制度设计的合理性考虑,应当不允许对生效裁定提起撤销之诉,且要限制对特殊类型案件提起撤销之诉;此外,还应当允许当事人就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结果提起上诉。     

论诉的利益之判断

民事诉讼中诉的利益是指当事人提起的诉应当具有的法院对诉讼请求进行审判的必要性和实效性。对诉的利益之判断,无论对于保障诉权还是防止滥诉都有重要的意义。在其他判决要件具备的情况下,当事人提起的诉有诉的利益,法院必须进行审判,没有诉的利益,法院应当驳回起诉。诉的利益具有抽象性,法院对诉的利益是否存在的判断,应当从原告、国家、被告三者的立场进行考量,并且应当根据不同类型的诉的特点甚至个案具体情况来判断。     

第三人执行异议之诉性质理论之“回归”

对第三人执行异议之诉性质的识别关乎诉讼证明对象、证明标准的选择,司法实务界往往忽视对这一基础理论问题的讨论。从第三人执行异议之诉的目的、作用以及相关法规等方面出发进行分析,第三人执行异议之诉在性质上应属于一种形成之诉,其诉讼标的实际上是第三人根据自己对执行标的物拥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权利而取得的对抗强制执行的异议权。     

客观预备合并之诉二审路径探析

客观预备合并之诉二审裁判的难点是,一审法院对先位之诉作出原告胜诉判决,被告提起上诉后,未经一审法院裁判的后位之诉是否移审至二审法院,二审法院认为先位之诉无理由时,能否直接对后位之诉作出判决？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后位之诉移审且当然得裁判说（肯定说）;二是后位之诉不移审与裁判说（否定说）;三是后位之诉移审但原告声明始得裁判说（折衷说）。肯定说与否定说均过于绝对,折衷说更为合理,但由于我国上诉制度缺乏附带上诉、扩张上诉声明等规定,导致折衷说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我国民事诉讼,故必须对折衷说进行适当修正。     

基于案外人再审之诉民事执行救济扩展的比较与探讨

关于案外人再审之诉的规定,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对传统民事执行救济的学理有了突破与扩展。案外人再审之诉与异议之诉有相同之处,亦有诸多不同之处。在立法中,对于案外人再审之诉应进一步明确制度,提升法律层级,取消不当限制,细化、厘清该制度使之趋于完善。     

台湾地区当事人诉之变更、追加权之扩张——以程序利益保护原则为视角

台湾地区诉之变更、追加制度在促进纷争一次性解决理念以及集中审理主义的指导下有了较大的修正。一方面,放宽当事人进行诉之变更、追加的限制条件;另一方面,加重法官有关诉之变更追加的释明义务。上述内容不仅使修正后诉之变更、追加制度符合诉讼经济原则,而且符合程序利益保护原则。加重法官释明义务并不会影响当事人程序主体权的行使,相反法官释明提供诉之变更追加的资讯则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程序选择权,赋予当事人自主追求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的机会则更加延伸了其程序主体权。这对大陆完善诉之变更、追加制度以及准确理解新民诉法司法解释扩大诉之变更、追加适用范围具有参考价值。     

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中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取向

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政府职能转变。市场化改革使我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由一元化向二元分化与良性互动的方向发展,市民社会和民间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在国家——社会二元分化的背景下转变政府职能要求做到合理界定政府、市场、社会的界限,提升政府能力,实现制度创新,服务行政,培育市民社会等五个方面,并最终把“善治”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落脚点和目标取向。     

美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借鉴与启示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环境公益诉讼对环保法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环境公益诉讼作为一种新型的诉讼模式,专门适用于环境保护领域。同传统的诉讼形式相比,环境公益诉讼在原告资格、诉讼范围、诉讼请求等方面均有很大的不同。然而这种新的诉讼模式却能够很好地提供了公民参与和监督政府行为的途径。鉴于此,我国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建设地方服务型政府的现实困境与发展理路

地方利益冲突已是我国社会矛盾的一大焦点。建设好地方服务型政府,有效化解地方利益矛盾是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理性选择,是我国政府转型的重要价值取向。目前我国地方服务型政府构建面临诸多困境：＂服务为民＂理念缺失;公共服务市场化滞后,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偏低;政府部门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不协调;政府绩效管理评估机制不健全等。重塑＂公民本位＂、＂服务为民＂服务理念;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提升地方政府服务供给水平;健全公民有序参与机制,防止公共权力异化;健全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机制;实现＂政府本位＂回归＂社会本位＂;提高公务员综合素质,建立地方服务型机关等是建设地方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发展理路。     

从公共危机看服务型政府

在公共危机状态下,人们希冀政府的帮助,当政府积极作为时此呼声却更强烈.因为此种政府行为的确是公民在困难情境中的"双刃剑".服务型政府的服务职能的界限是不能以服务的积极行为为借口干涉公民私权的,服务方式不是强制地要公民被动地接受,政府服务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同时,强调服务型政府的民本思想作为服务型政府的宗旨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公民参与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公民参与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途径，是服务型政府公众本位、民主法治、服务至上等理念的价值彰显。目前存在的问题包括公民参与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整体素质不高，获取必要绩效评估信息比较难，参与方式相对粗放，并且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解决这些问题客观要求树立公民参与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理念，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安排，培养公民参与绩效评估能力，并畅通信息沟通渠道。     

以公民之眼审视高额行政成本

本文分析高额行政成本的现状。为了降低行政成本,必须在唤醒公民意识、培养公民政治参与的行为习惯、加强对行政成本的公民监督等方面下功夫。     

提高政府组织行政效率的途径—组织再造

政府组织应该服务于顾客公民,应该确立“公民第一、客户至上”的原则,为此目的,要明确政府组织行政效率的重要性。依据企业组织再造理论,再造是政府组织提高行政效率的根本途径之一。根据政府组织再造理论的要求,我国政府组织再造应遵循有关步骤,并需要注意有关重点问题。     

论现代危机下的公民责任

现代化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危机将是现代社会的常态。公民的责任能力对于抗击现代危机的意义重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战胜危机的成败走向,关系着政府危机领导的效果。公民参与危机治理的公共事务是公民内在的职责,因为公民身份本身就包含着责任。公民积极主动的责任观念使参与危机的治理成为公民内在的自由要求。公民责任能力的提高需要教育引导和政治环境的熏陶。公民责任是与公民权利相联系的责任,责任之中包含着权利分享之义。     

善治理论视角下的和谐警民关系构建

警民关系是公安机关在社会管理中要处理的最重要的一项公共关系,其和谐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与社会的稳定。近年来警民冲突事件屡见报端,原因主要在于社会、政府、群众与公安队伍自身四个方面。从善治理论的视角分析,构建和谐警民关系有三路径选择,应提倡由公安机关主导的群众参与式社会治理模式。     

裁判请求权的宪法保障

裁判请求权,是指公民在权利遭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纠纷时,所享有的请求司法机关予以公正审判的权利。每个人是否可以更容易的接近司法,并获得公正的裁判,业已成为衡量一国司法水平、法治实现程度的重要指标。权利能否得到及时的救济、纠纷能否得到有效的解决,关系着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及其他权利能否得到切实保障,同时也有助于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将裁判请求权规定于宪法中加以保障,是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也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