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利益集团研究:概念、重要性及影响力

欧盟利益集团研究虽然已经有了多年的进展,但仍未形成共识性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本文从概念和研究议题出发,分析了欧盟利益集团研究的重要性、面临的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文章认为,欧盟利益集团研究需要在统一概念和理论框架下对已有的各个角度的相关研究进行统和,进而形成较为完备的适合欧盟这一特殊政治实体的利益集团研究体系,这是目前该研究领域迫切需要突破之处。     

欧盟多层级治理体系中的德国利益集团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对民族国家行为体、政治结构与政治过程的“欧洲化”的研究,发展成为了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而迄今为止,国内对于欧洲化的研究涉猎甚少。本文旨在通过研究欧洲一体化或者说欧盟多层级治理体系对德国利益集团特征尤其是对其组织结构和游说战略的影响,来弥补这一领域研究的匮乏。     

欧盟文化政策与文化治理

欧洲文化政策有两个层面:一是民族国家的文化政策,二是泛欧洲的文化政策。在欧洲层面,主导文化政策的政治实体主要是欧洲联盟和欧洲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国际机构也对欧洲文化政策发挥着重要影响。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欧盟文化政策,着重考察欧盟作为欧洲范围的行动者,如何通过其显形和隐形的文化政策,塑造新的文化治理体系、推进欧洲公民社会各种力量的新型合作关系。     

德国利益集团行为的公共利益导向

在德国，随着利益集团在经济社会中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它们越来越多地参与承担或独立承担公共任务，提出了国家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能是否被利益集团侵蚀，以及利益集团行为能否兼顾公共利益的问题。本文从利益中介理论（多元主义、合作主义和政策网络学说）对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关系的论述出发，结合20世纪70年代德国有关利益集团立法的讨论，探讨了有助于利益集团行为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内部和外部因素。     

解读欧洲宪法草案

新出台的宪法草案在欧盟决策体制、机构改革和法律体制等几个方面对欧盟以往的众多条约进行了大幅度的简化、修改和整合 ,以期使欧盟在东扩后更有行动能力、更透明、更民主。宪法草案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 ,但它仍是典型的各国政治利益平衡和妥协的产物 ,欧洲前途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这一制宪实践充分显示欧盟有制宪能力 ,但制宪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泰国宏观经济政策决策分析

泰国经济政策市场上的供给方包括权力精英、专家官员、国会和政党 ;需求方则包括公众选民、经济性质的压力集团或利益集团、大众传媒和专家学者。经济政策正是多个供求方相互作用 ,讨价还价并达成妥协的结果。作为公共物品的经济政策是国家经济正常运转所必不可少的 ,但市场本身却缺乏提供充足的公共物品机制。从泰国的经济政策决策机制上看 ,除行政机构和国会外 ,市民合作机构的参与是该国经济决策机制的一大特色。此外 ,还有外部因素的干预。     

论欧盟管辖权:从“纵向”视角看欧盟多层级体系

从一开始,欧洲一体化就是指权力由民族国家层面向欧盟层面的让渡,它演变为各国政府之间在台面上的议价,或是一种渐变。随着欧盟管辖权这一议题被摆上欧盟宪政的议程,一体化过程被再造。现在它涉及到欧盟多层级政体的整体架构,尤其涉及不同层级之间权力是如何配置、界定以及相互关联的。本文总结了关于欧盟和成员国的国家与次国家层面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关于多层级政治体制中管辖权的演变和分割的研究成果。为此,本文概述了管辖权适当配置的规范性理由、用以解释权力的有效结构的实证理论以及相关的实证研究成果。     

欧盟利益集团对TTIP谈判的影响机制研究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谈判自2015年起进展迟缓。本文对欧洲社会左右两翼的利益集团围绕"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条款和"规制合作机制"对TTIP谈判施加影响的路径方式、过程与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欧盟利益集团对TTIP架构态度的日趋分化,致使欧盟决策层围绕TTIP谈判的重要问题进行反复磋商、不断调整立场,由此不可避免拖延了整个谈判进程。     

欧洲福利国家的未来在哪里？

欧洲的市场经济、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劳资关系是在经济国际化、技术进步以及社会人口变化的压力下出现的。由于拥有完善的社会保护、先进的就业保障以及合作型的劳资关系,因此,欧洲社会模式可以以一种更为社会所接受的方式来适应经济变化。尽管存在共同的欧洲社会模式,但在欧洲福利国家间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然而,由于全球化以及民族国家的内部问题,例如人口和社会变化,这些社会模式都面临着挑战。民族国家层面正在进行的改革以及由欧盟开放式协调法所引发的改革将改变这些国家的社会模式。改革的趋势包括：通过削减福利控制社会开支;社会责任从主要由公共机构承担更多地向私人自愿保险转变;通过扩大非典型性工作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一些国家的政府与工会进行谈判并着手改革,而另一些国家的政府改变了社会伙伴在福利管理中的参与方式。欧洲面临的挑战是既要保持其社会模式的比较优势,同时又要使之现代化并适应新的经济和社会挑战。     

中欧光伏争端中的欧盟与德国——基于三层博弈理论的分析

本文聚焦中欧光伏争端,以衍生自双层博弈理论的三层博弈理论为分析框架,对此次贸易争端进行分析和梳理。本文主要尝试通过"赢集"这一核心概念,解释此次争端中德国和欧盟的立场及行动。本文认为,在此次光伏争端的案例中不仅存在着中国与欧盟在国际层面的谈判和互动,欧盟与其成员国和利益集团之间,以及成员国与利益集团之间也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而争端最后的解决结果是这几个层面互动的合力的结果。     

德国的欧盟语言政策：从边缘化到重视

本文追溯了德国政府对于德语在欧盟机构的地位问题从边缘化到重视的历史演变过程 ,揭示了德国政府对外语言政策方面的价值观转变动因 ,通过翔实的事实印证了德国为提升德语在欧盟机构中的地位所做的工作 ,分析了这些努力带来的效果 ,并阐述了笔者对于欧盟语言机制模式的看法     

欧盟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现状及决定因素分析

本文采用Eora全球价值链数据库,测算了欧盟国家1990年至2018年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其地位指数,从欧盟总体、成员国以及欧盟典型贸易国的行业部门三个角度入手,全面讨论了欧盟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特征;在此基础上,考察了欧盟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其地位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990年以来,欧盟总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规模和参与度得到提升,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成员国对欧盟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贡献值最大。此外,制造业是各个成员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主要方式,但是包括制造业在内的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从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来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研发投入、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禀赋是欧盟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决定因素。     

欧盟在太空时代的角色生成:进程、挑战及启示

随着太空战略价值的上升,太空成为大国博弈的新疆域,太空时代特征日益明显。欧洲国家是较早进入太空的先驱。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欧洲国家于20世纪60年代开启在太空领域的合作,欧共体/欧盟机构的参与则开始于80年代。进入新世纪后,欧盟在太空领域的合作明显加快,在发布欧洲太空政策、欧洲太空产业政策和欧洲太空战略的同时,也实施了一系列共同的太空项目,欧盟的太空角色日益明显。本文从权威性、自主性、连贯性三个维度,重在剖析欧盟成为国际太空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历程及其面临的挑战。通过考察欧盟太空法律地位的确立、欧盟太空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欧盟对太空事务的管理及协调,本文认为,欧盟成为太空多极化时代重要一极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凸显出欧盟在战略性领域采取集体行动的困难。这对于把握今后欧盟在太空领域乃至欧盟整体的发展态势具有重要意义。     

欧盟外资安全审查立法草案及其法律基础的适当性

2017年9月13日,欧盟委员会公布首部在欧盟层面建立外资安全审查机制并且试图协调成员国外资安全审查机制的条例草案。欧盟委员会背离原先处理主权财富基金的立场,将共同商业政策作为立法草案的法律基础,并且认为欧盟具有专属权能并采取共同决策的立法程序。对欧盟立法措施及其缔结的国际协定而言,法律基础的选择极为重要,不适当的法律基础将导致法令无效。鉴于外资安全审查也涉及欧盟资本自由流动规则,本文通过比较欧洲联盟基础条约和欧洲联盟法院的判例法,特别是2017年第2/15号意见来分析该立法草案法律基础的适当性。文章认为,欧盟外资安全审查立法草案构成欧盟法单方面承诺资本自由流动的"后退"措施,其法律基础应是《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64条,而非共同商业政策。     

欧盟反腐败制度的多维解析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超国家行为体,欧盟拥有的权力和可支配的税金比民族国家要少得多。但是,由于反腐败体制、机制上存在的问题,欧盟成立后还是曝出不少比较严重的腐败案件。本文通过对欧盟反腐败制度的多维度解析发现,与民族国家相比,欧盟的反腐败制度存在权能不足、针对欧盟权力的监管较弱和反腐败机制建设不完善等缺陷。近年来,欧盟正在针对这些缺陷完善其反腐败制度。对这个过程进行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欧盟,而且有助于我们探究反腐败制度设计的一般规律。     

欧盟委员会与公民社会关系的变迁与反思

随着欧盟治理的民主合法性危机的突显,欧盟委员会积极地把公民社会组织纳入欧盟政治过程中。本文通过对欧盟委员会有关公民社会的文件的系统分析,指出欧盟委员会与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发生了变迁,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欧盟委员会从只关注咨询利益集团,转而突出广义的公民社会组织乃至"相关各方"的纳入;另一方面,从只关注公民社会组织的提供信息和专家知识的作用,也就是说对输出合法性的贡献,转而突出公民社会组织的参与对消除欧盟"民主赤字"、促进欧盟治理的输入合法性的作用。最后,文章对欧盟委员会纳入战略中存在的问题,诸如促进参与民主的真实性、公民社会组织概念的泛化与空洞化以及公民社会组织的代表性等,进行了批评性评价。     

东南亚的政党与国家

当欧洲的封建王朝承认其领土内拥有共同文化和历史的人民可以自组国家的时候,政党就变得日益重要。这些政党尽管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但都致力于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更加富裕、强大和统一。随着英国、法国、荷兰等帝国势力的撤退,这一模式被带到世界其他地方。在东南亚,帝国势力撤退后留下的国家既没有共同文化也没有相似历史,因此,许多由当地政治领袖创建的政党就试图利用国家机器来建构民族国家。本文主要考察这种"引进"的民族国家模式在东南亚如何催生各种各样的政党,这些政党又为何需要强大的国家来塑造未来的民族。各种经验表明,在民族国家中能发挥影响力的政党,对正努力将自己看作新生民族的人们及其生活,可能起着分化与破坏作用。     

气候政策立场的国内经济基础——对欧盟成员国生态产业发展的比较分析

由于气候变化问题本身所具有的全球性特征,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革新及市场化所形成的生态产业对于一国未来发展潜力及经济地位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一个国家生态产业的力量越强,则越倾向于采取积极的气候政策,其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立场也越积极与超前。本文通过对欧盟15个成员国生态产业和气候政策立场的分析考察证实,生态产业实力较强的德国、奥地利、荷兰一直是欧盟气候变化政策的积极"领导者",而生态产业实力相对较弱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爱尔兰是欧盟气候政策的"拖后腿者",处于中间地位的英国、意大利、比利时、丹麦、卢森堡总体上政策立场趋于积极,法国、芬兰、瑞典情况复杂。因此,本文认为,生态产业实力的大小是决定欧盟成员国气候政策及其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立场的重要因素。     

欧盟的新冠危机治理——基于政策工具的跨界危机治理逻辑

本研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跨界危机属性,通过政策工具视角探究欧盟治理体系如何化解危机。欧盟新冠危机发展成为包含卫生危机、经济危机等的综合性跨界危机。对此,在经历早期的分散化国家治理后,欧盟治理在卫生与紧急事件应对、经济应对、欧盟复苏条件准备三个主要方面实施诸多政策行动。这些政策行动可以被四类政策工具所囊括:信息、权威、财力和组织。欧盟新冠危机治理经历政策工具组合所形成的治理类型的变化,从程度较轻的、简单的多层面工具组合的孤岛式国家治理,发展到复杂的多层面政策组合的欧盟治理,从而展现出内部治理进程上的明显调适与进步。欧盟新冠危机治理的政策工具选择是其跨界危机属性的政策逻辑需求、欧盟治理体系制约下的制度供给回应、欧盟机构与成员国的积极自主行动的合力。综合四类政策工具带来的治理变化可以发现,新冠危机对于欧盟治理的整体影响是全面的渐进深化和局部的范式性改变,而政策工具的分析视角能够较清晰地呈现出欧盟新冠跨界危机治理的样貌和逻辑。     

试析欧洲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

欧洲认同的形成是一体化深入发展的需要。但是一体化进程中也存在一种要求尊重、维护成员国民族认同的观点。因此一体化的发展需要处理正在形成中的欧洲认同和现有的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欧盟一直存在超国家主义、国家中心主义和多元主义三种不同的观点。超国家主义认为欧洲认同必然取代民族认同;国家中心主义则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对欧洲认同的发展持悲观态度;多元主义则宣扬欧洲认同和民族认同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观点。对欧盟公民的社会调查结果表明,国家主义的观点仍然得到许多民众的支持,但是多元主义正在逐渐深入人心。特别是一种民族认同+欧洲认同的多元主义方式,正在为越来越多的欧盟民众所接受,这为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