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NR视域下我国社区矫正分管分教制度中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分管分教制度是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制度，主要体现为分级管理和分阶段教育。在《社区矫正法》出台之后，各地对此又进行了新的探索。以RNR矫正原则为视角，进一步探讨是谁需要矫正、应该矫正什么以及如何进行矫正三个问题，重新审视分管分教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积极的现实意义。在分管分教制度中，依然存在分类标准不够清晰、分管分教缺少针对性、分类方法较为粗糙等问题。应分别从理念、制度、队伍、工具、评估等角度进行深入分析，从而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建议。     

社区矫正的人文向度

社区矫正制度作为非监禁性的刑事执行方式本身就具有理念人文性,将制度的理念人文性具化为现实人文性则需要在社区矫正实践中充分体现人文关怀。当前社区矫正实践人文缺失体现在管理的不统一性和机械性。社区矫正实践的人文追求在于将人文主义作为社区矫正工作的逻辑起点,遵循保障社区矫正对象人权的原则,对社区矫正对象施以人文性矫治。通过完善社区矫正相关法律法规、强化保障社区矫正对象人权的实践价值导向、确保矫正执行的宽严有度、建立健全社区矫正执行监督机制等措施,以深化社区矫正的人文向度。     

社区矫正中的警察角色研究

社区矫正是我国行刑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一环,拥有行刑权的人民警察是保证刑罚执行的中坚力量。但是,由于社区矫正轻刑化,非监禁性的属性,人民警察在社区矫正中的身份一直无法得到合理的认定。明确警察在社区矫正中的分量,能够有效保证矫正的质量。通过对大量文献和政府政策、法规的阅读,结合了各个省市社区矫正队伍建设数据,辩证分析各学者的观点,从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执行现状出发,总结出建设社区矫正中警察队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从心理学角度看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是我国行刑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各领域的理论探讨中都受到了肯定。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制度具有社会心理的依据,可以从个体社会化、社会角色认同及健全人格的需要中看到社区矫正具有一些比监禁的行刑方式优越的地方。为了使这一制度的施行更能体现效果,通过心理矫治的内容与方式,结合正常的法律途径,让社区矫正更趋完善。     

再犯风险评估中的几个基本问题

再犯风险评估在监狱监管和社区矫正中日益成为正式制度设计和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再犯风险评估对于罪犯分类分押分管分教有前置性意义。风险评估致力于再犯罪危险的预判,犯因性需求直指导致犯罪的主因,而矫正需要则关注罪犯需求的改变和干预。风险评估工具从专家判定到系统和综合评估共经历了四代。标准风险评估工具的研制过程包括实验组和对照组的选择、风险因子的统计检选、预测因子的赋值等五个步骤。     

社会支持理论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中的应用——以上海闵行区为例

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特殊的社会地位使其需要更广泛和深入的社会支持。社会支持理论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中的应用研究,不仅是影响未成年人在社区矫正过程中的身心发展和再社会化的重要因素,而且能为优化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当前,上海闵行区涉罪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面临着矫正人员不足,情感抚慰缺失,支持结构匮乏等一系列问题,控制和减少未成年人再次犯罪,实现社区矫正目的,需要整合社会资源,调动社会成员的参与性,从物质与情感等多方面提供社会支持。     

对侵财型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心理矫治工作的个案研究

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是一类特殊的犯罪群体,他们在生理、心理和行为特征等方面都不同于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因此,必须针对他们的身心特点和行为习惯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矫正工作,以帮助他们实现再社会化过程。在分析对象某甲的矫正案例中,针对侵财型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提出了相应的心理矫治模式,为我国青少年心理矫治工作提供参考。     

对侵财型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心理矫治工作的个案研究

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是一类特殊的犯罪群体,他们在生理、心理和行为特征等方面都不同于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因此,必须针对他们的身心特点和行为习惯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矫正工作,以帮助他们实现再社会化过程。在分析对象某甲的矫正案例中,针对侵财型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提出了相应的心理矫治模式,为我国青少年心理矫治工作提供参考。     

行刑过程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行刑过程是行刑社会化的要求,对于监狱行刑效果的实现有着重要意义。社区矫正、狱内帮教等措施是行刑社会化的重要表现,归假制度、周末监禁制度是近些年来在监狱行刑过程中尝试的行刑社会化措施。公众参与在行刑社会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存有一些不足,必须加以改进。     

试论社区矫正中的惩罚监管

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应体现刑罚的本质属性——惩罚性。在社区矫正中,应以惩罚监管为核心,兼顾教育矫正与帮困扶助的矫正作用。但在试点期间,由于各种原因,使一系列惩罚监管措施在实施期间出现了各种难题,导致其并没有充分、合理地适用,使惩罚性在社区矫正中的体现削弱,这不仅有悖于刑法的目的和任务,弱化了刑法预防、惩治犯罪的功能,而且可能导致社会公众尤其是受害人对社区矫正制度的质疑或否定。因此应当高度重视这一现象,认真研究并采取对策予以纠正,确保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顺利实施。     

论WTO与单独关税区

单独关税区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特有的重要概念.作者对单独关税区的概念、在WTO中的适用和对传统国际法的突破以及对我国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论分管协议

分管协议,是指共有人之间约定某个人或各自分别占有共有物的特定部分,并对该部分进行管理的合同。分管协议本质上仍然是一般的债权合同,仅在合同当事人之间产生效力,但在分管协议登记后,分管协议所确定的权利已经具有物权的效力,受让人在受让应有部分时受到分管协议的约束。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分开进行”之研究

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应当与成年人分开进行。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分开进行"源于未成年人特别、优先保护的需要,是国际准则与国内立法的具体要求,也是基于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实践的考量。美、英、日等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模式对构建我国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体系具有借鉴意义。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分开进行"分为矫正前、矫正过程中和矫正后三个阶段。     

刑事诉讼中“另案处理”的概念初探

对"另案处理"这一法律概念下定义必须遵循"被定义概念=种差+属"的逻辑方法,同时也要在形式上选择区别于其他概念的特征,在内容上负荷刑事诉讼公正、秩序、效益的价值。另案处理适用于所有的诉讼阶段,适用的案件类型包括共同犯罪案件和其他非共同的有牵连性的案件,且只能对人适用而不能对"事"进行另案处理。另案处理的属概念选择"刑事诉讼处理方式"更为合适。     

共同犯罪分案审理问题研究

共同犯罪以并案审理为原则,分案审理为例外.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共同犯罪分案审理缺乏关注,理论研究基础薄弱,制度规范供给不足.从实践看,共同犯罪分案审理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分案审理到主动分案审理的转变;从规范看,则经历了一个从特殊规范到一般规范的演变.《2021年刑诉法解释》首次明确了共同犯罪分案审理的一般规范,但仍存在规范目的不足、案件范围不明、具体程序欠缺等问题,无法解决实践中分案范围随意化、分案决定行政化、对质权保障不足、前案既判力扩张等问题.应从我国司法实践出发,借鉴域外有益经验,从基本原则、案件范围、分案程序、审判组织、证据规则、裁判拘束力等方面完善分案审理制度.     

公司人格与公司人格否认

公司人格独立原则实际运行过程中所引起的价值背离和利益失衡问题,导致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产生。公司人格否认具有相对性,而且仅适用于实质上已经丧失独立人格的公司。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不是对公司人格独立原则的否认,相反,是对公司人格独立原则的净化、补充和完善。     

刑民交叉案件分案审理的标准

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判断刑民交叉案件是否“分案处理”的标准有二：一是“同一法律关系”,二是“同一法律事实”。从法理及实践看,单纯依据某个标准,并不能对刑民交叉是否“分案处理”得出一个统一结论。因此,应将二者结合起来,确立一个综合性判断标准：凡基于不同法律事实引起的刑、民法律关系,应当分案审理;凡基于同一法律事实引起的刑民法律关系,原则上应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合并审理。     

分押分管存在的问题及检察监督对策

监所检察部门对于分押分管活动必须进行有效的监督,通过完善目前的派驻检察机构设置,纠正违法和检察建议执行情况的后续监督程序,积极探索创新工作思路,促进分押分管检察监督工作不断完善。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基本问题法理分析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是我国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的重要体现.它是当代中国法的渊源和法的主要形式之一,其在法律体系中的层级地位仅次于宪法和《立法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不得违背的法律法规的基本原则与有关规定.它与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冲突适用,应严格依照《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变通和补充法律规定属于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范畴,法律变通规定应该包括补充法律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法律变通权属于职权立法.     

我国附带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分离的原因分析

我国的刑事诉讼与附带民事诉讼存在差异,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附带于刑事诉讼加以解决,不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无法更好地保证案件质量,无法充分保护私权,无法满足现实需求,也不利于司法正义的实现,因此附带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有分离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