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乡推进”到“整村脱贫”:印江扶贫的嬗变

<正>近几年来,印江把扶贫开发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扛在肩上、抓在手上,攻坚克难,在实践中不断开拓创新,丰富扶贫攻坚内涵,探索出了符合印江实际的从"整乡推进"到"整村脱贫"迈进的扶贫攻坚模式。实践充分证明,目前按照"四五六工程"路径为重点,快速推进的贫困村"整村脱贫"开发模式,是实施精准扶贫的有效载体,是打造"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小康示范村的有效途径,是凸显"三个不能代替"、实现群众认可的全面小康的重要体现。     

中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演进特征——基于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也称"移民搬迁")是我国开发式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运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方法,对我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15年来的90余部国家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分类,提取出财政与金融政策等七个政策维度,并在此基础上,将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划分为试点探索、全面推进和脱贫攻坚三阶段,得出我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发展演变具有以下特征:搬迁基本原则由政府引导型到政府主导型演变;搬迁机制由整村搬迁到精准搬迁转变;各政策维度不断完善,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体系。     

精准扶贫何以“瞄不准”?——扶贫政策落地的三重对焦

农村精准扶贫的前提是将真正的贫困识别出来,但调研发现,精准扶贫往往出现"瞄不准"的现象,也就是说,扶贫名单上出现的并不完全是贫困户,甚至精确瞄准并不是按照收入水平来划定的。精准扶贫的贫困识别分为三个过程:瞄准贫困村、瞄准贫困户、贫困户核查,分别由扶贫办、村干部和驻村干部执行,在这三重对焦机制中,福利均分原则、村庄政治结构以及扶贫考核压力都限制了完全按照经济收入来进行贫困识别。     

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领域形式主义的治理之道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领域形式主义问题突出,制约政策执行成效。欲破除其形式主义,目标群体参与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治理路径。目标群体参与可促使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从贫困村贫困户的客观实际出发,紧密联系贫困群众,克服政策执行中的“面子工程”现象,真正实现政策目标。目标群体在精准识别阶段整体参与水平偏低、精准帮扶阶段消极被动参与、贫困退出阶段参与功能弱化、脱贫考核阶段参与有效性不足等问题,引致在克服形式主义方面力有不逮。应在精准识别阶段提升目标群体整体参与水平,精准帮扶阶段提高参与主动性与能力,贫困退出阶段加强参与制度保障,脱贫考核阶段增强参与的有效性,以从根本上治理形式主义这一政策执行不良现象。     

贫困村建设的难题和破解对策——以广西梧州市为例

精准扶贫作为党的十八大后中央实施扶贫攻坚的新战略举措,已经成为国家今后阶段扶贫工作的重要措施,也是促使落后地区摆脱贫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性步骤。通过对梧州贫困村建设情况的调查了解,找出贫困村建设中存在的党建工作难做、脱贫意识缺乏、基础设施落后、农民增收艰难等四大主要难题,深入剖析根源,提出对策办法,为加快推进贫困村建设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精准扶贫对贫困村公共产品供给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H省Z村的驻村扶贫工作实践

精准扶贫改变了贫困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来源渠道和供给方式,联手帮扶单位和社会力量的介入,使得贫困村的公共产品供给从上级拨付、村庄自筹的"两条腿走路"转变为上级拨付、村庄自筹和第三方帮扶的"三足鼎立",从供需脱节转变为供需无缝对接。驻村干部制度的实施,使得贫困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扶贫物资的分配过程中多了一道外来的监督力量,有利于公平分配和提高扶贫工作效率。必须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有效"黏合"和统筹使用各方面的扶贫力量,减少内耗,遏制贫困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碎片化"倾向,提高精准扶贫的"定点滴灌"效果。     

公共品供给“补缺式失衡”:何以生成与强化?——中部贫困村与非贫困村比较分析

农村公共品供给"补缺式失衡"造成村庄间资源获取厚薄不均,损害政府施政公平性,降低村民获得感,不利于村庄协调发展。对中部地区贫困村与非贫困村的个案比较研究,可以理清国家对贫困村过度扶持造成的贫困村与非贫困村公共品供给"补缺式失衡"生成与强化的深层逻辑。研究表明,基层政府生产"虚假贫困户"的变通性行为,以及贫困识别—退出机制形成的"因点及面"效应是推动农村公共品供给"补缺式失衡"问题生成的关键环节,基层政府过度供给、优先供给的逻辑则又进一步强化了公共品供给"补缺式失衡"的局面。对此,要从完善贫困村识别办法、加大非贫困村公共品供给力度等方面出台举措予以解决。     

社会分化视野下的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是国家干预农村发展与治理的手段,与农村内部社会结构有着密切关联。村庄内部阶层分化、认知差异与社会关联弱化构成精准扶贫战略转向的结构性背景,同时也构成对精准扶贫工作实践的挑战与考验。从治理层面而言,精准扶贫的深义是在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基础上缩小不平等进而达成农村善治,但事实上,精准扶贫对农村社会分化的作用存在"缩小"与"扩大"双重面向,而且往往因对农村内部社会关系的忽视,即疏于对其内部关系的"保护",而导致村庄秩序恶化。因而,精准扶贫社会治理功能的实现需以对农村社会内部秩序的"保护"为前提,从而提升农村扶贫成效与治理水平。     

对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的思考

贫困地区如何推进新农村建设是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必须认真研究和对待的问题。笔者通过对宜昌市及秭归、兴山2个山区县的贫困村进行的调查分析看，贫困地区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缩小与发达地区发展差距，就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实施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战略为抓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加大扶贫攻坚力度 加快同步小康步伐

乐山市沐川县自2011年被列为国家乌蒙山区连片扶贫开发县以来,始终坚持以连片扶贫开发、整村推进项目为载体,加大扶贫投入,扶贫攻坚工作取得阶段成效。但是沐川贫困人口多、基础设施差、扶贫机制不完善的问题依然较突出。要加快沐川扶贫攻坚步伐,就要理清思路,明确扶贫新目标;科学规划,坚持精准化扶贫;整合资源,坚持多元化投入;突出重点,坚持开发式扶贫;健全机制,坚持长效化攻坚。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