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刑法”与“优生保健法”探析——以堕胎行为为研究视角

堕胎行为在台湾地区视为犯罪行为,其规定在台湾地区"刑法典"第24章中,其中仅在第288条第3项中规定了两种免责事由,可以说对堕胎行为是采取严禁态度的。但是,台湾"优生保健法"在全球堕胎合法化的呼声中应运出台,该法罗列了6种合法堕胎的事由,可以说对台湾"刑法典"造成了较大的冲击。     

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内部运作向来鲜为人知,专栏作家杰弗里·图宾通过采访大法官们与70多位法官助理,客观叙述了1990年至2007年间,联邦最高法院内部在堕胎、言论自由、种族平权、同性恋、政教关系等议程上观点交锋与立场变化的历史，以及大法官任命与美国政局变迁之关系。     

第一哲学与伦理学——对莱布尼茨《单子论》的实践哲学解读

以前的教科书上一般都把近代的形而上学说成是以"认识论"作为第一哲学的"知性而上学",通过对莱布尼茨<单子论>的解读发现,<单子论>根本不是一部认识论的著作,而是一种典型的"实体论"形而上学.这种实体论又不是以"已成"实体来构成单纯外在物体世界或内在灵魂世界的机械论形而上学,而是以内在行动为原则赋予实体本身以内在的生命运动,从而在实体的生命运动过程中从"自然世界"开辟出一个"道德世界"的实践的形而上学.从这种实践的形而上学蕴含的伦理一政治维度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形而上学的现代性意义,同时它也处在第一哲学与伦理学之关系转变的起点上.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真正的形而上学之可能性不在其自身的实体构造上,而在伦理学中.莱布尼茨这样做了,却无能对此获得明确的意识,他的形而上学不可避免地还带有知性形而上学的独断性,因此他不得不承当旧形而上学的骂名.     

我国刑法“善”与“恶”之关系论

在刑事法治视域中,刑法之“善”不但应当注重对秩序之维护,而且也应当注重对自由之保障;刑法之“恶”既要重视对犯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和资格之限制或剥夺,也不能忽视对国家刑罚权的限制。然而,我国刑法之“善”与“恶”均具有偏重性。实现刑法之“善”与“恶”的均衡性要求在立法上应当:将更多的侵犯个人利益且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犯罪化;缩小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犯罪的死刑适用范围;加快罪刑法定原则之“司法化”进程。     

身体伦理的形态视阈(续完)——从现代医疗技术看身体伦理的两种形态

医疗技术的伦理形态催生不同的伦理决断。这种异质性反映了身体伦理的认知旨趣呈现的后现代性。它提供了看待不同的医疗技术的伦理形态的多元视角。在其常规形态中,医学空间穿越和渗透社会空间。"责任伦理形态"的空间构型由此在三大问题(生的问题、死的问题、生命质量的问题)的展现中获得了初步的界定。在其转化形态中,"人体研究"由于被打扮成一种"道德形象"而促成"人权诉求"与"医学贪婪"的妥协。"位格伦理形态"在现代医疗技术拓展善的目的诉求中指向了"人是谁"之问。从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形态视阈看,两种伦理分别关涉由常规医疗技术开启的责任伦理形态和由转化医疗技术开启的位格伦理形态。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我们面临"如何重审人之责任"和"如何重申人之位格"的身体伦理的根本性困惑。生命伦理学必须前瞻性地回应这两种形态的伦理问题。     

身体伦理的形态视阈(待续)——从现代医疗技术看身体伦理的两种形态

医疗技术的伦理形态催生不同的伦理决断。这种异质性反映了身体伦理的认知旨趣呈现的后现代性。它提供了看待不同医疗技术的伦理形态的多元视角。在其常规形态中,医学空间穿越和渗透社会空间。"责任伦理形态"的空间构型由此在三大问题(生的问题、死的问题、生命质量的问题)的展现中获得了初步的界定。在其转化形态中,"人体研究"由于被打扮成一种"道德形象"而促成"人权诉求"与"医学贪婪"的妥协。"位格伦理形态"在现代医疗技术拓展善的目的诉求中指向了"人是谁"之问。从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形态视阈看,两种伦理分别关涉由常规医疗技术开启的责任伦理形态和由转化医疗技术开启的位格伦理形态。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我们面临"如何重审人之责任"和"如何重申人之位格"的身体伦理的根本性困惑。生命伦理学必须前瞻性地回应这两种形态的伦理问题。     

论美国禁止事先限制原则

表达自由是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公民关注的话题之一,而建立在宪法第一修正案基础上的禁止事先限制原则,是保护美国公民表达自由的重要司法原则之一,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near诉明尼苏达州"案中创制的"禁止事先限制原则",经受了"纽约时报诉合众国"等案的严峻挑战,得以逐渐确立.无论中国是否存在事先审查制度,禁止事先限制原则对于中国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论正当程序原则与警察权的行使

警察权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国家权力,它在行使过程中必然会对公民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权进行一定的限制或剥夺。依据正当程序原则,警察权的行使,必须通过告知和听审程序,以此对其加以限制和约束,以达到保护公民合法权利之目的,     

论故意危害孕妇妊娠的刑事责任

故意危害孕妇妊娠在刑事司法和刑事法理论中被视为故意伤害胎儿,但其定性一直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难题。对此,司法实务中存在无罪与故意伤害罪两种截然不同的判例,这有损司法的权威,亦破坏法制的统一,更是对国民的不公正。在刑法理论中亦存在无罪说和故意伤害罪说。刑法典第336条规定的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表明,故意伤害胎儿的行为应当作为犯罪处理,因此,无罪说值得检讨。故意伤害罪说,超出了国民预测的可能性,是现代刑法所禁止的类推解释。增设＂伤害胎儿罪＂与＂恶意伤害胎儿罪＂的见解未能正确区分胎儿发育的阶段性特征,且存在罪名不科学之弊。因此,为了有效保护胎儿的健康发育,有必要对孕妇妊娠实行分阶段保护,并在刑法典中分别增设＂非法终止妊娠罪＂和＂故意伤害胎儿罪＂。     

反恐背景下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形态

宗教信仰自由是人类杰出的制度创新,它结束了人类历史上的宗教迫害。在法治社会中,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形态呈现为：既受法律的保护,又受相应的限制。在反恐的过程中,基于自由与法律的关系以及带宗教色彩的恐怖主义的特点,应当在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基础上,对宗教活动自由做进一步的合法限制,从而打击带宗教色彩的恐怖主义活动,保障国家、社会以及普通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抢夺罪最新司法解释的实践检讨

抢夺罪是最常见的侵害财产罪名之一,学术界与司法实践中对其犯罪构成等基础理论并未有太大分歧。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抢夺罪的最新司法解释增加了"孕妇"、"病人"等特殊保护对象,保留了"数额较大"等定罪标准但提高了定罪量刑的数额,并增加了"导致他人自杀"这一"严重情节",引入了"被害人谅解"制度。最新的司法解释不仅未能全部明确解释现存问题,反而在司法实践中导致新问题的出现。     

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美国警察搜查权的调控——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演变为视角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广泛使用,成为保护人民自由权利、限制警察非法搜查的尚方宝剑。但随着恐怖主义、毒品犯罪等的增多,加强警察执法权力,适当限制人民自由,成为联邦最高法院主导性理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随之产生了松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美国警察搜查权的影响历程,反映了联邦最高法院在保持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自由与秩序之间的平衡做出的不懈努力。     

林诉亚利桑那州案对美国死刑案件量刑制度的深远影响

林诉亚利桑那州案是美国死刑量刑制度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判例,自该案之后,美国联邦最高法è院确立了量刑中加重情节必须由陪审团而不是法官加以认定.该案对法官独立量刑州以及混合程序州均产生了重大影响,立法机构也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其深远的影响将极大地改变美国死刑制度的未来发展.     

论“集体研究”型渎职犯罪的责任认定

"集体研究"本是民主决策的一种有效的方式,但是在实践中却逐渐异化为某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犯罪的有效手段和逃避犯罪处罚的"挡箭牌"。本次两高出台了《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其中对"集体研究"型渎职犯罪的责任认定作了规定,这为有效打击这种类型的犯罪提供了依据和保障。     

The Subject Status of Procuratorate in Marine Litigation on "Public Interests Protection"

The litigations of marine natural resources or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s involve two different types of litigations, and the procuratorate should be involved in the litigationsas different litigation subjects. The compensatory litigation of marine natural resource damageis the private interest litigation which relieves the private interest damage of state owned natural resources. According to Th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and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and the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s Interpretation of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Law in Procuratori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Cases, the procuratorate should be the supervising subject. However, the compensatory litigation of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is th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which relieves public interests, and on the basis of Marin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Law,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and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and the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s Interpretation of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Law in Procuratori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Cases, the procuratorate should be the supplementary subject. Due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marine litigations, the procuratoratefiles lawsuits against the marine natural resources or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s, which shall apply both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Compensation for Damages of Marine 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and the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s Interpretation of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Law in Procuratori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Cases.     

从邱兴华杀人案谈我国刑事鉴定启动权制度

轰动全国的邱兴华杀人案再一次让我们不得不关注我国尚待改革的刑事鉴定启动权制度。我们可以吸收西方国家刑事鉴定启动权制度的合理因素,由法官享有刑事鉴定启动权,赋予当事人双方平等的刑事鉴定申请权和救济权,同时建立辅助当事人的技术顾问制度。     

评债权人代位权在公司法中的应用——股东违反出资义务时的债权人救济

为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追究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责任,《公司法解释三》将债权人代位权制度引入了公司法领域。该制度在公司法中的应用与传统合同法中的适用要件存在差异,彰显了其在公司法中的实践价值。不过,该制度引入公司法后引发了多重诉讼、债权人间利益冲突等问题,文章提出了三种可能的解决思路,以期对公司法中债权人代位权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完善之法律思考

2020年7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08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将"特别代表人诉讼"以专章规定列出,引发各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证券纠纷问题层出不穷。例如案件甄别及程序决定混乱、投资者保护机构权力扩大、"一案一立、分别审理"观念根深蒂固等等。文章建议支持扩大人民法院庭前审查的项目类型和内容;引入"投资者代表",以"双保险"模式维护投资者权益,同时允许投资者进行"二次推选"代表人;个案认定应本山取土、因地制宜,针对差异选择适用一案一立、普通代表人诉讼制度和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中的一种或数种。     

美国未成年人死刑制度——对伦奎斯特法院刑罚观的法律思考

在西门斯案件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多数意见判决禁止对未成年人执行死刑。但以前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为核心的保守主义大法官撰写反对意见,深入证成未成年人死刑制度。伦奎斯特法院保守主义力量坚持的法律路线——未成年人死刑制度具备存在的必要;在边缘性的案件中,该制度能够体现刑罚正义。在未成年人刑罚改革的过程中,获取稳妥前进的法律进路甚为关键。     

现行拆迁补偿安置纠纷司法救济定位评析

在征用土地拆迁补偿安置中,当事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如何寻求民事司法救济,司法救济如何定位以平衡各方利益?对此,现行法律、法规均未作出明确规定,而最高人民法院在新近的一项司法解释中,否决了当事人寻求民事司法救济的努力,这一举动忽视了诉权多元保障的重要性,不利于对当事人正当权益的保护.建议在适当时机修改,以利拆迁纠纷当事人寻求司法救济时享有自由选择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