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参与行政决策的功能及其实现

"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是我国的行政决策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行政决策的特质要求参与论证的"专家"必须是相关决策领域公认的品德高尚的专业权威。专家参与行政决策具有决策正当化、风险防御、利益平衡以及民主控权等功能,基于刚性的决策规程以及决策风险责任机制、专家缺乏独立性和专家约束机制的缺失,专家参与功能难以有效发挥,致使实践中专家参与被形式化、荣誉化以及专家为利益集团所俘获。专家参与行政决策的功能的实现必须建立重大决策强制论证制度和错误决策行政问责制、健全专家遴选制度和专家责任追究制度。     

新媒体时代背景下优化地方政府决策机制的策略与路径——基于有效的公民参与视角

网络参政议政、微博问政等新事物的出现，是我国新媒体快速发展背景下公民政治参与领域的重要进展。新媒介化公民参与给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系统带来了较大的冲击，地方政府进一步提高公共决策系统的开放性、进～步优化公共决策机制以吸纳公民参与成为政治生活领域的现实诉求。从有效的公民参与角度看，地方政府公共决策机制的健全和完善关键在于确立与公民分享决策权的理念。在此基础上，不断优化与完善民意表达机制、回应机制、风险控制机制、利益均衡机制与咨询机制，以保障必要的公民参与。与此同时，有必要采取措施规范公民的决策参与行为，保障公民参与的有效性。     

科技决策中的公众参与问题探讨

科技决策中的公众参与问题是现代社会民主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我国科技决策中存在着公众参与程度低、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缺乏制度性保障、科技决策中公众参与的组织化程度低、公众参与科技决策所获得的资源不足等缺陷,应通过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建立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制度保障体系,提高科技决策公众参与的组织化程度,培养公众参与能力;拓展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渠道和方式等途径,适度提升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程度。     

民主抑或利益:行政决策中的参与

行政决策参与不仅仅是一种民主理论,更是行政决策的本质要求。我国行政决策长期以来都是由政府主导、过程封闭的决策模式,从封闭决策到开放决策是社会现实的利益要求,行政决策的参与实质上是利益参与,既包括基于公共利益的决策参与,也包括基于私人利益的决策参与,还包括基于无涉利益的决策参与。行政决策参与不仅意味着精英决策时代的终结,而且还是决策理性和正当性的实现。行政决策参与依赖于法治基础,通过公开、开放的程序获取相关利益诉求,并听取相关专家的专业意见,以协商互动的方式形成决策。     

政务开放式决策与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政府开放式决策是构建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重要任务之一。开放式决策是指政府在重大事情决策前．党委和政府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和渠道．鼓励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有序地参与．广泛集纳民智。以实现有效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达到决策效果的最大化。为此，政府决策要做到几个方面的提升：一是由传统的少数领导“三拍式”决策，向领导集体决策提升;二是由集权官僚决策向尊重民意、汇聚民智、扩大民主参与增量决策提升;三是由封闭神秘式精英决策向信息互动等开放式决策提升;四是由以往相对单向的征求民意方式,向公众与政府之间双向互动的沟通机制提升;五是由相对静态决策向动态决策方式提升。     

《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与新策略》述评

约翰·克莱顿·托马斯的《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与新策略》一书通过梳理公民参与领域的研究成果,对各个时期的公民参与理论进行反思,在新的研究视角下,提出了"公民参与的有效决策"模型,强调了公民参与的适时、适度,对我国的公民参与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思考

政府决策的关键之处在于科学化、民主化，“两化”比问责制更有效。政府决策科学化必须遵循科学决策的原则和程序，关注决策科学发展动向，把握当代决策特点，同时要求领导者和决策者必须具备较高的思想和能力素质；政府决策民主化需完善和落实民主决策制度，吸纳政府智囊系统的智慧，发挥群众参与的作用，同时注重集体决策及其技术手段。     

城市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的公众参与——以桂林市“两江四湖”工程为个案分析

由于缺乏完备的公众参与系统机制．在我国城市公共产品供给决策领域．普遍存在着公众参与层次较低、参与失效等诸多问题。桂林市“两江四湖”工程在决策过程中充分抓住和发挥了参与模式的优点，将公众参与引入到决策流程的各个阶段，并发挥出积极有效的主导作用，实现了公众参与的系统化运作。     

公众参与和政府公共决策策略

日益活跃的公众参与是决策民主化的表现,同时也是对决策者如何在公众参与的环境下有效决策的挑战,决策阶段对公众参与的排斥往往会引发随后抵制性的公众参与并最终导致决策流产。与长期以来决策者习惯于在封闭环境中做出决策相比,公众参与和民主化决策要求发展出一套管理公众参与的策略,帮助决策者提高其决策能力。     

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的思考与实践

一、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意义和目的 1、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是保证党对企业的政治领导权的根本途径。企业党组织要站在改革的前列，积极支持和参与改革，理直气壮地参与国有企业重大问题决策，认真负责地支持和保障董事会、厂长（经理）依法行使职权。因此，企业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是一种组织行为，反映和体现的是党组织的意志。     

公众参与立法的路径探讨

公众参与决策是现代社会政治的一个发展趋势。一个法治社会所实施的一切社会决策都应该是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良性互动的成果。立法决策作为公共决策、重大决策的一种形式,更应该吸收公众参与立法决策的制定与决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利益最公平、最大化地落到公众身上。一、如何有效地实现公众参与、推进立法民主第一,要搭建公众参与的“阳光平台”。有效实现公众参与,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在立法者、立法机关与公众的真实生活和合理诉求之间搭建沟通的平台、建立平等对话机制,在关系到群众利益的公共事务上,积极征求公众意见,在平等对话的…     

我国村民决策参与的制度空间与行动逻辑--基于华北地区20个村的实证调查北大核心CSSCI

村民参与是村民自治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内在动力,而村民决策参与是村民参与的重要内容。本文从动议参与、会议参与和决定参与三个方面来衡量村民决策参与的程度,并发现"乡政村治"的政治格局对村民决策参与同时产生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而"两委关系"导致村党支部的行政化更加明显,从而降低村民决策参与的政治效能感、影响村民决策参与。集体经济在提供物质基础和组织资源、密切村民与集体及村内公共权力机构的利益联系、提高村民的决策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等三个方面对村民决策参与产生重要影响。农民在决定是否参与村内事务的决策时,通常会进行成本—收益比较,表现出鲜明的理性人的特征。     

渐进模式在危机决策中的适用性分析

优化决策模型是优化政策制定的指南。而优化决策模式的基本途径是分析决策模式的适用性。在分析危机决策和渐进决策模式内涵的基础上,批判了渐进决策模式不适用于危机决策的普遍观点,并提出渐进决策模式将是危机决策主流模式的理论预设。同时主张通过扩大危机事前决策的民主参与和提高危机事中决策的满意度完善危机决策。     

中国政府决策体制的演进、特色和发展逻辑

政府决策体制的完善与优化,关系到政府决策的质量和整个行政体制改革的成效,也关系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国政府决策体制的演进呈现出从决策权力高度集中向合理的权力结构转向,从个人决策、经验决策和随意决策向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和决策程序化转向,从非制度化向制度化转向.与西方国家比较,中国政府决策体制的特色在于:执政党在整个政府决策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人大”的决策权优越于政府；民主党派具有参与政府决策的制度化途径；利益集团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尚不突出.基于此,中国政府的决策体制必有自己的发展逻辑.     

法治视野下构建公众参与型政府决策模式研究

公众参与型政府决策模式体现为决策主体的多元化、决策过程的互动性、决策实施的自觉性及决策反馈的有效性等特点。当前还存在着政府信息公开不够、公众理性参与不足、公众参与渠道不畅及效果有限等问题。结合现有公众参与的制度,以政务公开机制、民意表达机制和舆论传动机制为基础,构建公众参与型政府决策模式应加强开放性政府建设、提升公众参与能力、疏通公众参与途径及完善参与反馈机制,并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     

“逢听必涨”式的无效参与可以休矣 公众参与：由制度原理到制度细节

公众参与是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保证。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即将出台的《江苏省关于进一步推动参与式行政程序建设的意见》规定：涉及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须进行听证,把公众参与作为重大行政决策的必经程序。如何鼓励、支持、引导公众参与公共决策,是各级党委政府提高决策能力的一个新课题。公众参与的程度如何,领导干部对公众参与有哪些顾虑,怎样促进公众有序参与,弱势群体的参与权如何保障,参与者有何体会？本刊策划一组文章,分析问题并提出对策,希望对广大读者有所帮助。     

试论专家决策参与作用的有效发挥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它表明党和政府对专家参与公共决策的高度重视。实践中专家决策参与活动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受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导致专家决策参与作用未能得到充分有效地发挥。本文试图探寻其中主要影响因素,并提出了消除其消极影响的具体措施,以期实现专家决策参与作用的充分、科学、有效发挥。     

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的困境与实现路径

行政决策法治化是行政决策体现多数人意志、保障和实现多数人利益并使之规范化的过程，是现代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我国法治政府建设也不例外。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虽然取得一定进步，但与现代法治要求仍不相适应，且面临诸多困境。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必须在公众参与、程序规范、监督有力和责任明晰等方面寻求实现路径。     

均等化取向下基本公共服务决策机制的三维创新

民主化、科学化与法制化，是衡量基本公共服务决策机制质量好坏的三项重要准绳。当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决策机制从民主化维度来看，应该着重强化公民参与机制，决策班子内部协调机制以及公开透明机制；从科学化维度来看，应该着重优化决策系统的结构组成，提升决策人员的综合素质，恪守决策规则的基本原则；从法制化维度来看，应该力求决策主体的合法化以及决策程序的法制化。唯有从这三个维度逐步创新基本公共服务决策机制，方能有效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决策需要阳光程序

自从黑箱操作被诛伐遭唾弃之后，公开、透明、阳光之类便成了时髦词语，且开始了行动。这也公开，那也透明，而唯有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却仍然缺少阳光，这便是决策的程序，即决策群体各成员参与决策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