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用性资产对机会主义的限制作用分析

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治理概念当中,专用性资产是组织结构选择的重要的依据方式。虽然专用性资本的存在会相应的导致套牢问题,但是,专用性资产投资所具有的所有权、专用性、关系性三个特点,同时也可以对机会主义进行有效的限制。     

工学结合的校企合作探究

经济体制转型导致的市场机制问题引发的多层面问题,导致实践中校企之间合作困境。市场中的交易成本的大小决定了校企合作的组织形式,而校企间的专业性资产与非专用性资产投资,决定校企之间的纵向一体化与分解。校企之间的激励机制设计可以有效增进合作效率,校企互相渗透可以纠正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但在实践中需要深入研究。     

技术治理因何失灵——一个夹层化结构的框架北大核心

从“技术结构化”理论出发,分析技术治理失灵的结构形态,并将夹层化结构作为技术治理失灵结构的分析框架不难发现,技术嵌入科层制的政府组织,体现平台化信息共享、数字化扁平层级和标准化数据流程等技术治理特性,为上级政府部门利用技术越过权责边界,干预基层治理提供了便利。夹层化结构影响了纵向政府层级间的角色分工、职责权限,削弱了政府纵向治理结构稳定性,加剧上下级权责失衡和治理行为的逻辑差异,并导致作为整体结构的政府组织,在技术治理过程中纵向关系失调,组织结构层级分化。技术治理特性促使上级力求实现整体治理目标、强化组织控制和提升治理效能,而下级更加重视本级治理任务、确保行为相容和技术工具适用性,纵向贯通的治理层级呈现出夹层化结构。对此,以技术特性构建更具开放和弹性的组织治理结构,是消解夹层化结构,规避技术治理失灵的可能途径。     

特许权制度的治理机制

目前,特许权竞标仅运用于公共事业等少数行业,还没有形成为一种产业治理方式的普适性和分析框架。特许权制度是一种介于市场组织和政府管制之间的经济机制,该机制会因为不完全信息、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行为等因素而出现失灵。为此,应从改进竞标方式、优化合同设计、激励企业进行专用性投资、强化监督与惩罚机制等多方面进行治理。     

公司内部人治理模式评介——兼及对独立董事制度的反思

建立于企业专用性知识投资理论基础上的内部人治理模式强调,作为内部人的知识工人与货币股东一样,承担了剩余风险,有配置控制权予以特别保护的必要,应当在公司董事会中占有重要的席位,这样的董事会由不拥有投票权的中立人充任主席.内部知识工人作为董事有很多外部独立董事所不具有的优势.     

区域一体化法律治理模式初探

区域一体化法律治理的模式问题是区域一体化法治研究的重要课题。硬法治理是美国州际合作的制度基础,软法治理是粤港澳经济一体化的次优选择,混合治理是欧洲一体化的成功保证。区域一体化没有统一的法律治理模式。各地区域一体化法律治理应该在合法、平等互利、公开参与的基础上,从区域实际情况和需要出发,选择适合本区域区情的法律治理模式。     

农业专用性资产投资与新型经营主体形成——基于贵州两个调查案例的考察

增加农业专用性资产投资是稳定投资者农业经营行为、形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途径。对贵州省两个调查案例的分析表明:农业专用性资产投资形成的沉淀成本,有效将投资者套牢在农业经营领域,促进了农业经营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也有助于与农民合作社、农户等形成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发挥专用性资产对产业链各主体的辐射带动效应。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通过投资奖补、项目扶持等方式,引导市场主体增加农业经营的专用性物质资产、人力资本、品牌等投资,有助于推动贵州农业高质量发展,但同时要防范解决专用性资产投资不对称可能引发的"敲竹杠"行为。     

纵向嵌入式治理:"河长制"引领流域生态补偿的实现机制研究

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经历了从地方探索到跨省试点,再到全国推行横向流域生态补偿的发展过程.地方政府横向合作机制、纵向权威的介入以及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有助于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运行.当前,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主要存在地方政府集体行动困境、政府纵向权威过度介入或介入不足、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应将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纳入"河长制"制度体系中,发挥"河长制"纵向嵌入治理机制在整合纵向治理权威、促进地方政府横向合作以及融洽公私关系中的作用,解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良性运转与可持续发展."河长制"可以运用政治动员、制定政策法规、建立沟通协商平台、经济激励等纵向嵌入式治理政策工具,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优化.     

产业投资基金治理比较研究

产业投资基金有效运行有赖于合理治理结构，形成有效约束和激励治理机制。公司型产业投资基金、契约型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型产业投资基金三种基金形式体现了不同的法律关系，因而在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各有其特点。比较其各自特点，对于选择适当基金形式，推动我国产业投资基金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统筹城乡背景下的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研究

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和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关键环节,是适应产业融合趋势的需要,是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途径,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突破口.本文在深入分析我国城乡产业关系的现状与问题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提出了我国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跨域治理视角下的同城化策略探析——基于省会城市群中济莱同城化的发展

城市群发展中对于市场一体化、产业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的期待，促成了同城化战略在全国各大城市群兴起。同城化的目的在于使城市之间在地域空间、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管理制度等多方面逐渐融合，最终达到一体化发展状态。跨域治理理念有助于实现这种融合。对于济莱协作区建设而言，现实决定其必然需要走政府干预式的发展模式，同时要鼓励建立多样化跨地区的民间组织的合作机制，以民间的力量自下而上地推进区域政府合作。     

推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产业一体化的思考

产业一体化发展是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构建我国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合作发展的新战略支点的重点和关键.加快推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产业一体化,对于增强区域经济综合实力,促进广西成为西南、中南新的战略支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立足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产业发展现状,分析了产业一体化进程中的制约因素,进而从提高产业一体化发展的思想认识、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几个方面提出了推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产业一体化发展的对策.     

对铜仁地区开发节粮型饲料的思考

开发节粮型饲料,是我区畜牧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本文针对铜仁地区节粮型饲料生产技术的研究、推广应用现状,有针对性地从加大科研投入、加强技术推广工作、完善技术引进和转化机制、实行生产科研一体化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政府治理效率损失的一般性解释及其解决策略——基于博弈论和“搭便车”视角的分析

作为效率损失的重要表现，在我国政府治理领域存在着“行政不作为”等社会现象。从这些现象入手，通过建立博弈支付矩阵模型，引入“搭便车”分析工具，旨在揭示政府治理效率损失的发生机制和制度诱因。政府治理效率损失存在着三种发生机制：委托代理关系扭曲诱发了“搭便车”初始心理预期的涨落；纵向事权配置诱发了参与人数的增减；博弈策略选择不当诱发了均衡状态的变化。政府治理效率损失的制度诱因是委托代理关系扭曲、纵向事权配置方式和博弈策略选择不当。解决政府治理效率损失的策略，应立足于调适委托代理关系、优化事权配置和设定责任分割机制。     

贸易与投资一体化中的贸易政策取向

以贸易与投资一体化为主要方式的要素和产品的国际流动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内容.贸易与投资一体化改变的不仅仅是贸易结构和投资结构,更重要的是从生产经营方面对产业结构的微观基础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在贸易与投资一体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贸易政策的选择与调整既要有利于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又要有利于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提高对外投资的质量和效益.     

略论区域公共治理的缘起——以欧盟为个案

当前人类社会业已全面过渡到一个全球化和区域化齐头并进且交相辉映的时代,区域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发展当中一个极为突出的体制特征.在这一背景下,全球公共问题的出现引发了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治理的区域化或者说区域治理已经在若干地区成为现实.欧盟作为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态发展最为成熟的区域性共同体,它的发展业已构成了当今区域公共治理的一个典范,探讨欧盟区域公共治理如何实现,可能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推进治理乃至全球治理的实现,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基于专用性人力资本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专用性人力资本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泉,企业为了调动员工进行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必须实行长期雇佣和内部晋升制度;实行知识与权力的匹配,让专用性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决策权和剩余索取权;实行高水平且重视长期激励和资历工资的薪酬制度。     

高校资产公司一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弊端及其完善

高校组建资产经营公司属于高校校办产业深层次的改革.高校产业已经存在了几十年,高校校办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也出现了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资产公司依法建立并完善其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对资产公司的监管,提高经济效益,是高校产业规范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有必要通过对当前高校资产经营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弊端进行剖析,探寻完善高校资产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多种途径.     

推进济南市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路径与策略研究——基于主动城市化视角

针对村级组织在主动城市化发展中存在的障碍因素,阐述完善以主动城市化推动一体化进程的政策建议,提出应发挥城乡规划的调控作用,以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间产业转移为基础规划引导投资,将发展中小城镇与城中村改造紧密结合。     

投资驱动、土地依赖与地方治理——基于中国地级市的实证研究(2003—2010)

寻找影响地方治理水平的因素从而提高地方治理绩效向来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从财政社会学理论出发,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的"土地依赖症"加剧了政府与社会紧张关系,从而恶化了地方治理;而地方政府对土地收入的依赖则是源于官员政绩考核与上世纪经济分权改革的制度设计。运用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相关数据,本文检验了上述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支持本文的理论假设:在晋升激励与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下,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房地产投资则是影响地方政府依赖土地收入的重要因素,而地方政府的"土地依赖症"则恶化了地方治理,金融危机之后的大规模投资则进一步"锁定"上述逻辑链条。此外,上述影响机制在地区之间表现出显著的差异。上述发现对于中国的发展与转型有着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