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农村基层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创新——以汕头市C村为例

随着税费改革的完成，农村追入後农业税收时代。大多数乡镇基层政府陷入“财空、责大、权小”的治理困境，其提供公共服务能力追一步弱化。因此，如何克服国家制度的有限性，发挥体制外精英提供公共服务的积极性，成了我们研究的课题。汕头市C村农村公共服务的成功做法一政府与社会力量借助社会资本合作互动，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总量，对其他农村地区公共服务的提升具有借鉴意义。     

基于民生改善的农村社会治理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物质生活有较大改善。然而,在民生建设方面,农民得到的改革红利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农村民生问题仍然突出,且有不断加剧趋势。农村民生发展困境的根源在于农民权利资本的贫困,受制于基层政府民生职能的缺位和不到位,亦与农民利益诉求与基层政府协商机制缺失有关。改善农村民生的关键在于农村社会治理的转型。当前,亟须加快以民生为重的民生型基层政府建设,优化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民意采集和利益传导的功能,更新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互动机制,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农村共建共享协同发展。     

政府城市基层治理研究综述

城市基层是政府行使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最直接的场所,它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性环节,也关系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双转轨的关键时期,社会流动性增大,社会异质性增强,社会事务增多,社会风险高发,城市基层也成了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堆积的主要场所。显然,传统的基层治理模式已无法适应这些特殊要求。本文基于公共管理的视角,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以城市社区作为切入点,从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两个层面,对政府基层治理的相关内容作一综述,以期对该领域的研究有所裨益。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新时代社区治理制度化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础单元,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制度化程度直接关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化水平和总体质量.进入新时代,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社区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作用.同时,构建政府负责下简约高效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通过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机制实现社区公共服务的社会协同供给,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实现社区治理的公众参与.还要以法治为保障、以科技为支撑,提升和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的法治化水平和信息化建设,进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激励制度、问责约束与地方治理转型

正向激励与负向问责的二元维度,为理解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偏好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地方分权与官员晋升锦标赛等正向激励制度,为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而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等负向问责约束松弛,导致地方治理存在发展失衡、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偏低等问题。提升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意识和能力,改进公共服务供给及质量,提升地方治理的回应性和公平性,关键在于加强责任政府的制度建设,强化自下而上及横向的问责约束。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农村社会治理转型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伴随着农村重大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不同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回顾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历程,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一直难以形成良好互动,反而呈现此消彼长、力量互斥的局面。农村社会治理既不能仅依靠政府力量,使国家权力全方位强势渗透破坏农村的自主性,也不能让国家权力"悬浮"于农村社会之上任由自治缓慢发展。应积极探索公共问题的协商机制和弹性治理形式,既保证国家对农村社会实现价值引领、制度和公共服务供给,又要充分发挥农村社会的内生动力,让其有充足自治空间,最终实现农村社会的善治。     

城市基层治理中的清单制:创新逻辑与制度类型学

清单制已经成为我国公共治理中一种常规化的治理工具,但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治理和市场治理领域,对社会治理领域清单制的关注情境主要在农村,鲜有文献考察城市基层治理中的清单制。研究表明,城市基层治理的复杂性为清单制的介入提供了制度空间,清单对于解决城市基层治理中的部门与条块协同、社区减负和有效公共服务供给等均具有契合性。城市基层治理中的清单在制度内容方面具有功能边界和功能目标的差异,在制度功能上则具有公平与效率的差异。因此,可以将制度内容与制度功能作为分类标准对清单进行类型学框架建构。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清单具有治理清晰化的功能诉求,但也存在有限覆盖性和简化治理复杂性等局限。     

治理理论与社会基层的治道变革

治理理论是影响当今世界各国治道变革的主流理论,其主要观点是:自下而上的参与,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与制衡,社会资本是治理的润滑剂和道德基础,强势民主,顾客导向,市场化政府等等。其对我国基层社会治道变革的启示是:建立和发展广泛的社会公共责任机制,建立政府指导支持下的社区自治体制与机制,开展社区教育、培育公共精神,建立公共物品供给的市场化、社会化机制,增强政府的回应性等等。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三维治理探讨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逐渐成为我国各级政府广泛采用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然而由于合同失灵问题的存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并不一定能够确保公共服务提供的效率和品质。要想破解合同失灵问题,仅从市场机制和政社关系的角度分析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合同治理的角度加以探讨。基于规则、关系与价值三个维度,可以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构建一个全面系统的合同治理框架。规则治理主张,通过正式而精确的合同设计与安排来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关系治理强调,借助非正式的社会关系来解决履约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争议;价值治理认为,打造合同双方共享的价值体系才是防范违约行为和提升合作水平的最佳途径。三种治理机制存在相当复杂的关系组合,只有恰当地调配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和互补关系,才能达到协同增效的效果。     

发展完善的PPP模式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简称PPP,是指政府通过公平竞争方式和社会资本建立合作关系,明确风险与利益分担,由社会资本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政府向社会资本支付相应定价,保证社会资本获得合理收益。在政府治理过程中,PPP模式吸纳民间资本,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使政府和社会资本取长补短,合理分配风险,社会资本方充分发挥在相关领域的丰富经验和技术,不断提高服务质量,促使政府和社会资本方达成长期互利合作的伙伴关系。PPP模式强调多元治理主体参与,平衡市场、政府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从而保证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目前我国PPP模式尚处于探索时期,推广PPP模式是改革的红利,也有助于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论公共服务的“合作治理”

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服务是社会福利最大化意义上的公共物品,它以"民主公民权"为核心价值,要求政府在保障国民公共需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有所作为。面对现代社会多元、异质的公共需要,政府的权威型供给已力所不逮且愈益与社会需求相脱离。因应这一局势,构建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合作治理框架,不仅可以实现公共服务"生产"与"提供"的适度分离,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公共服务生产供给;而且可以在公共服务提供中形成开放的民主协商平台,通过公共议程整合社会各界的利益诉求。     

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基层治理现代化之道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民主治理和协商治理是基层治理的两重面向，二者的融合可以阐释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民主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价值取向，体现基层治理中民主建构的问题导向功能；协商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方式方法，在“有事好商量”中化解社会矛盾，筑牢社会纽带，为“民主运转起来”提供支撑。在中国基层治理场景中，民主与协商共同指向“治理”的核心目标，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的融合塑造了“民主—协商—治理”三位一体的框架和体系，建立起基层治理中目标、方法与绩效的关系，深刻体现了基层治理的中国逻辑。     

代理治理模式：一种统治类型的讨论--以基层政府治理体系为分析单位

代理治理模式揭示基层政府治理的性质,指出基层政府治理体系的核心元素是政治治理而不是科层治理,是党政统合体系与威权治理结构的多重因素作用结果。代理治理模式有三个基本特征：代理治理是政治职能与行政职能的统合体系;代理治理与社会是一种统治关系;代理治理是一种多中心权威治理结构。代理治理模式的权力来源在国家,不在基层社会,向上级政府（国家）负责,与基层社会没有授权关系。代理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应从基层政府的政治职能与行政职能的分离着手,以民主法治原则来建构基层政府的权力结构和治理体系,在行政职能上建构政府治理的公共本质,在政治职能上建构基层治理的社会授权关系。     

多元社会治理模式探析

多元社会治理模式表征着传统行政管理体制的合理性基础被打破,政府不再是惟一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这一模式的具体形态受到诸多环境条件的约束。目前,中国公民对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需求和实际供给之间的矛盾导致社会治理水平面临严峻的挑战,必须对原有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进行根本性变革,最终形成多元社会治理的格局,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实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的。     

基层治理生态的失衡与调适——以“黑砖窑事件”为例

山西"黑砖窑事件"表明,基层治理生态出现了结构性和体制性的失衡:政府监管缺位,公共性丧失,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发育不良。基层治理生态之所以失衡,是与利益、权力、社会以及文化等要素分不开的。要调适基层治理生态,这就需要再造基层政府,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凸显公共性;再造公民社会,培育非政府组织,提高社会自治水平;再塑公众个人,培养参与型政治文化,促进公民参与治理。     

社会资本培育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目标,其要义是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协同有效治理。作为整合国家治理体系的信任规范,研究发现,通过培育社会资本,有助于减少治理主体间交易成本,有助于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最终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因此,大力发展社会组织、积极推进社区建设和加快构建信用体系,引导扶持社会资本多元发展,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和固本之策。     

理解基层:治理属性与改革逻辑北大核心

“基层”是一个在实践中制度化程度较低从而常处于变动不居状态的治理层级。它随着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和渗透力量的变化而发生体制性变化,也常常在应对社会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出现大量非制度化的探索和创新。它既呈现出变化性的特点,也内含稳定性的特征。看似矛盾的双重特性由其实践内涵及体制本身的治理属性所决定。“基层治理”指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既共同贯彻国家目标,落实国家的公共政策,也共同制定和维护社会规范,满足社会意愿,实现社会目标。它具有国家性、社会性和中间性等多重属性。国家性指它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层级,自上而下地执行国家意志;社会性指国家意志的贯彻受到社会意愿的约束和社会内生规则的影响;中间性即基于服务国家目标和社会目标的需要,基层治理在二者的张力中寻求平衡和一致性。国家性、社会性和中间性为当下基层治理创新提供了认识依据,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党和政府服务体系纵向到底强化基层治理的国家性;二是以社会组织横向到边强化基层治理的社会性;三是以共建共治共享的机制构建解决基层治理的“中间难题”。     

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逻辑关联、社会行动与路径创新

"模糊经验粗放"是基层公共服务治理亟需克服的"木桶短板"效应.面对基层公共服务经验治理、资源错配、协同乏力、方式模糊、标准缺失、技术粗疏与管控粗放同存的困境样态,破解基层公共服务建设"短板",探索推动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是服务体制机制转换、知识工具支撑、现实窘境倒逼和治理绩效目标追求的逻辑必然.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要以科学性、整体性、协同性、规范性为原则,以标准化、精准化、智能化、人性化为根本目标,通过制度规制引导、"精明行政+社会服务"双元机制建构和问责机制的设计,对"政府核心—社会多元"行动者进行有效引导.从服务价值创造、主体服务职能厘定、府际跨部门协同聚合、多主体合作共治、网络智能互促融合等层面推动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实践的行动路径创新.     

社会治理视域中的现代民政创新路径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民政工作是党和国家社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履行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主要体现,特别是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因此黑加快建立健全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现代民政制度体系,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之我见

<正>作为治理的一个层级和一种类型,国家治理是以国家"问题"为对象的治理,包括一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科技、金融、政党、地方、国防和外交等方面"问题"的治理。在治理主体上,国家治理是由政府主导的多主体参与的治理,尤其是由中央政府主导,地方、基层、企业和民间组织参与的治理;在治理层级上,国家治理是仅次于世界治理(又称为全球治理)的一个层级。后者是在联合国及其有关组织主导下多国参与的以解决跨国"问题"为目标的治理。这些亟待治理的问题,客观上要求将大洲和全球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必不可少的层级,以实现多国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