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几点评论

通过对苏力先生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基本评论和反思,我们应当用法哲学上辨证分析逻辑来反思中国法治发展之路,正确协调和沟通国家法和民间法、法律移植和法律继承、法治现代化和法治本土资源化的关系,以一种文明、开放和扬弃的姿态来正确对待西方法治模式和中国法治模式的发展路径,以期谋求一种“共时性”的法治发展理性之思维来助推中国法治事业的发展.     

本土资源的内涵之探讨

在市场经济及法治思想日益成型的现代中国,各种学术观点的争鸣,似乎让我们看到了法治中国的希望.但与此同时,我们的法治思想并未成熟,各种思想的相互激荡也使我国法治建设的目标变的益加模糊和进退两难.以朱苏力为代表的"法治保守主义"者提出了"本土资源"论.本文仅就本土资源的内涵做简要的论述和探讨.     

没有"道"的"路"——读《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略感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从浅近的社会法律问题入手,集中讨论了中国当代法律和法学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虽然作者并未指明中国法治之路,但给学界研究中国的法治展现了一些新的视角,提供了一些新的参考,笔者借此文谈谈对书中反复提到的本土资源及民间法的一些感悟。     

论我国物权法的本土资源

苏力先生的本土资源论给我国现代法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我国物权法应该立足本国国情,充分发挥我国法律本土资源的补充和协调作用。探究物权法本土资源可以维持我国历史传统、当代国情和外国法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促进我国物权法的完善与发展。     

“本土资源论”的证成与悖论——评苏力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本土资源论"在中国曾引起极大的轰动,具有一种重要的"范式价值"。然而它的证成却存在严重的内在悖论:第一,理想与现实的纠葛不清;第二,法律多元与法律一元的层层矛盾;第三,本土资源与法律移植之间的徘徊犹豫;第四,对法律规避态度的是非反复。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几个悖论,根源在于苏力的"本土资源论"是建基于实用主义的法律观以及法律理论家与实践家相结合的角色观之上的。"本土资源论"可能的完善之处在于,坚持法学研究的辩证思维的基础上,对法律、法学和法律适用以及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做必要的区分,并秉持对法律和法治向上向善的价值追求。     

中国古代“法治”质论——兼驳法治的本土资源说

本文首先对中国古代“法”字的基本含义进行了仔细的考究,并得出了古代之“法”与今日之“法”内涵不同的结论,进而分析了古代法学的所谓“法治”理论的本质,认为法家的“法治”理论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君主专制的政治理论,从根本上推翻了中国古代具有法治的思想或实践这一相沿已久的传统观点。接着,本文对目前颇为流行的法治本土资源说进行了剖析,揭示了这一说法自身的致命缺陷以及种种荒廖之处,鲜明地表达了作者这样一种立场：无论是从历史的传统中,还是从现实生活的各种非正式制度中,我们都不可能寻找到建设现代法治的本土资源。如果不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在理论上依然沉迷于本土资源的虚幻之中,将会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给中国社会带来伤害     

论法律发展中的本土资源与外来资源

"法律移植论"强调外来资源,而"本土资源论"认为我国的法律发展更应该注重本土资源。本文通过分析指出,中国的法律发展,究竟是注重外来资源,还是本土资源,应视具体情况而定。那些传统法律文化能够为当代法律发展提供充分制度资源的领域,我们就应注重本土资源,反之,则应注重外来资源。     

少数民族本土法制资源现代化转型

在我国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民族法制的现代化是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的一种时代需求。从法制过程的角度来看,民族法制现代化在实践的过程中,其民族性是基本的属性诉求。推进民族地区法制现代化的方法和策略是多样化的。基于此本文以少数民族本土法制资源的现代化转型作为研究的主题,结合藏族地区民族法制资源的现代化转型策略进行了研究。     

法治及其社会资源——兼评苏力“本土资源”说

鉴于中国法治建设和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有必要重新检视苏力的“本土资源”说。中国法治建设之所以不很成功,以及现代法律制度之所以在中国社会“水土不服”,最重要的原因,不是“本土资源”被重视不够,而是“社会资源”(即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供给不足。归根到底,是由于中国社会目前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     

对《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解读

本文以苏力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为范本,摘录书中部分内容本文认为值得讨论和商榷的字段进行分析,在肯定本土资源论的基础上,阐述对于本书的理解及通过本书所作的思考延伸.     

从“本土资源”中汲取养分——议基层司法机关文化建设

北京大学苏力教授在1996年出版了文集《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时成为热议的话题,该书对法学界认识形成很大的冲击。本文认为书中所提"本土资源"的利用对于基层司法机关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文化、传统存在差异,法律并非冷冰冰的条文,而是根植于当地文化的活的规则,所以各基层司法机关在文化建设中可以从当地的"本土资源"中汲取养分,形成特色司法文化。同时本文也尝试论述本地特色文化对司法文化的影响,是为抛砖引玉。     

制定法与民间法的互动

苏力老师在《法制及其本土资源》一书中,首次提出＂民间法＂这一概念,引发一系列的争论。＂制订法＂与＂民间法＂两者在不时地发生着冲突和亲和,这一矛盾着的社会现象所产生的巨大后果加快了中国法治之发展。＂制定法＂作为人类社会普遍适用的一般行为准则,并不是自人类产生本身就有的,它具有自身的产生和发展轨迹,它是人类历史特定阶段的产物,代表历史不同阶段统治阶级的利益,具有强制性。原始的道德规范成为＂民间法＂的温床,当＂制定法＂刚刚萌芽的时候,＂民间法＂及人们普遍的道德观念便融入其中。＂制定法＂作为道德规范的强制者和协调者凭借着与生俱来的强制力调整着社会关系,使之有着不同于民间法的正式制度。法治的本土资源使法律更人性化,也更便民、利民,＂民间法＂作为当今中国社会所存在的一种习惯性行为规范,有着其自身的合理性,在司法救济中体现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法制主义”及其修正——从重庆市“唱红打黑”说起

那些非西方的、非法律的本土资源之于中国法治实践究竟意义如何,是重庆市唱红打黑留给学术界乃至全社会深入思考的问题。中国30年的法治建设大体贯穿着一种可称之为法制主义的思维逻辑和行动轨迹,即以西方法治理念和经验为法治建设之圭臬,推崇国家立法并对其定势性的过分依赖,强调甚至痴迷于通过国家法治理和解决各类社会问题。但是,事实证明法制主义路径之于中国并不畅通,它已然陷入困境。如今以对法律的过分依赖为特征的法制主义及其引致的弊端已呈现出世界性。中国法治的推进应当克服法制主义的弊端,跳出狭隘的国家法视阈和单纯的西方模式,在推陈出新的基础上有效嵌入非西方的、非法律的本土资源,使之成为法治建设的有效资源。     

法治普适性与本土性的论争——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第一编读后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主要的观点表达在其第一编中,本文首先呈现了这些可能被误读了的观点,然后针对那些有关本书的批评进行了评价,指出法治的普适性与本土资源并不矛盾,事实上苏力本人在论述过程中也一直在自觉不自觉地寻找两者的妥协与合作。本文认为,在标签的意义上去理解苏力的文章降低了其思想的价值,应充分重视其文中表达的理想图景,揭示文章真正的指向与意图。     

对一个“坐而论道”者的质疑——也驳法治的本土资源说

本文分析了本土资源说的理论基础和其创立者的研究视角 ,驳斥了关于中国古代有所谓“法治传统”的说法 ,并对本土资源论者取消对法治建设的价值追求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在这一基础上 ,本文对近年来针对本土资源说的进一步讨论进行了分析 ,对苏力所谓“认真对待人治”的理论予以了批判 ,反驳了赵英敏对马作武教授《中国古代法治质论》一文的责难。最后 ,本文指出了鼓吹本土资源论将会给我国现代法治建设带来的种种危害 ,指出法学研究应具有基本的价值追求。     

淮南：挖掘本土法律文化内涵

“新时期的法制宣传教育已经不能停留在单一普及法律条文上，而是要通过坚持不懈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树立以崇尚法治、追求法治为取向的文化精神和价值理念……”《淮南市“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总结》中这样写道。事实上，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淮南普法人不再满足于对法律条文简单地照本宣科，而是注重把法制与本土文化传统相结合，深度挖掘本土法律文化内涵，创新多种普法载体，打造本地普法品牌，营造浓厚的法制氛围。     

论法的本土性

法的本土性问题是讨论法传统现代化问题和法律移植问题的核心。本文在论述法具有本土属性的基础上 ,指出 :(1)法的本土性是法的内向性发展规律 ,对法的本土性的坚持就是坚持法制建设上的“中国特色” ;(2)法的本土性因素是一国法的个性的决定因素 ,对法的本土性因素的寻找和利用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 ;(3)法的本土性命题并不否定我们借鉴、吸收域外法律制度的法制实践 ,相反 ,它对于我们所从事的法律移植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司法改革开局之年对“本土资源论”的几点思考

"本土资源论"这一法学理论模式由苏力先生于20世纪90年代首次提出,在当时法学界引起一次"本土轰动",当然也不免引起一片商榷之声,但这都无法抹杀这一理论的"范式价值",甚至时至今日都具有一种前瞻性意义。值此司法改革开局之年,笔者试图重新解构"本土资源论",对"本土资源论"展开评议及论述,并试从本土资源与西方资源、法律多元与法律一元、法律生成与法律移植几个向度探究中国司法改革应有之义。     

中国刑事和解的独特功能——以刑事案件“私了”问题之解决为起点的分析

对中国刑事和解的功能尚有进一步深入讨论的必要。以刑事案件“私了”这一中国本土问题之解决为分析起点,可以发现,中国刑事和解有其独特功能,它不仅有扬弃“私了”这一本土法治资源利弊的潜能,而且有沟通国家法与民间规则以助益刑事法治建设、增强国家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大价值。     

法律移植之外的第二条道路——中国法制现代化路径之反思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形成,中国建设现代化法治国家的内外环境在当下正在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法律移植"于推进法制现代化建设而言凸显出前所未有的局限性,而"法治中的本土资源"则可能是摆脱"立法中心主义"、促进法律的实效性、提升中国法学声誉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