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体多元化看城市管理模式的变革与完善

治理和善治理念应用于城市管理，成为构建城市治理模式的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城市治理是在复杂的环境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城市公民共同参与城市管理的方式、过程和机制。告别传统的城市管理，走向现代城市治理，最终实现城市善治，必须重新定位政府角色，改善政府管理，同时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和市民的作用．构建政府——非政府组织——市民三者信任、协商、合作的伙伴关系模式。     

我国公共政策决策模式创新路径探析——基于治理理论的视角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公共政策决策模式创新成为政府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途径。治理理论倡导多元、民主与合作的公共行政，在公共管理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治理理论的视角下，应该从决策理念、决策主体、决策组织、决策方式和决策监督等方面探索对我国公共政策决策模式的创新。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社会组织成长路径研究

国家治理现代化对我国社会组织的成长提出了新的要求。社会组织在＂对外服务能力＂＂自我约束能力＂建设不足及自身运营偏＂市场化＂方面制约了我国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我们应该在＂发展协商民主、循序扩大人民权利,理清国家—市场—社会三者关系,完善公共政策过程及加强社会组织能力建设＂等方面拓展社会组织成长的新路径。     

青年自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机制探讨

青年自组织是城市社区居民自组织形式之一，是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尤其是年轻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平台，是城市社区治理的主要组织栽体之一。当前，青年自组织正以各种方式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城市社区治理中，但普遍存在缺乏参与的外部环境与自身能力所限等问题，要从制度建设、引导扶持、培育骨干、党团引导等方面不断拓宽青年自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途径，提高青年自组织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能力，不断完善城市社区治理格局。     

公共政策学体系构想

建构公共政策学科学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建构公共政策学科学体系应采用科学的逻辑和历史一致的方法，公共政策科学体系应当是由公共政策学导论、公共政策本质论、系统论、过程论、方法论、组织论、民主论和公共政策学发展论八大理论建构起来的逻辑框架。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状与路径

社区治理是一种集体选择过程,是政府、社区、社区成员单位、非营利组织、社区居民等之间的合作互动过程。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社会的发展引发了社区治理的巨大变革。治理理论为此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解释框架和分析范式,观照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状,着手于治理主体、治理过程、治理组织体系、治理关系的转换是社区走向善治的理性取向。     

政策网络理论在我国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应用

政策网络作为一种旨在构建政府与社会良好互动的政策分析路径，无疑为政府治理开阔了视野，对提高我国公共政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对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缓解政府与社会矛盾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从政策网络理论的内涵阐述出发，分析了其在我国现阶段公共政策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论公共政策失败及矫治——一种过程分析方法

政策过程是公共政策分析的基础框架。运用过程分析方法剖析公共政策失败,可以更仔细地观察政策是如何失败的,也可加强对政策失败关键环节中原因的深度体认。我国处于治理转型期,同其他国家一样,公共政策失败是正常现象。通过过程方法分析政策失败,有利于我们克服政策过程中的弊端,从而建立一种良性的公共政策运转机制。     

城市基层治理70年：从组织化、失组织化到再组织化

我国城市治理与西方城市治理有着完全不同的"场域",因此城市治理研究需要"另一视角"的探索。从城市治理的基层视角切入,"历时性"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制度变迁,可见从城市管制时期的"组织化"、城市经营时期的"失组织化"到城市治理时期的"再组织化"的清晰脉络。城市基层治理从组织化、失组织化到再组织化的演变过程,是城市基层治理工具的创新过程,也是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价值的回归过程。未来的城市基层治理,需要基于中国特色政治制度框架,实现"他组织"与"自组织"的有机结合,建设外整合与内整合一体的"契合城市"。     

决策型回应:城市邻避抗争带来政策结果改变的解释

城市邻避抗争作为当前集体行动的典型形态,往往会导致地方政府改变其原初的决策,这是一种"冲击—回应"模式下的"决策型回应"行为。从政策变迁过程来看,"决策型回应"的产生是抗议行为作为一种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因素,经由政策网络的作用而推动政策的非常规变迁、实现政府运行的间断均衡。从邻避设施建设的过程及其影响来看,公共政策遵循技术官僚治理的路径,项目决策过度依赖技术专家的作用,使得政府决策陷入了技术共和国困境,最终成为俘获性公共政策,引发了邻避运动。从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来看,消解邻避抗争,需兼顾社会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并积极构建协商型地方治理模式、搭建开放有序的共识型公共决策体制。     

日本的“变”与“不变”

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执掌政权之后,日本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大致取决于三个因素：其一是民主党与自民党的“同”与“不同”,以及两党间的区别有多大;其二是日本国内政治潮流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其三是民主党自身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     

浅谈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

翻译活动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文化现象的处理.归化原则和异化原则体现了翻译活动中在处理文化因素方面的两种相对立的观点.事实证明,翻译活动是一个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复杂过程,归化和异化原则应该被灵活地加以运用.     

《徽州女人》中“井”与“蛙”的象征艺术

《徽州女人》借助系列物象,积极使用象征艺术,"井"和"蛙"是系列物象中的两个代表。"井"之象征物象,不仅给主人公"女人"提供了活动平台,而且象征着她处境的封闭,生活的单调,思想的守旧;"蛙"之象征物象,类比"女人"形象,预示着其前途的暗淡和命运的忧伤。象征艺术的积极使用,提高了剧本的艺术表现力,增强了剧本的文学性。     

“活法”与“行动中的法”——兼论民间法研究的两条路径

埃利希提出的活法概念,和庞德所提出的行动中的法,虽然是法社会学中两个相似的概念,难以区分开来,但实际上二者之间存在着某些重要的差异。通过对这二者进行比较分析,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对于这两个概念得到更加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发现二者之间不同的研究路径。在我国民间法的研究领域中,仍然有一些基础性的问题还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模糊状态,通过对于这两条不同研究路径的梳理,可以使我们对民间法基本范畴的研究更加清晰和自觉。     

从"客观真实"到"法律真实"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次明确规定了我国民事诉讼证明要求为"法律真实",从而实现了从"客观真实"到"法律真实"的演进.但是,"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绝不是对"客观真实"全然否定,"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客观真实"是民事诉讼证明活动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法律真实"是实现"客观真实",从而实现法律的程序正义乃至实体正义的手段.而要通过以"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去实现"客观真实",则要求证据采信制度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即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和现代自由心证原则.     

“和合”文化下的中国“和平崛起”

我国新一届领导人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理念,具有重大意义."和平崛起"论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精髓"和合"思想之上.正确认识中国在和平崛起道路上国际国内的主要矛盾,用和平的方式化解崛起道路上的矛盾,超越用战争或扩张崛起的历史规律,我们就能够走出一条全新的中国发展之路.     

"全球化"语境中的"世界文学"探讨

由于歌德这个“世界文学”的肇始者并没有对“世界文学”进行界定，而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对“世界文学”的具体内涵做出说明，从而导致后世研究者关于“世界文学”提出了各种看法和主张。在一个“世界性”与“民族性”分别都需要重视的“全球化”时代，我们需要拥有一种“世界性”的眼光，抓住机遇，努力建设“民族文学”。     

"以人为本"的"人"的涵义探析

"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和核心,是理论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视野中,"以人为本"中的"人"有三层涵义,即"人"是人类、"人"是现实的个人、"人"是指人民群众。正确地理解"以人为本"中的"人"的涵义,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欲"开新"先"返本"--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不仅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且还要突出时代特点,进而不断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最终建立起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在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作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处理好"返本"与"开新"的关系."返本"不是简单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之中,文本的意义不能离开解读者而单独存在,因此必然受到与解读者相关的各种传统的影响,又会与时代的发展和变迁相联系,而"创新"必然是在我们与这些传统的反复深入的交流与对话中展开.     

"大话"文化:"电子场景"下青年文化的"中区倾向"

"大话"文化是"电子场景"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在行为方式上的主动变革,从而形成的一种"中区倾向"的行为模式,"大话"文化只能以青年文化的面目出现.对于"大话"文化现象,不能轻易地以价值判断对其进行盖棺定论,它实际上是人们在"电子场景"下行为模式转变的一个信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