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政协参与精准扶贫研究——基于四川省泸州市的实践

为实现2020年全面脱贫的国家战略,做好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精准扶贫工作,需要政协及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参与。首先,运用案例分析研究方法,基于乡村振兴背景下泸州政协精准扶贫的实践,认为:结对帮扶、提供就业、捐款捐资、发展脱贫产业、兴办经济实体、助力集体经济发展等措施行之有效,具有推广应用价值。其次,总结提炼出"政协+企业帮扶+产业扶贫""政协+企业帮扶+教育扶贫""政协+企业帮扶+社保扶贫""政协+危房改造扶贫""政协+就业扶贫"等五种符合泸州实际的精准扶贫模式的经验。再次,提出乡村振兴背景下泸州政协参与精准扶贫中面临的问题。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深度贫困问题突出;致贫因素复杂交织,脱贫摘帽难度增大;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缺乏内生脱贫动力。从严格监督验收、调研社情民意、加大政策宣传等三个方面提出创新泸州政协参与精准扶贫的路径。     

把发展产业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支点——玉龙县持续发展脱贫产业的实践探索

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是云南省确定的首批脱贫摘帽县之一,开展精准识别工作以来,共有3个省级贫困乡镇,40个省级贫困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4154户15663人需要脱贫。在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过程中,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以“贫困户＋产业＋其他方式”为重点,在产业帮扶上狠下功夫。     

精英俘获:村庄结构变迁背景下扶贫项目“内卷化”分析——基于黔西南N村产业扶贫的调查研究

产业扶贫是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的重要措施,国家和地方政府投入了大量项目资源。村庄调研发现,村庄精英主动侵占扶贫资源和被动承接扶贫项目是精英俘获的两种路径,精英俘获造成了扶贫项目内卷化,成为影响农户脱贫的重要原因。在乡村变迁背景下,阶层分化的村庄社会结构、精英垄断的村庄权力结构以及悬浮型的村庄治理结构,是精英俘获扶贫资源的社会基础。在脱贫攻坚工作中,需要更多地关注扶贫工作与乡村社会的互动,把村庄社会结构变迁的客观事实纳入扶贫和研究工作中。     

整村推进背景下村庄分化的政策过程

脱贫攻坚旨在缩小村庄差距,为乡村振兴夯实基础。贫困村政策总体上实现了扶弱的国家意志,但政策执行偏差引致的村庄分化问题亦不容忽视。以中原X镇为例,解构村庄分化的政策过程:在贫困村识别阶段,40%的贫困村识别偏差率奠定了村庄分化的基础;在整村推进阶段,国家给予贫困村以倾斜性的扶贫政策、更高科层和更高能量的帮扶队伍、专属性和区别性的扶贫项目,在整体上增强了贫困村综合实力的同时,亦引起了"错评"贫困村与"漏评"村的分化。政策结果显示,在贫困村识别偏差基础上的整村推进,导致上述两类村庄在村庄秩序、基建水平、集体经济水平以及贫困发生率方面差距加大。     

贫困村特色产业扶贫示范园建设研究——以广西横县为例

当前,脱贫攻坚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贫困村摘帽的难点主要是培育壮大集体经济,贫困户脱贫的难点主要是发展产业和实现就业。为推动贫困村产业扶贫和集体经济发展,文章在总结横县贫困村特色产业扶贫示范园建设取得成效的基础上,分析研究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从促进产业融合、引育新型经营主体、补齐基础设施和服务短板、健全激励约束机制等四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贫困村扶贫示范园提质增效提供有益的借鉴。     

精准扶贫对贫困地区内生发展的推动——以川西藏区M市28个村为观察样本

“内源动力”是摆脱贫困的内因,贫困地区的内生发展和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是精准脱贫的决定因素,精准扶贫方略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激发贫困区及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而推进实施的。川西藏区M市的精准扶贫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为地区内生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但仍然存在着对村庄自主性和村民自主性的挤压。在未来的发展中,要从人才、产业、村庄共同体以及村民主体性等方面探索该地区能够迈向内生发展的更多可能性和条件,激发村庄和村民内生发展的动力,推动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     

问责吸纳控制权：乡村产业振兴项目激励失灵的理论解释——以A省F县为例

在乡村振兴中,产业项目因其带来的巨大财政资源和增量绩效,理应有效激发基层政府的能动性。然而,一些地区却出现产业项目对基层政府的激励失灵现象。在“问责吸纳控制权”的分析视野中,问责压力的强化改变了纵向政府间的控制权配置模式,凸显基层行动者的权责失衡样态,这是诱致产业项目激励失灵的深层机制。具体而言,问责总领与检查验收权的向上集中使得基层政府追求控制权的空间不断被压缩,督查问责与正向激励的不均衡加剧了控制权内部冲突,消解了基层干部发展产业项目的主体性,进一步催生出目标设定权的价值偏离,诱发避责共同体的形成及项目制基层实践扭曲。对此,需要在总体上重构控制权,通过强化县域产业自主发展能力、健全权责对等机制、培育乡村内生参与力量破解项目化运作的基层激励失灵困境。     

新常态下精准扶贫的选择困境与支持对策——以安徽省太湖县为例

新常态下精准扶贫政策在具体操作与执行中出现了申请贫困对象的资格认定与筛选工作繁重;扶贫项目的审批、运行及资金监管权责不明;各贫困村未制定长期、科学、合理的脱贫计划,村民缺乏致富脱贫的行动理性等问题。应通过重构乡村利益共同体、助扶代际传递贫困户、搭建社会融资平台、构筑社会支持体系等措施来调动国家、组织、个人等力量,为精准化扶贫、理性化致富、系统化脱贫,以及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提供主体支持。     

攻坚期农村低保群体稳定脱贫路径选择

扶贫攻坚期应聚焦农村低保群体的稳定脱贫。但扶贫开发出现不稳定脱贫倾向,如贫困对象识别行政化和非动态化,贫困群体的主体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建档立卡贫困户返贫率高,村两委脱贫带头能力建设滞后等。农村低保标准已超过贫困线,但不能用低保替代扶贫开发,应根据贫困群体类型相机选择低保与扶贫融合方式。建议建立贫困群体参与的扶贫开发模式,分类下放扶贫开发资源分配权限,分类识别扶贫对象;统筹实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工程,加强本土人才集聚和贫困人口技能培训;盘活贫困村集体建设用地、闲置宅基地和闲置房屋,促进社会精英和农民工返乡创业。     

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领域形式主义的治理之道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领域形式主义问题突出,制约政策执行成效。欲破除其形式主义,目标群体参与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治理路径。目标群体参与可促使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从贫困村贫困户的客观实际出发,紧密联系贫困群众,克服政策执行中的“面子工程”现象,真正实现政策目标。目标群体在精准识别阶段整体参与水平偏低、精准帮扶阶段消极被动参与、贫困退出阶段参与功能弱化、脱贫考核阶段参与有效性不足等问题,引致在克服形式主义方面力有不逮。应在精准识别阶段提升目标群体整体参与水平,精准帮扶阶段提高参与主动性与能力,贫困退出阶段加强参与制度保障,脱贫考核阶段增强参与的有效性,以从根本上治理形式主义这一政策执行不良现象。     

巩固产业扶贫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的现状研究

巩固产业扶贫成果作为产业兴旺的重要部分,是实现产业兴旺的前提和基础,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云南省N县集山区、边远、民族、贫困于一体,在云南乃至全国都比较突出。作为山区县,其产业扶贫与乡村振兴探索极具代表性,对于全国组织开展巩固产业扶贫成果对接乡村振兴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路径、策略与制度优势--新中国减贫历程的回顾与前瞻

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在减贫方面的成就必须重新认识并充分肯定。在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极其落后的基础上,国家建立了不同类型的救助制度和扶贫举措,农村人口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都有相应提升;农村基础设施与农田水利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前30年的社会贫困,并为后40年农村地区的经济腾飞创造了良好基础。改革开放后,制度优势进一步凸显,以救助式扶贫开始,逐渐过渡到精准扶贫,绝对贫困人口从期初的7亿多人(国际标准)减至目前的1600多万人,脱贫人口总量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高达73%。新中国减贫事业的巨大成就,与自身的制度优势密不可分。后小康社会,应全面总结新中国70年的治贫成就和经验教训,对标国际扶贫标准,重点关注最脆弱人群(包括城市贫困人群),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健康公共服务供给转变

提高乡村健康公共服务水平以促进农村居民健康是脱贫巩固与乡村振兴的必经之路。从安全饮水基础设施使用机会、生活方式与家庭健康水平关系的分析发现：造成农村居民家庭健康损害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供给的不均等没有影响到农村居民家庭的健康水平,并且这一结论具有普遍性。因此,在乡村振兴发展新阶段,改善农村居民健康状况,公共服务供给的重点要从“物”的提供转变为提高“人”的素养,一是社区基本公共服务机构通过教育和宣传来培养农村居民的健康主体意识,二是提高学校教育质量,从小培养“人”的全面素养的发展,实现从外部支持发展向内生动力发展的转变。     

精神扶贫助推精准扶贫

在决胜全面小康的关键时期,脱贫不仅要实现物质脱贫,更要注重精神脱贫,以精神帮扶助推精准扶贫工作,既能够加快贫困人口脱贫,又能够对脱贫攻坚战进行固本培元。精神贫困是由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而导致的,就贫困人员内部因素而言,需通过“扶志”调动贫困人员脱贫的积极性,同时开展“扶智”工作以提高他们自身的脱贫能力,以此切断贫穷的根源;就外部因素而言,需要提升基层领导干部的思想觉悟,并加快贫困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以此为贫困群众脱贫营造积极健康的脱贫氛围。内因与外因的结合,才能使贫困人民真正实现脱贫,不再返贫。这一举措不仅对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价值,而且为全世界减贫事业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扶贫抗争”与农村反哺资源的分配治理——基于秦巴山区T镇的田野研究

资源反哺背景下，扶贫资源的输入对农村基层治理既是有利条件又是新的挑战。农村社会在获得扶贫资源、摆脱贫困的同时，也出现了资源分配的新问题。从秦巴山区T镇扶贫实践过程来看，扶贫抗争已经成为当前农民抗争的重要形式。与传统的日常抵抗、依法抗争相比，扶贫抗争在动因上大多起因于相对不受益，在方式上具有低烈度不满的特征，在形态上表现为弥散性氛围。对于中国农村基层治理而言，需要完善农村社会的分配治理机制，做好资源反哺的“期待控制”、协调多重面向的“分配正义”、强化基层治理的“主动回应”，以此为基础提高农村分配治理能力，完善“资源反哺—资源分配—农民满意—治理有效”的逻辑链条。     

“三变”改革助推乡村振兴——基于渭南市“三变”改革的案例研究

“三变”改革作为农村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三变”改革之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总结渭南市“三变”改革的经验和成效进行总结,阐述“三变”改革之于乡村振兴的实施机制和路径,指出“三变”改革在确权、收益分配、产业市场化运营等方面的重点和难点,对助推乡村振兴有着重要意义。     

驻村“第一书记”扶贫长效机制研究综述

自2015年全面选派“第一书记”驻村扶贫以来,“第一书记”是活跃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主要力量,在加强基层组织、助力精准扶贫、推动精准脱贫、提升治理水平等方面成效显著。建立“第一书记”扶贫长效机制事关贫困地区脱贫目标的精准实现,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体目标的最终完成。因此,全面分析并掌握驻村“第一书记”的概念和相关政策,从选派驻村“第一书记”主体角度和制度角度梳理学界有关“第一书记”扶贫长效机制的动态,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存在的不足,就未来研究角度进行展望,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消除贫困:中国奇迹与中国经验

贫困是人类有史以来就面临的最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消除贫困是联合国确定的千年发展目标的首要指向。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以消除贫困现象、追求共同富裕作为自己的使命和目标,从国家“一穷二白”、亿万人民饥寒交迫的生存境况起步,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实现了稳定解决十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历史性成就,而新时代通过精准扶贫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现象送进了历史,构成了其中最为亮丽的篇章,它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的反贫困奇迹,也为当今世界反贫困提供了中国方案。在中国的减贫实践中,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消除贫困提供了根本遵循与有力保障,持续性的中长期规划提供了行动依据,而精准扶贫更是有效消除贫困现象的制胜法宝,社会保障体系的日益健全亦发挥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