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行政强制”还是“行政强制措施”?——兼评我国《行政强制法(征求意见稿)》的命名和调整对象

我国正在起草制定行政强制法。行政强制措施在立法和行政实践中有着广泛的运用 ,然而对于这个概念 ,法律的规定不明确 ,行政法学界的认识也不一致。“行政强制措施”比“行政强制”更符合我国的立法和行政实践 ,立法应当舍弃“行政强制”的概念。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的法律性质不同 ,不能统称为行政强制。作为同时调整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的法律 ,我国的立法应当实事求是地命名为“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法”     

论完善行政强制的权力规范和手段保障

《行政强制法》对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和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作出列举式规定，并在列举的基础上分别规定了“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和“其他强制执行方式”。在《行政强制法》的施行过程中，除了在执行层面严格按照该法规定的种类和方式推进外．还需从立法政策的角度对“其他”种类和方式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以确保该法的立法目的得以充分实现。如何进一步完善行政强制的权力规范和手段保障？问题涉及：层级性、规范性和权力保障性；维度多元化与方法多样性；对城管不得扣押小贩经营商品的再考；不得擅闯民宅扣个人财产的困惑；对违法建设的规制与手段保障；行政强制权与行政处罚权的配套完善；提高行政效能与行政强制权的委托；权利救济与权力规范的立法完善；以及对行政强制的正确认识和舆论的正确引导等诸多方面。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之法律思考

中国的行政强制制度由行政强制措施制度与行政强制执行制度所构成.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强制法的重要内容,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又是我国行政强制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公安机关在行政执法活动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性质和管理职能,需要大量运用行政强制措施.笔者作为一名公安法制民警,就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目前的状况及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并就此提出一些个人的立法思考.     

作为检察监督对象的“行政强制措施”——对党的重大问题决定文件中“行政强制措施”的剖析

党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件中提出对"行政强制措施实行司法监督"。这里作为检察监督对象的"行政强制措施",不能仅限于行政强制法的范围,而应该更为宽泛,不仅包括适用于行政强制法的,还应该包括一些特殊情形以及与行政强制措施较为相似的行政强制执行行为等。对于不同类型的行政强制措施要采取具有针对性的各异的检察监督方式,以完善的制度把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损害降低到最小程度。     

论行政处罚中有关行政强制的运用

行政处罚实施过程中,行政强制与行政处罚有密切的关联,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方式广泛应用于行政处罚立案、调查、执行等环节,对行政机关办理行政处罚案件发挥积极作用。行政机关实施这些行政强制应当遵守法定权限并符合法定程序,在行政处罚程序启动前、实施过程中、处罚决定作出后,及时、正确地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有效保障行政处罚的顺利进行。     

试论我国行政强制制度——兼论《行政强制法（草案）》

行政强制制度是我国行政法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以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两项制度为基本内涵的。行政强制是保证行政机关顺利履行法定职责,依法行使行政权的有力保障。由于没有统一立法,因而存在行政强制权的设定权归属不明、缺少程序规范、裁执不分等问题。因此,迫切需要制定一部《行政强制法》来规范政府的行政强制行为。《行政强制法(草案)》已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该草案以规范政府的行政强制行为,保护公民合法权利为目的,规定了实施强制应当遵循的法定原则、适当原则、不得滥用原则、和解原则、强制与教育相结合原则和救济原则。     

行政强制立法涉及的几个基本问题

行政强制由于语词和语境的不同造成其下位概念的混乱。由于学术术语不统一,学者形成各说自话。行政强制权是行政权,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不应采用混合执行模式,行政强制执行权应回归行政主体。行政强制应由行政即时强制和行政执行强制两个基本部分构成,但行政强制立法可以借鉴大陆法系行政本位和英美法系司法本位的模式,形成我国混合立法的模式,除了规定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也可以附带规定司法强制执行的内容。     

论《行政强制法》对公安行政工作的影响

《行政强制法》是继《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之后又一部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的重要法律。该法的制定,使公安行政强制的法律概念进一步明晰,强化了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具体事项的识别标准,强调了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执法主体的执法资格,确立了公安机关行政强制的适用原则,对公安行政工作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外延研究

行政强制措施主要存在于警察法当中,是现今警察执法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行政执法方式,也是执法规范最乱、违法违纪问题最多的强制方法,并且使行政强制措施成为继行政处罚之后又一个灾害发生地.本文在研究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内涵的基础上,通过研究公安行政强制外延,进而对我国现行公安法律规范中的公安行政强制措施进行梳理和思考,旨在规范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完善执法手段,促进公安机关依法强制.[1]     

中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研究

我国现行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面临诸多问题,法学研究亟须回答。即时强制、强制措施、强制执行三个概念涉及强制和执行因素,其中即时强制、强制措施的执行是与决定同时实施的,行政强制执行只是行政行为的一个环节,而非独立行政行为。国外没有一个国家是单纯法院强制执行或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我国行政权力中能够相对集中行使的权力不是目前正在进行的行政处罚权的集中行使,而是行政强制执行权。我国应当在中央和地方行政系统内设立执行机构,执行遇到抵抗的行政决定的同时执行法院的有金钱给付义务的裁判,当行政执行需要限制人身自由时则必须由法院裁决后方可执行。     

侦查本质论

通过对侦查概念的剖析,探寻侦查行为的本质属性。以"密侦"为突破口,纵观古今,找寻从"侦察"到"侦查"的过渡。进而,进一步辨析秘密侦查与技术侦查的关系,探寻侦查的强制性与谋略性。侦查权的制衡,秘密性与强制性的限制,需要其对立面公开性与任意性。结论:"暗中查证"是侦查活动的本质属性,"公开查证"只是出于对司法公正的价值追求而对侦查权的一种限制。     

行政调查概念的认识问题

我国目前有关行政调查的研究相对滞后,对行政调查的概念认识不清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原因。一方面与世界法治较完善国家的概念不符,另一方面自身相关法律规定与学术研究上尚未明确。在我国,应将行政调查区别于其他相关概念而做全新阐释。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严打”的理性思考

"严打"是现阶段我国重要的刑事政策,也是近年来法学界关注的热点。对其肯定与否定的观点都不难找到一些理论依据。事实上,"严打"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满足了公众报应心理,但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刑罚万能的重刑主义思想:"严打"虽然是我国现阶段控制犯罪的必要选择,但又具有明显的行政强制和人治色彩。在刑事一体化的视野下,应理性评估"严打"的得失,将"严打"与国家其他刑事政策、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等加以协调,其中,"重重轻轻"或日"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应是我国现阶段刑事政策的基点。     

关于第三方调查的法学追问——兼论宪法第七十一条

“躲猫猫事件”中出现的网友调查委员会被称为“第三方调查”.从法律概念的确定性来看,这个概括并不恰当,“第三方参与式调查”这一提法更加符合事情的本相.这一概念关乎法律概念的明确性、行政程序的正当性和行政调查权的规范化,值得认真研究.     

论行政立法的概念和性质

行政立法的名称和概念相当繁杂,争议颇多。“行政立法”的名称应当得到肯定。最狭义的形式意义的行政立法概念是行政法学研究应当采用的概念,它在外延上排除了权力机关所立的行政法律、行政机关的决定、命令、其他规范性文件、行政解释和行政机关的法律提案。行政立法具有行政和立法双重性质,对其性质的研究不能仅仅从应然或者实然出发,应当既把应然和实然区别开来,又结合起来。不应以观点裁剪事实,走向片面和极端,不应一概而论,而应当既有整体认识,又要具体分析。行政立法研究的目标不是否定或抬高,而是完善、规范和控制行政立法。     

行政职义——一个取代行政职责与行政职权相对应的概念

“行政职义”是针对“行政职责”而提出的，行政职责是传统行政法学中的概念，通说是指行政主体及公务员的义务。而按照通常的理解，“职责”含有一定责任的意思，用“职责”来表示义务容易给人一种“责任前置”的假象，毕竟职责不等同于责任，而且在实际适用中也会引起某种混乱，因此，如果用“行政职义”代替“行政职责”，就能很好地厘清行政职权、行政职义、行政责任三者之间的关系，并能强化行政法的行为规范和义务规范意识，为公民和行政机关及公务员提供双重的行为指引。     

规范行政执行主体提高行政执行效能

行政执行效能是执行主体进行执行活动所要实现的应然结果,是执行主体执行行为的方向。执行主体是影响行政执行效能的主导因素,科学界定行政执行效能的内涵,有利于引导执行主体的行为指向与行政效能保持高度的一致性。执行主体的行为在自身经济人特性、落后的思想观念、不完善的监督机制和考核机制的影响下,常常偏离行政执行效能的基本要求,导致执行效能低效或无效。应从强化责任感、树立法制观念、树立群众观念、完善执行责任追究制、完善绩效考核机制入手,规范和引导执行主体的行为,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其主体作用,提高执行效能。     

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若干问题探讨

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的客体是残疾人、儿童的人身权利和社会管理秩序;客观方面包括“暴力、胁迫”行为和组织行为,组织行为的对象和“暴力、胁迫”的对象具有同一性。采用暴力、胁迫方式进行组织的,以及在形成组织控制状态后的过程中对不愿乞讨的残疾人、儿童实施暴力、胁迫的,均构成犯罪,且无需把被组织者限定为3人以上。犯罪主体原则上应包括残疾人、儿童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