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审判为中心：一场未完成的改革

相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刑事诉讼中适用的火热场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推进状况颇不令人乐观,呈现出文本“热”与实践“冷”的反差。实体真实优先性的刑事诉讼观念、非正式性的纠纷解决传统、可控性的程序运作思维、行政性的审判管理方式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遭遇困境的症结所在,法官对庭审实质化的心理排斥则是改革最直接的障碍。期望在维持案卷移送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审判机制、程序技术或证据制度的调整走出改革困境,实践证明很难成功。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应当进行宏观的制度性变革,构建中国式诉因制度,改革人民陪审员制度,阻断侦诉卷宗信息对裁判结论的实质性影响,激发法官的内生动力,同时完善司法管理方式和问责机制,破解制约审判权独立行使的体制机制障碍,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诉讼法制现代化的障碍因素及其对策研究

自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由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转型的历史进程。诉讼法制现代化问题也逐渐进入了人们的研究视野。考虑到制度性因素,以及思想意识因素等一些问题的存在,当代中国诉讼法制现代化建设面临着许多障碍,本文在分析了这些障碍性因素的基础上提出我国诉讼法制现代化建设的对策。     

检察机关综合监督工作机制研究

综合监督是指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将各种监督方式综合起来运用,多方面、多层次、多渠道地开展诉讼监督,促进被监督对象发挥其内部监督作用,健全内部纠错和预防机制以提高监督成效的监督方式。传统的诉讼监督以个案监督为主,主要纠正个别正义,而综合监督试图去解决制度性的问题,实现普遍正     

我国近代诉讼文化的转型及其影响

我国传统诉讼文化从清末鸦片战争之后开始出现转型,制度性诉讼文化通过移植、借鉴西方先进的诉讼制度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现代诉讼意识仍只是停留在字面上和少数精英的头脑中,广大民众的传统观念性诉讼文化依旧没有改变,观念性诉讼文化的缺失对近代乃至当代的诉讼现代化有着极其负面的影响。     

集团是怎样形成的——基于普通法集团诉讼的程序分析

在普通法国家集团诉讼制度中,正确适时地认定集团是启动和推进集团诉讼的前提。程序上,先是要认定集团是否存在,法院根据原告代表的申请尽快做出是接纳集团诉讼的命令;而后则要确认集团成员资格、框定集团范围,以便最终为集团诉讼判决划定效力范围。可以说,集团诉讼展开的过程,同时也是集团范围和规模不断得以塑造和明确化的过程,甚至在判决阶段法院仍要对集团及     

诉讼实施权理论的基础性建构

<正>在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的学术谱系中,以德、日为代表的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自清末修律到今天民事诉讼法即将展开的第三次大规模修改,一直占据着多样化的学术渊源的主流,并且形成了中国民事诉讼理论的学术传统和制度根基。作为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学术范畴,诉讼实施权是当事人实施诉讼行为的前提条件,也是将诸多民事诉讼制度,如诉讼担当、诉讼信托、诉讼代理、诉讼代表以及多数人诉讼制度予以正当化的理论基石。遗憾的是,国内学者尚未来得及对诉讼实施权理论进行专门研究,目前     

二审民事案件事实认定思维取向探略——首先假定一审法官认定事实正确

无论从诉讼理论上还是从诉讼实务上,事实认定都是民事诉讼的核心问题,民事诉讼在很大程序上都是围绕事实认定展开、推进的。二审民事诉讼是在一审判决事实认定基础上的审判活动,其对案件的事实认定的展开与推进有着与一审诉讼显著的不同。二审法官在对待一审事实认定方面持什么样的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工作思路,并最终直接影响     

诉讼调解的实证分析与法理思辨——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实施调查

21世纪中国民事诉讼的一个戏剧性变化,就是诉讼调解这枝“东方奇葩”经历了由冷复热的惊喜。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基本上是沿着否定诉讼调解,效仿西方国家诉讼程序文明的路径展开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调解规定》)的颁行标志着诉讼调解制度“复兴期”的到来。既然是复兴,就不能倒退回传统诉讼调解的老路上,只能是在新环境下的再生。这就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诉讼调解的价值与本质;需要重新设计诉讼调解的程序;需要在权力构架下重构调解与审判的关系。为     

证明责任的分离与融合

证明责任居于证据法学的核心地位。证明责任概念体系和责任分配体系的演变,既有公平、正义的理念基础和政策、利益、价值等的权衡,还有诉讼模式、立法模式、审判方式、诉讼构造等的制度性因素影响。随着各国法律文化的交流与发展,相互借鉴与融合是必然的发展趋势,而且两大法系国家证明责任制度与学说理论已经出现了从分离走向融合的态势。     

夯基筑本聚势谋远 精准规范办好每一个公益诉讼案件

<正>公益诉讼检察是一种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从顶层设计到实践落地,从局部试点到全面推开,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公益司法保护“中国方案”。公益诉讼检察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办案不精、能力不强等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为践行“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要求,公益诉讼检察应从“强基础、抓根本、聚力量、谋长远”四个方面来把握,不断提升精准性和规范性。一、强基础,夯实检察公益诉讼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     

试论证券市场操纵行为的法律规制

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化,证券市场作为媒介融资的必备环节在我国逐步发展起来。其从无到有,逐渐完善的过程亦伴随着我国证券立法的渐趋完善合理。然,市场操纵行为仍是我证券市场的一大危害。这是一种扭曲价格机制,严重损害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破坏证券市场公正性的违法行为。在建立了行政责任制度和刑事责任制度之后,还应建立完善民事赔偿责任制度以有效的遏止操纵市场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QFII制度与我国证券投资市场的国际化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开放步伐的加快,我国证券市场逐渐过渡到了有限开放的阶段。在这一背景下,机构投资者成为引起重视的投资主体之一。在机构投资者制度中,QFII制度是一种颇有创意的资本管制制度。QFII制度在我国证券市场法律制度体系构建中具有重要的作用,QFII制度在中国的发展特点以及一系列改革措施表明了中国证券投资市场的国际化趋势。     

论证券法规则理念和制度机制

证券权利和市场机制离不开法律规则 ,其法律规则是对传统民商法规则的一次超越 ,具有自身的个性。证券法规则的理念有两种 :新古典规则理念和注重长期关系理念。我国证券法规则理念虽偏重于长期关系 ,但尚未真正形成。我国的证券法规则理念应当借鉴大陆和英美两大法系的优势 ,走出一条中国式的证券法规则理念之路     

论证券投资基金所持股份之表决权的行使

证券投资基金所持股份之表决权理应由基金管理人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自由行使,但由于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数额一般较大,且该表决权的行使具有权义复合性和双重共益性,故基金管理人在行使基金持股之表决权时应尽忠实、勤勉义务。建议我国立法对基金持股之表决权进行一定的规制,以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并更好地发挥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在股份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证券市场“扩容—转板”制度研究

市场扩容量大小形成扩容值,市场转板量多少构成转板值。证券市场扩容规模符合市场发展要求时,可以适当设计市场转板制度。在证券市场既定的规模基础上,微调市场制度设计的扩容值和转板值。不同的扩容和转板赋值,将会形成不同的发展路径,产生不同的市场发展前景。     

证券欺诈民事责任法律性质之争议在法学方法论上的检讨

从类型分析法入手,全面阐述了证券欺诈的各种类型:证券发行、交易欺诈,证券收购欺诈,第三人证券欺诈,代理人欺诈,操纵市场,内幕交易,欺诈客户,并深刻分析了上述证券欺诈应由合同法予以规制的必要性。其次,运用目的分析法,立足于证券法的立法目的,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证券欺诈导致了契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产生,为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应赋予受损害的投资者选择权,而非单一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     

我国证券经纪人制度中的法律关系探析

证券经纪人制度是指在规范合法的前提下证券经纪商通过经纪人直接向客户提供证券交易、证券信息、证券分析、证券投资理财等服务的一种高层次、多功能、专业化的新型服务制度。是证券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不仅在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也是国外成熟证券市场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规定的证券经纪人存在的基本形式就是证券公司即券商。但是早在90年代中期,券商出于市场竞争的要求就已催生出一批以个人或小团体为单位的狭义上的证券经纪人,然而国内证券经纪人制度还处于尝试或探索阶段,由于其法律定位不明,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出现了不少的问题。     

论证券市场法律责任的立法和司法协调

本文指出,立法者应当扭转重行(刑)轻民的思维定势,对于证券民事责任、证券行政责任与证券刑事责任予以同等关注;司法执法机关对于证券民事案件、证券行政案件与证券刑事责任应予同等关注。文章继而分析了证券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并用与竞合,以及证券民事责任中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问题。对于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1月15日出台的《通知》所引发的人民法院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案件涉及的程序与实体问题,也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投资者有权起诉面临退市甚至破产境地的虚假陈述公司。作者还主张建立快速落实证券民事责任的争讼解决机制,并建议成立投资者协会,发挥其在落实证券民事责任方面的重要作用。     

监管理论的发展与证券监管制度完善的路径选择

传统监管理论对监管者自身问题的忽视,不仅在理论上留下了缺陷,而且对证券监管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也产生了不利影响。监管理论的发展总体上是沿着从公共利益理论逐步向私人利益理论的嬗变展开的,并对证券监管制度的构建与实践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私人利益理论弥补了传统公共利益理论的缺陷,形成对监管制度不同的理论研究进路。中国的证券监管制度一直以公共利益理论为理论基础,存在突出的制度性缺陷。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公共利益理论对于监管制度的解释力明显下降,需要采用比较丰富的私人利益理论解决具体制度的完善问题。     

我国证券公司的融资制度研究

证券公司的融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管理层,也制约着证券公司的进一步发展,进而影响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壮大。在分析证券公司现状和考察世界各地证券公司融资制度的两大模式的基础之上,认为应建立专业化的证券融资公司以适应我国证券公司发展的需要,并就此提出了若干建议。