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职务犯罪侦查制度的立法完善

职务犯罪是隐秘性极高的犯罪,同时由于其犯罪主体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使职务犯罪侦查呈现出取证难、干扰多、阻力大的特征。实践中,法律对职务犯罪侦查规制的局限制约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效能的发挥,使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举步维艰。根据职务犯罪侦查的特殊需要,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对提高检察机关职务犯罪的侦查能力,充分发挥其打击与预防职务犯罪的职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职务犯罪侦查管辖权配置的完善

职务犯罪侦查管辖权的配置问题是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首要问题。我国目前的职务犯罪侦查管辖权配置立法规定存在诸多问题,司法实践中也凸显出不少矛盾。当下学界流行的"检警一体化"侦查模式和独立的反腐败侦查机构模式不适合我国的国情,不具有可行性。在保留现有侦查体制下对职务犯罪侦查管辖权配置进行完善成为必然选择。完善职务犯罪侦查管辖权配置的基本路径是:重新划分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管辖权,扩大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管辖范围,赋予检察机关完整的机动侦查管辖权,建立检察系统内部侦查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制度,设立合理的管辖冲突解决机制。     

职务犯罪侦查机制的重构与完善

刑事诉讼法修订后,明确了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重要宪法原则。只有转变侦查观念,充分重视初查工作,建立完善的证据体系,构建一个科学、完善的侦查机制,才能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维度下实现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全面发展。     

职务犯罪侦查中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制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使用技术侦查的权力．这对于打击和遏制职务犯罪有望产生积极的效果。然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在技术侦查的制度细节和操作机制方面语焉不详，尚有值得探讨之处。基于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相平衡的考虑．此次修订有必要对技术侦查予以完善。     

论我国职务犯罪特殊侦查措施制度的构建

智能化、隐蔽化、复杂化、高层化、网络化方向发展的职务犯罪给传统职务犯罪侦查手段带来了严峻挑战，采用现有的侦查手段已经难以满足打击和惩罚犯罪的需要，鉴于职务犯罪的特殊性，同时为了使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居于优势地位，有必要在中国法律中确认特殊侦查措施。采用比较分析、历史分析、文献分析、实证分析等多种方法，对我国现行特殊侦查措施进行研究，并对职务犯罪特殊侦查措施制度进行了构想，以期为职务犯罪特殊侦查措施制度的完善做出一些有价值的研究工作。     

新型贿赂犯罪行为形态研究

查办贿赂犯罪一直是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近年来,贿赂犯罪越来越隐蔽和复杂,行贿受贿双方的反侦查能力越来越强,贿赂犯罪的行为形态出现了许多游离于现行法律之外的新的表现形式,查处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对新型贿赂犯罪的类型进行逐一剖析,并以此为基础分析现行法律对贿赂犯罪规定的不足,有益于完善相应的立法。     

风险社会下职务犯罪办案风险防控机制的构建

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由于职务犯罪主体的特殊性，使得职务犯罪办案风险与普通刑事犯罪相比有明显不同。特别是当前职务犯罪呈现出智能化、隐蔽性等发展趋势，传统办案风险防控机制已不能适应侦查工作发展的需要。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应建立办案风险防控的长效机制，完善风险防控的应激机制，并根据办案阶段和风险类型的不同，可呆取多种形式化解办案风险。     

赋权与规制：职务犯罪侦查中技术侦查的路径选择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使用技术侦查的权力,这对于打击和遏制职务犯罪有望产生积极的效果。然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在技术侦查的制度细节和操作机制方面语焉不详,尚有值得探讨之处。基于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相平衡的考虑,此次修订有必要对技术侦查予以完善。     

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问题探究

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的建立是近年来检察机关大力推行的一项改革措施,这一体制的建立对于有效查办职务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我市目前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存在的问题亟待解决,改革目前的侦查工作、建立完善的一体化侦查机制已刻不容缓。为此我们应针对面临的主要问题,从资源、信息、管理等几个方面着手构建我市的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     

新刑诉法视野下贿赂犯罪侦查工作的思考

新刑诉法在证据、辩护、强制措施、侦查、审判及执行程序等制度方面的完善,也给检察机关惩治职务犯罪工作带来了机遇与挑战。面对新刑诉法给贿赂犯罪侦查工作带来的新变化,以及一线侦查工作中所遇到的新问题,要实现贿赂犯罪侦查模式转型升级,侦查机关必须找准着力点,综合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惠农补贴资金管理领域职务犯罪治理略论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和惠农补贴力度的不断加大,当前我国惠农补贴资金管理领域职务犯罪高发,形势严峻。在这种形势下,传统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和犯罪治理策略已不合时宜。只有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完善工作体制机制,积极推进惠农补贴资金管理领域职务犯罪防控一体化建设,才能真正做到标本兼治。     

职务犯罪情报信息机制之构建

当前职务犯罪情报信息工作中还存在观念滞后、机构缺失、手段落后、专业化程度不高等诸多问题,影响和制约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深入发展,因此必须构建以专门机构、专职人员、专有平台、专业机制为基础模块的职务犯罪情报信息机制。应深入探讨职务犯罪情报信息机制构建的具体举措及其在情报导侦中的实战运用,以期推进职务犯罪侦查水平进一步发展,实现职务犯罪侦查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对职务犯罪侦查立案机制的反思

近年来,职务犯罪侦查领域不同程度存在有案不敢立、不破案不能立和过分注重初查导致滥用侦查手段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依据有关法律规定,结合职务犯罪侦查实践,有必要进一步完善职务犯罪侦查立案机制。     

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转型

我国传统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是“以供求证”。新形势下，尤其是新《刑诉法》的实施，使职务犯罪侦查模式从“以供求证”到“以证促供”的转型迫在眉睫。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但是，实践中少数侦查人员对该制度重视不够，少数案件中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的全程性、与讯问笔录同步性存在瑕疵。需要完善同步录音录像的操作规程，增强侦查人员的规范意识，保证录音录像与讯问过程、讯问笔录的同步性，加大制度执行的内部监督力度。遏制职务犯罪轻刑化路径是要强化对职务犯罪立案及侦查过程的监督、用量刑建议权强化对审判的监督、落实上下两级院对案件第一审判决同步审查机制及加强对刑罚执行阶段的监督等。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警察本身职业化程度以及制度性腐败等问题使得警察职务犯罪日益严峻，逐渐成为了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呈现出内容上多贪利与侵犯私权，手段上更隐蔽、专业性更强且颇具群体性，社会危害性进一步扩大等特征。针对新形势下警察职务犯罪的新特征，有必要加强预防机制的针对性与科学性，建立“观念反腐”与“制度反腐”的创新型机制。借鉴国外立法，促进我国《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衔接，建议取消贪污罪、受贿罪定罪量刑的具体数额标准，改为“概括数额加其他犯罪情节”的模式；将非特定公物纳入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将贿赂的范围从“财物”扩大至“不正当好处”；取消被动型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和行贿罪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适当前置贿赂犯罪的构成条件，只要实施要求、期约、收受贿赂的任一行为即构成受贿罪或行贿罪且为既遂；增设利用影响力行贿罪；对贪利型职务犯罪增设相应财产刑，对行贿罪增设资格刑。     

辨认制度的相关问题研究

在实践中，辨认是常常为侦查机关提供犯罪线索的侦查措施，它在确定犯罪嫌疑人、固定犯罪证据等方面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却没有明确规定作为侦查措施的辨认制度，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甚至由于辨认错误导致冤案发生。在立法上如何对辨认制度进行完善、构造程序性制约机制，乃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于职务犯罪侦查创新的思考

为适应新形势,职务犯罪侦查必须不断更新执法观念、完善侦查机制、加强制度建设等,推动观念创新、机制创新、制度创新、手段创新、保障创新。实现这些创新,必须紧密结合职务犯罪侦查实践,从侦查模式、侦查决策、侦查重心、侦查思路、侦查组织等方面实现深刻转变,取得侦查工作主动权。     

法治理念下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

职务犯罪侦查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必将推动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革新与完善,促使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理念向“由证到供”型方式转变。当前职务犯罪呈现的新特征凸显适用特殊侦查措施侦破案件的必要性,并迫切要求立法上的支持与完善。     

职务犯罪的侦查管辖

合理配置职务犯罪的侦查管辖权,必须从我国宪政体制的实际出发,紧密结合职务犯罪的特点和侦破职务犯罪所需要的条件.由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进行侦查有其内在的合理根据,既是我国职务犯罪监督的传统,也是我国现行宪政体制的必然要求.现行立法关于职务犯罪侦查管辖范围的划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安、检察管辖中的互涉案件,以及与职务犯罪侦查紧密相关的其他刑事犯罪应当统一由检察机关侦查.     

职务犯罪的立法比较与借鉴

职务犯罪作为理论上的一类犯罪，历来备受社会关注。对中外职务犯罪立法进行比较、评析，并予以吸收借鉴，有助于完善我国的职务犯罪立法，促进我国《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衔接，为有效惩治职务犯罪提供有力的法律武器。     

反贪技术侦查实践化探微

随着犯罪的不断升级，传统以口供为中心的办案模式已不足以应对日益智能化、隐蔽化的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手段已为反贪侦查实务所亟需，新刑诉法虽赋予了反贪侦查部门一定的技术侦查权，但规定相对笼统，缺乏实践操作性，本文仅从技术侦查的立法背景及实践化过程作简要探讨，旨在为技术侦查的实践提供一定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