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制度刍议

行政问责制就是一种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其功能在于防止和阻止行政人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行政问责制在中国已经初步建立并运行，但依然存在问责主体单一、职责不清、问责程序不明确及公开透明度不高等问题。在未来制度建设与完善方面，要完善行政问责制，就要从严格职责划分、问责的主体多元化和规范问责程序及推行“阳光问责”制度这些方面作出努力。     

行政问责立法初探

行政问责制的核心是使行政权力与责任挂钩，体现的是一种权力与责任义务的平衡，它是我国建立责任政府重要的制度实现形式，而通过立法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是强化和明确政府责任、改善政府管理、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我们应针对行政问责立法中的形式问题和内容问题，构建中国特色的行政问责法，健全问责架构、矗善问责机制、明确问责方式、统一问责程序，真正实现行政问责走向依法问责。     

行政失职及其法律责任

行政失职既指行政主体没有行使其职权,更主要的是指没有履行其职责,包括程序上的不作为即未启动履行程序,也包括履行实质内容未满足具体行政职责各要素的要求;既指没有履行法定职责,也包括没有履行因行政契约、行政承诺、内部行政规定等原因而产生的行政职责.追究行政失职的法律责任制度设计除了考虑对相关公务人员予以制裁以外,还应明确作为组织的行政主体的责任,还应考虑完善其救济和补偿功能,明确行政主体的损害赔偿责任.     

行政违法现象浅析

行政违法是行政合法的对称,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在行使法定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中实施的违反行政法律规定侵害受法律保护的行政关系而尚未构成犯罪的过错行为,行政违法不仅侵犯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私权利,而且破     

试论行政不作为的界定及构成

行政不作为可以从“程序论”和“实质论”两个方面来界定。行政不作为指的是行政主体逾期不履行其法定职责的行政行为。它由两个基本要件构成:第一,行政主体享有行政职权,具有作为的义务。第二,行政主体不履行职权,迟延履行或拒绝履行作为义务。认定一项行政行为是否构成行政不作为,必须密切结合这两个要件。     

行政主体的法律障碍排除义务：内涵、证成与构造

行政主体的法律障碍排除义务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于作出行政行为前负有的先行排除影响职权行使或所作行政行为之最终效力的法律障碍的一种具体义务。该义务源于宪法和行政法两个维度的要求，是在“过程理性”与“法益保护”的双重指向下形成的义务。在构建由“实质性要素”“瑕疵性要素”和“有权性要素”共同组成的“三层次”判断框架的基础上，可对该义务进行纵向解构，信息搜集、障碍判断、理由说明和障碍排除义务分别构成该义务的前提性义务、基础性义务、衍生性义务和本体性义务。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行政程序法典化的背景下，应考虑在未来的行政程序立法中设置相应的义务性条款，以实现该义务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论行政侵权主体

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三种类型的行政侵权主体,我国的行政侵权主体即是行政主体的具体化和特定化,而公务员不能成为行政侵权主体。确定行政侵权主体必须厘清行政侵权主体与行政侵权的行为主体、行政侵权责任主体、行政赔偿义务机关的关系。     

行政机关行政文化建设主流化的思考

行政文化建设主流化是我国行政机关面临的全新课题。其内涵表现为行政机关应高度重视行政文化建设,并提到议事日程且切实作出安排。主流化相对于边缘化而言,通过行政文化建设,改进我国政府公务员的行政心理、行政意识、行政价值等,全面提升公务员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行政文化建设可选择“指导、交流、训练、设计、奖励”等具体方法;可以实施“调查、规划、执行”三个基本程序,以使先进行政文化成为行政改革与行政发展的深层推动力量。     

行政国家视阈下行政运行机制的重塑

“行政国家”这一术语彰显了行政权扩张的现实，政府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公共职责。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必然产物，但也对传统的行政权的定位以及行政管理体制，尤其是行政运行机制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行政运行机制必须进行重塑才能回归政府本来的角色，避免因行政权扩张而对其他国家职能的腐蚀，以及违反民主宪政体制和侵犯公民权利。     

公共行政历史视野中的民主行政

公共行政范式经历了四次转变，这同时也是“民主行政”逐步演进、行政权力逐渐回归公民社会的过程。“新公共行政”提出的“社会平等”和“民主价值”是对“传统公共行政”弊端的弥补；“新公共管理”的产生在客观上使“新公共行政”的理念得以实施；新公共服务就是以民主为切入点，再次强调了行政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民主化是公共行政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个人权利、价值在行政领域的必然体现。     

探索和建立交通管理"责任区"勤务模式

随着上海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交通流量的迅猛增长,原有的交通勤务管理模式已显得较为滞后,建立新的勤务模式已非常迫切。为了实现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这一总体目标,上海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探索出一种行之有效的“责任区”勤务管理模式。     

规范行政执行主体提高行政执行效能

行政执行效能是执行主体进行执行活动所要实现的应然结果,是执行主体执行行为的方向。执行主体是影响行政执行效能的主导因素,科学界定行政执行效能的内涵,有利于引导执行主体的行为指向与行政效能保持高度的一致性。执行主体的行为在自身经济人特性、落后的思想观念、不完善的监督机制和考核机制的影响下,常常偏离行政执行效能的基本要求,导致执行效能低效或无效。应从强化责任感、树立法制观念、树立群众观念、完善执行责任追究制、完善绩效考核机制入手,规范和引导执行主体的行为,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其主体作用,提高执行效能。     

论刑罚和行政处罚的关系与发展

刑罚和行政处罚是公法责任实现体系中最重要、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传统的公法责任实现体系以刑罚和行政处罚的衔接为基础,但现代法制带来的多元化的责任实现方式使传统的刑罚和行政处罚衔接的结构发生断层和交叉。立基于结果本位的犯罪观与立基于行为本位的犯罪观的冲突,引发了刑罚和行政处罚的衔接模式与劳动教养在关注焦点上的不同,前者以量的规定性界定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以此作为责任实现形式体系的依据;后者以行为人的人格因素为关注焦点,以主观恶性为责任实现形式的基础。最终要实现刑罚和行政处罚衔接的结构与劳动教养整合,即公法责任实现形式的有机整合。     

论人民警察的职业道德责任

确立自觉的责任意识和培养强烈的道德责任感,从权力本位转变为责任本位,是人民警察职业道德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人民警察具有其自身的职业道德责任特点、承担职业道德责任的限度以及增强职业道德责任感的途径。     

公共服务型政府正当、合理的伦理论据

社会公平是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制度安排,正是反映或满足了这种需求,并且与功利主义所倡导的“两最”、罗尔斯《正义论》中所主张的“公平的正义”等“应当”理论相吻合,因而有其伦理论据,具有合法性,应当重视、加强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     

有错必纠与行政行为的不可变更力

在行政执法实践中,经常有行政机关以自我纠错为由,对多年前做出的行政行为予以撤销。这对行政机关而言,是履行自我监督的职责;但对行政相对人而言,撤销早已生效的行政行为,会对其现有的生活秩序造成影响。在理论上,行政机关的自我纠错与行政行为的不可变更力理论更是一对矛盾。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安监管制度 不断提高上海公安监管工作水平

公安监管工作是公安工作的重要方面,公安监管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形势下,公安监管部门要充分履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安监管工作的职能,全面创新公安监管场所安全文明管理机制,并结合公安监管工作的实际情况,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安监管制度,更加科学地把握公安监管工作规律,增强公安监管民警的大局观念、战略眼光、责任意识、执行能力、法律素质,进一步理清思路,推动工作。     

论赠与人的责任

赠与合同是现实生活中常见合同的一种,《合同法》专章进行了规定。赠与人的责任可归纳为瑕疵责任(包括故意不告知受赠人瑕疵、保证无瑕疲、附义务的赠与)、缔约责任和违约责任等三种,其承担责任的条件、责任方式、赔偿范围等各不相同。     

知识性资产评估师的注意义务

知识性资产评估师基于执业要求的专业性应承担专家注意义务。同时,由于不同知识性资产,如专利、商标以及专有技术的特点不同,知识性资产评估师接受具体评估业务时应尽的注意义务也不尽相同。当评估师违反注意义务时,其责任可以根据资产评估服务合同的约定或侵权法的规定承担。     

我国地方行政程序立法的新发展

近年来,我国多个地方政府制定了行政程序规则,这在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和争鸣。这些地方行政程序立法的主要内容包括立法目的、原则体系、行政程序的类型、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立法架构、制度创新等方面,其主要特点是回应性、创新性、民主性、程序实体兼顾性。我国地方行政程序立法仍有诸多后续课题需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