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新公共管理视角下公安社会管理创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新公共管理改革被西方国家广泛运用到政府的改革之中,其中也包括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引导警务改革并取得了很好成效。从新公共管理视角来探讨公安社会管理创新要从六个方面做起：即营造“顾客导向”的公安行政文化;明确公安机关的社会管理职能;树立“情报主导”理念;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机制;重视民警职业道德教育。     

非强制性行政行为的增长与公安行政执法

在公共选择理论下,政府行为取决于公民的意愿和选择。或者说,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是要不断地满足公民的权利吁求的。公众对公安机关直接强制行政行为的反感,促使公安机关转变执法观念,摆正位置,开发和运用多种具有行政指导、行政契约等非强制性的行政方式和服务措施,既达到了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推行治安管理的目的,又为群众所接受。这是公安行政执法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参与式互动：第三部门在政府改革中的积极作用

后工业社会中,官僚制政府面临双重困境:一是官僚体制的内在缺陷造成政府管理绩效下降:二是社会力量的成长直接影响着公共权力的治理边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改革运动在西方典型国家相继展开,并迅速扩展至世界各地.虽然各国政府改革的路径选择不尽相同,但在经济市场化、社会信息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世界主流发展趋势的影响下,重视并尊重社会力量,给予社会力量合理的发展空间,已经成为政府改革的基本思路.第三部门的兴起是社会力量成长的重要标志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由于第三部门的全面积极参与,当代政府改革已经不仅仅是政府自身的再造和重塑,而是通过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变革传统的一元化社会治理模式,从而实现社会运行机制的全面升级.     

美国警务社会化改革的理论述评

美国警务民营化改革的理论依据主要包括公共选择理论、公共物品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外部性理论和治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是政府服务民营化改革的最主要的理论依据,公共物品理论是一种物品或者服务应该由政府提供还是通过非政府以外的其它方式提供的理论依据,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小政府、大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石,交易成本理论是决定警察服务民营化考量的理论指导,外部性理论是警察服务间接社会化的理论依据,治理理论是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警察服务社会化的新理念。     

未来警察勤务改革趋势

下一步的警政改革必须是在推动整体行政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与此相联系 ,推动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因也是推动警政改革的动因。指导警察勤务具有较大指导意义的是“管理主义”和“公共选择”两大理论。未来警察勤务将会在多方面发生变革 ,改革的走向应该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 :警察部门对其内部运用企业化管理模式规划警察勤务 ;利用市场和社会力量推行警察勤务的社会化。     

西方公共行政的新视野

从70年代末开始，西方各国出现了公共行政改革的浪潮，如重塑政府运动、再造政府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等；推动西方公共行政改革的因素，除了丹尼尔·贝尔所预言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和各国政府普遍面临的危机之外，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前沿理论出现了相互融合、渗透，相得益彰的局面，影响较大的如公共选择理论、产权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组织经济学)、博弈论等。     

政府效率研究的一个视角——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府效率观及其启示

公共选择理论探讨了政府效率的分类，认为对政府效率的衡量有X一效率、配置效率和动态效率等多个维度；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效率低的原因主要有政府行为的内部性、政府的天然扩张性、政府行为缺乏竞争机制、政府机构缺乏激励机制、政府行为缺乏监督和约束等；公共选择理论指出了提高政府效率的途径主要有宪政、制度建设以及市场化。公共选择学派的政府效率理论给分析和化解当前经济转轨时期我国政府效率不高的难题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视角，对提高我国政府效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政府信用:对一种新解释范式的理论探索

政府信用的理论基点是社会契约说,政府信用实质上表达的是一种社会契约关系,政府在持有公共权力的同时应承担履行其承诺的义务。在政府机体内部,存在着可利用的资源,它们对构建政府信用的进程造成了威胁,使得政府本身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一股销蚀政府信用的力量。构建政府信用的途径主要是建立科学的管理系统、专家咨询系统以及提高公务员的素质。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国办发[2015]37号文件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

<正>鲁政办发[2015]53号各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为贯彻《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等部门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5]37号),做好我省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     

动态

正云南公布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指导目录云南省政府办公厅最近转发"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公布了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性目录,共涉及5大类38种项目。该意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保护、传承与展示;公益性文化体育活动的组织与承办;公益生文化体育产品的研究、创作与传播等纳入到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指导生目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舆情治理要略——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例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舆情治理,事关重大舆情和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的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和国家安全体系的完善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当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呈现出新特征:舆情信息供给稳定,官方发布和移动端成为舆情走势主推力量与渠道;舆情演化模型与事件发展阶段、事物认识过程一致,舆情热点在多元主体之间互动以及网络与现实交互下有所分散;社会整体关注之余凸显“不对称”特征,以往同类事件被再度热议。相应的舆情治理要略包括:官方发布积极引导,正确处置化解危机;媒体报道保量增质,新媒体运用加强规制;秉持协同治理理念,掌握重点处置策略。     

当代史学的公共面向和大众参与——对曹操墓认定风波的初步分析

近十余年来,社会大众对历史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趣,出现了所谓的大众历史热。曹操墓认定风波,早已超出学术范围而成为一个社会公共事件,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根源。大众史学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关切人民的生活、利益与需要,把大众的主动参与视为自己发展的基本原则和条件。本文旨在通过对这一事件的分析,着重对当代史学的公共面向和大众参与问题谈一点思考。     

论“公共场所当众猥亵”情节的法律适用

对公共场所当众猥亵的含义要做合目的的规范解释。公共场所当众猥亵作为强制猥亵罪、猥亵儿童罪的加重情节,其适用的前提是猥亵行为具有刑法上猥亵犯罪质的规定性并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虽然强制猥亵罪的法条没有明文规定情节严重才构成本罪,但基于法理可以解释构成强制猥亵罪需要这一"涵摄的罪量要素"。如果猥亵行为没有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公共场所当众猥亵情节可以作为入罪的重要考量要素。     

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多元舆论博弈与政府舆情引导

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社会多元舆论场争相发声。在官民舆论场的角力、国内与国际舆论场的角力、正向信息与谣言的角力等情形下,政府应通过舆情监测、感知触点,议程设置、引导热点,系统策划、管控焦点,因情造势、融化冰点,内引外联、攻克难点,据实说理、澄清污点,在众声喧哗中让政府的声音最响亮。     

公共需求增长公共政策转型

我国当前要有效地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凸显出来的矛盾和问题,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必须进行公共政策转型.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公共财政思路

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政府作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以公共财政手段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X-效率”是缩小城乡差距的现实选择。但是,种种因素导致了公共财政存在“X-无效率,”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未实现最大产出。必须进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充分、高效发挥公共财政的作用,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机制

公共政策的实质是对社会利益的权利分配,只有在参与机制和决策机制实现良性互动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公共政策的选择过程和选择结果代表公共利益,从而保证对社会资源进行公正、合理的分配。中国转型期多元化的社会利益结构,要求在公共政策制定中,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政治参与机制,保证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更加明晰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公权市场与政府公共职能

怎么理解公权？公共事务就是公权。处理公共事务所引发的合作、转让、经营的权利就是公权。市政公用事业是政府公共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供市政公用产品和服务是重要的公共事务。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实现了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提供社会需要的公共产品的责任转移，也实现了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权利义务的交换。通过特许经营合同的约定，     

公共财政理论与我国公共财政职能调整

本文通过对西方国家公共财政产生和发展过程的考察,总结归纳了现代公共财政体制的主要职能。探讨了我国财政体制的演进及公共财政体制的形成过程和职能定位,阐述了现阶段发展和完善我国公共财政体制的主要方向。     

公共治理视野中的公共物品供给

公共治理既是对传统公共行政范式的替代 ,也是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多学科发展相互融合的产物。它的最大特征在于 ,它是对传统政府统治理论的超越。它强调多元主体的治理和治理方式的多样化。以公共治理为视角对公共物品领域存在的问题及改革进行深入探讨颇有意义。其结论是 ,打破公共物品政府提供的垄断局面 ,实行公共物品多元主体、多种方式提供 ,这对提高和改善公共物品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