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的理论源流与变革

通过“新公共管理运动”而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范式中分化出来的“公共管理”，体现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整合。传统的公共行政，以韦伯的官僚制来破解庇护主义，以政治／行政分开来化解政党分肥，以官制度来建构行政组织的基本规范，以泰勒主义来保证效率行政的主导地位。这种行政改进逐渐变成公共行政中的教条主义。结果，官僚制成了官僚主义的代名词，政治／行政两分成了“两张皮”，官制度变成了族主义，效率主导变成了缺乏效果的效率。求解这些疑难导致了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向“新公共管理”范式的转移。而突出公共性、现代性和综合性的公共管理的理论建构，就是以公共行政为底色而对新公共管理或管理主义、政策分析以及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公共治理理论的一次理论整合。     

大力实施“干部能力提升工程”

2007年，常州市武进区进入了“进军现代化、建设新武进”的新的重要发展阶段。面对新的工作要求，组织工作善谋大局的突出任务，就是加快造就一支“眼界宽、思路宽、胸襟宽”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两个率先”提供不竭动力。从今年开始，我们按照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大规模培训干部工作的要求，结合实际创新路，大力实施“干部能力提升工程”。     

培养实干能力刍议

“实干兴邦，实干兴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广大党员干部必须以更扎实的作风，更努力的作为，勇担新使命，完成新任务，干出新业绩。实干，必须落实在实际行动上。实干，必须培养五种能力。     

"统合主义"政府: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

“统合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强调了国家或政府在实现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推进社会公正方面的积极作用。借鉴和吸收“统合主义”政府的治理理念和统治模式,对于处于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小政府、强政府”的治理理念对于加强政府能力、提高政府绩效和行政效率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也必将成为政府能力建设和制度创新的一个新起点。     

悖论中的政策能力研究：一种治理框架下的分析

能力研究是当今政策研究的显学。在国家公共治疆能力中，政策“能力是其中的研究焦点之一。致力予提高政府的反应能力，使有限的公共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从私人部门的成功中汲取精华，将政府的力量和能力重新聚焦于既定移标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却因政府职能转移、专业人才丧失导致“权力空心化”。造成了严重的“政策灾难”，政策能力下降引起政界人士和理论研究者的普遍忧虑，政策能力的研究正是出自于这个悖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研究者开始转向政策能力的建设（或重建）问题。审视当下中国政府的整体治理能力。同样存在一个悖论，即宏观国家能力强、微观国家能力弱．提升政策能力是加强我国整体治理能力的关键环节。     

政府“碎片化”：问题、根源与治理路径

无论是传统公共行政还是新公共管理，政府的职、权、责一直都处于碎片化（fragmented）状态。传统官僚体制、部门利益之争以及新公共管理改革都是造成这种“碎片化”现象的重要根源，导致部门主义、各自为政、管理分割、服务裂解等弊端。“整体政府”正是针对政府管理模式中日益严重的“碎片化”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新型治理模式，通过结构整合、流程再造、在线政府、责任制度、建立新的掌舵单元等手段，实现政府“碎片化”问题的有效治理。     

非洲呼唤经济多边主义

非洲进步小组日前发布了《新多边主义》的小册子，非洲进步小组主席、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评价说，这些文章的普遍观点是，要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度过当前这段困难时期，需要“经济多边主义”。     

关于“新权威主义”及其讨论

最近,关于“新权威主义”的讨论已成为理论界的热门话题,出现了“新权威主义”与被称为“政治浪漫主义”的对峙。围绕新权威主义的讨论从内部的学术讨论会走向公开的报刊杂志,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注意。“新权威主义”,首先是青年副教授萧功秦作为历史学科的一个学术观点,提出来的。1988年夏末,他在北戴河召开的“首届知识分子问题讨论会”上指出,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在政治模式上经过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是晚清的“传统政体的政策创新时期”;第二阶段是民国前后以议会民主制为标志的“政治浪漫主义时期”;第三阶段是民国初年作为对中国议会民主制     

当代西方市场经济宏观 调控体系的分析与借鉴

一、西方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于预主义的划分和斗争西方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斗争的过程，概括起来，可以划分为三个重要的阶段：第一阶段由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论”到西方传统经济学“自由经营论”的确立。当时的历史背景是，15－17世纪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随着美洲新大陆的发现，新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商业资本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角，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商业资本的发展还是工场手工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国家的干预。重商主义的出现反映了商业资本的利益和需要，体现了新兴的资产阶级渴求财富积累资本的时代特征。到了18…     

以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关键 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决定》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以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关键。《决定》特别强调要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这是德才兼备原则和干部“四化”方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化，是对党的干部工作理论的一个新发展。     

正义与善——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目的论比较

自由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强调个人权利，个人的权利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正义。社群主义主张的是”善优先于权利”的政治伦理观，认为社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最高的善”。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在政治目标的讨论上产生了分歧，而这种分歧也正是二者的争论核心所在。     

以人的“可行能力”看待统筹城乡发展

“收入能力不足”是统筹城乡发展中“相对劣势群体”的普遍现象，但究其实质，“相对劣势群体”所欠缺的“收入能力不足”的根源是其“可行能力不足”。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的“可行能力”是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的现实发展诉求．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基点。实际上人的“可行能力”的内涵是人的真实选择能力：一个人选择有理由珍视生活的实质自由。人的“可行能力”的提升与社会制度安排以及社会文化内化紧密相关。     

加强工会干部能力建设

加强工会干部能力建设是一项历史性课题。党的十六大报告向全党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历史性课题。报告还提出,要在实践中掌握新知识,积累新经验,增长新本领,不断提高“五种能力”的要求,这既是对党建提出的要求,也是新时期我们工会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和要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切实履行好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职责,是工会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也是各级工会组织做好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强化作风建设 加快发展步伐

岷县新一届党政领导班子上任后，为了加快发展步伐，把该县建成甘肃南部特色经济强县和商贸集散中心，根据市委“作风建设年”的部署和要求，在全县开展了转变观念、转变职能、转变作风，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三转变、两创新、一加强”教育活动。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展现了新的作风，树立了新的形象，创造了新的业绩。     

智能传播时代泛娱乐主义衍生的意识形态风险与化解

泛娱乐主义借助智能技术将“泛”的特性不断叠加与增强，呈现出了新的样态。在资本扩张、技术赋能和心理驱动的作用下，泛娱乐主义逐渐生成发展，并在实际运行中衍生出意识形态风险，集中表现为“主体多元化”协同“去中心化”,削弱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传播隐蔽化”伴随“去价值化”,离散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叙事碎片化”融合“去政治化”,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权威性。对此，应通过理论纠偏和宣传引导相协同来澄清娱乐边界，通过价值引领和内容生产相贯通来优化娱乐供给，通过技术赋能和制度约束相结合来净化娱乐生态。     

领导者提高说话水平“六要”

口才体现领导水平、领导能力、领导魅力最直观。现实生活中，少数领导者语言匮乏、口才平平，不会说话，甚至口出“雷语”，不但影响了工作绩效，也损害了个人形象。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曾针对某些领导者的“不会说话”，有一个生动概括：“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很多场合，我们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失语的状态，怎么能使群众信服呢？”这一典型而形象的概述，深刻揭示了当前一些领导者说话水平不高的现状。语言表达是一种素质，关系到领导工作的效果，反映出领导者能力的高低。提高说话水平，     

美国联邦政府公共行政管理中的三大主要问题

美国联邦政府公共行政管理面临着三个特别突出的问题。第一是“新联邦主义”进入困境。“新联邦主义”作为联邦政府向州政府分权的一种形式，联邦政府把项目和财政责任从联邦政府移向州政府，给州政府带来沉重的负担，衍生出了很多新的矛盾和问题。第二是解除规制带来了混乱。社会性规则和经济性规则是用来帮助实现一系列的公共目标和保护公众利益的，过度的规制束缚了社会的活力；但是同样如果过度地解除规制，也会产生大量的问题。第三是私有化没有象所期望的那样带来应有的效应。随着公共服务私有化的推进，许多问题都严重地暴露出来了，现在美国民众对私有化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方面。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作为党的建设的一个基本方面。是我们党在自身建设方面的新突破和新觉醒，是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探索执政党建设规律问题上的突出贡献。中国特定国情背景下执政能力建设也要体现中国特色。     

科学发展观与领导能力建设

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由于面临的问题不同，决定了领导者的不同能力要求、实践领域以及评价标准。在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领导者必须具有贯彻“以人为本”理念的能力，将解决新问题、培育新的发展要素作为领导工作的重要领域。领导能力及其政绩评价的方向定位于能够确立引领全面发展的目标和综合推进的思路和利益协调的制度建设等。     

用“三个代表”统领执政能力建设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崭新课题和历史任务,从总揽全局的时代高度和与时俱进的发展要求来看,要很好地完成这一崭新课题和历史任务,关键是要用“三个代表”统领执政能力建设。 “三个代表”是执政能力建设的 最高标准和最新要求 (一) 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就必须将“三个代表”作为执政能力建设的最高标准和最新要求。党中央提出,必须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以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