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弱势群体”社会融入：内涵表征、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数字技术的非均衡化赋权带来了社会结构断裂和秩序失衡,引发了新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在数字化浪潮中,数字弱势群体的可行能力被剥夺,遭遇建构性、工具性、积极与消极四种社会排斥,成为数字时代的“遗民”,加快“数字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入已经极为迫切。当前,“数字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入呈现“现实性与虚拟性交织”“强技术与弱应用共存”“价值性与工具性统一”等复合特征。由于数字工具属性与数字弱势群体价值冲突、资本俘获下群体排斥和数字资源偏好流动、“数字人权”体系和保护机制缺失以及“数字鸿沟”与数字“马太效应”的叠加等因素的影响,加剧了“数字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入困境。为此,必须加强政府、社会和企业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有机统一有为政府、责任企业和包容社会,畅通数字弱势群体社会融入之路。     

数字权利论：理论阐释与体系建构

数字权利在本质上是一套独立的新兴权利,具有新的赋权方式、权利结构与运作逻辑,而不是“数字内容的传统权利”。从内涵来看,数字权利最终保护的是个人对数字技术应用的自主决定利益以及在数字空间中的“行动自由”;从外延来看,数字权利和数字人权、数据/信息权利、算法权利等概念存在密切而复杂的关联。在数字社会,数字权利能够细化为“消极数字权利”“积极数字权利”“工具性数字权利”三种形态,三者分别塑造了权利概念层面的选择功能、权利话语层面的保护功能、权利制度层面的规范功能。在体系构造上,可建构数字生存权、数字人格权、算法正当程序权、数据财产权四元并存的权利架构体系,实现数字社会价值的整体性保护。     

我国数字贸易创新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数字贸易深刻影响国际分工分配格局,对各国构筑数字时代国际竞合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在深入讨论我国推动数字贸易发展的现实原因基础上,结合宏观经济数据、国内政策法规和国际规则谈判对我国数字贸易发展进行了分析,并剖析了与之相关的技术、产业、市场、治理、规则和外部环境等方面挑战。研究认为,应加快制定数字贸易创新发展的顶层设计,聚焦数字技术和数字服务产业发展、国内国际数字市场建设贯通、面向开放环境的数字治理体系建设、数字贸易国际规则谈判四个方面,形成系统性的工作举措。     

数字营商环境的变革逻辑、发展挑战及优化路径

数字营商环境是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对营商环境建设提出的新诉求。当前,关于数字营商环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辨析、影响因素、作用机制三个方面,但视角和结论均差异较大,无法对政策实践形成有效指引。结合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演进及其关于企业生命周期设定,从数字市场进入、交易、竞争、治理等环节分析传统营商环境到数字营商环境的变革逻辑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识别数字营商环境建设的关键要素,分析相关领域建设进展和发展挑战。未来需要从全球视野出发,加强对数字营商环境这一前沿政策概念的研究和理解,并从基础制度、政策设计、手段工具等方面寻找优化路径,为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提供良好环境支撑。     

创新城乡融合的数字生活场景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构筑全民畅享的数字生活，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促进数字社区和数字乡村深度融合，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方向。在经济层面，数字平台推动社区与农村、消费者与厂商、城乡要素深度融合，可以为数字经济发展拓展空间，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提供载体，激活经济发展潜力；在社会层面，数字创新场景助推城乡全面数字化发展，在提升城市社区生活质量的同时，进一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成为数字生活入口。对此，应加快城乡数据共享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政务服务平台与商业平台深度融合、不断创新城乡融合的数字生活场景、强化城乡居民数字技能和数字素养的培养与教育，深刻把握数字经济发展的时与势，以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     

从数字大国走向数字强国的关键

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与应用掀起的数字革命，使数字经济成为当下与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数字经济在我国的高速发展全世界有目共睹，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数字大国。紧跟数字经济的发展浪潮，从数字大国走向数字强国，将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中的重要历史选择。     

数字党建研究综述：发展历程、研究进路及未来展望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通过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的变革。数字党建是百年大党在数字时代实现党建高质量发展、加快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本文从数字党建的内涵出发,梳理关于数字党建研究的理论向度与实践向度,分析数字党建面临的困境与对策,并对数字党建未来研究趋势进行展望。     

数字技术如何与人类生产生活深度融合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人权保障面临隐私泄露、数字鸿沟、非法监管、算法霸凌等挑战。欲防范数字科技的滥用,降低数字技术对人权的侵害风险,需要明确数字人权的内容,即上网权、网络自由表达权、网络隐私权、虚拟尊严权等;并厘定相应的关联性义务,即政府、网络平台服务商和个人用户三方所需承担的相应义务,以保障数字人权的实现。     

统筹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全面引领数智新时代——《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笔谈

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明确了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基本形成横向打通、纵向贯通、协调有力的一体化推进格局。《规划》并具体化提出“2522”总体布局,即“打通数字基础设施大动脉、畅通数据资源大循环”两大基础,“做强做大数字经济、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打造自信繁荣的数字文化、构建普惠便捷的数字社会、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构建自立自强的数字技术创新体系、筑牢可信可控的数字安全屏障”两个强化数字中国建设关键能力,“建设公平规范的数字治理生态、构建开放共赢的数字领域国际合作格局”两个优化数字化发展环境。《规划》的出台,意味着全面开启数字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要多方协力,坚持整体主义方略,通过优化路径、创新能力引领、提升数字政府传播能力、数据治理转段与创新、畅通数据资源大循环等,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政府负责任创新下数字包容型老龄社会构建研究

面对人口结构持续向老与统筹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整体规划布局的社会事实,提供包容性的政策与服务,将游离于数字社会之外的老年群体纳入其中,使其在信息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目标任务已愈发迫切。研究发现,政府负责任创新与数字包容在结构、过程、目标上正相耦合,从政府负责任创新视角切入分析数字包容型老龄社会建设的供需状况可知,政府行为在供需时序、供需传递、供需参与、供需回应四个维度上存在时序倒挂、传递异化、回应不足与协同乏力的问题。为化解政府行为的供需非均衡困境,积极应对人口结构新势态下的挑战与要求,数字包容型老龄社会的构建应遵循以人为本的价值逻辑、可持续发展的构建理念,并采纳具备预期性、反身性、响应性与包容性的行为要素。     

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发展趋向及中国方案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博弈的复杂性、长期性将不断加剧，呈现出单边化、差异化和碎片化等发展趋向。国家主权双重性的促动、国家利益需要的塑造以及国际社会结构的影响等多重因素，共同塑造了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发展趋向。中国需要加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治理方案，在国内层面加强数字法治建设，为深度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提供有力支撑，在国际层面积极倡导“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包容性全球数字治理秩序。     

数字劳动者职业演进和前景方向

数字劳动者作为一个独特的职业群体，已成为支撑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近年来，随着数字职业的不断演进和持续涌现，我国数字劳动者职业分类体系在细化与新生中重构。从数字职业结构看，当前我国数字劳动者呈现出三次产业全覆盖、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广分布、第二及第四至第六大类全涉及、不同职业对技能水平与专业化程度要求有差异、传统职业与新兴职业并存、新兴职业流动性特征凸显等典型特点。与其他职业群体相比，数字劳动者的职业发展有其特定的规律，大致沿着“技能改进”，或“技术创新”“技术融合”“素质提升”等路径跃升，并日益呈现广阔的职业发展前景和巨大的市场需求空间。     

什么样的数字治理生态能提高数字政府发展水平？——基于生态视角的动态QCA分析

营造良好的数字生态是统筹数字政府发展的新战略目标。而数字治理生态与数字政府发展间的动态作用机理还有待揭示。基于数字治理生态理论和组态理论搭建研究框架,以2015年至2021年间31个省级政府为样本,并运用动态QCA方法从生态和动态双重视角展开分析。结果发现：单个数字治理生态要素对数字政府发展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间和空间效应,数字政府发展日渐依赖于良好的数字治理生态;“数字赋能下社企助推型共栖生态”和“数据赋能下政社企协同型共栖生态”是产生高水平数字政府的生态类型,而“生态待育型”和“需求不足下的资源缺位型”是导致低水平数字政府的生态类型;四类生态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总体保持稳定,但2019年高结果组态解的一致性断崖式下跌,其可能原因是政策动因成为核心主导因素。研究发现有助于丰富数字治理生态理论和厘清数字政府发展的约束条件,并为地方政府实施差异化的数字政府发展战略提供政策参考。     

数字政府背景下的公务员数字素养框架：一个概念模型

数字理念、资源和技术日益驱动传统政府向数字政府形态转型,而具备数字素养是公务员胜任数字政府场景与任务的关键,有必要对公务员数字素养的概念范畴及内容框架等基础问题进行理论讨论。在系统梳理公务员数字素养的议题背景和相关领域研究成果之上,从综合性的角度界定公务员数字素养,认为它是公务员在数字政府场景中开展数字化的行政与治理活动所需要的素质与能力综合。基于素质洋葱模型和数字政府理论的双重启发,从数字素质和数字能力两个面向,按照陀螺形态自上而下建构了数字心理素质、数字技能素质、数字行政能力、数字治理能力四个维度,组成了一个立体性的公务员数字素养框架,并据此进一步解析出13项具体的数字素养因子。     

新时代数字教育的多维面相、潜在风险及应对

数字教育是数字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创变发展的新产物,是引领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和支撑。数字技术、数字基建、数字资源、数字素养展现了数字教育的多维面相,凸显了数字教育的内在要求。数字教育多维面相下,潜藏着数字教育的资本操纵裹挟“虚假意识形态”、数字资本的权力支配销蚀教育的公益属性、数字技术的异化应用冲击教育主体的地位、数字安全的漏洞风险导致育人环境的安全隐患等风险。构筑数字教育的意识形态防线、规范资本在数字教育领域健康发展、匡正人的教育主体性地位、筑牢数字教育的安全屏障,成为应对风险、推动数字教育持续稳定发展的基本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